典型速描

在臺灣眺望世界帝國 ☆來源: 隨讀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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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5

2014年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理想國一次性推出整套“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叢書,引起巨大反響。2017年3月至2018年9月,臺灣商務印書館陸續推出新譯本,叢書名為“中國·歷史的長河”。和簡體版一般,繁體版也邀請學者撰寫導讀。臺灣中興大學助理教授游逸飛先生期望做一個兩岸學者導讀的“對讀”,基於逸飛兄的策劃和幫助,以及臺灣商務印書館和理想國的授權,本公號陸續推出這套叢書的學者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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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的對位:一個人如何在時代的五線譜上跳舞?

原書日文版出版於二〇〇五年,其後中國的廣西師範大學取得翻譯成中文簡體並在中國銷售的版權。本書則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另外翻譯成中文繁體在臺灣販售。商務印書館創立於一八九七年的上海,乃是近代中國最早、最成功與影響最大的新式出版事業之一。本篇導讀之撰寫者目前工作的中央研究院,成立於一九二八年的廣州,在動盪的社會中標舉追求真知的大旗。

這兩個機構,由於日中戰爭與共國內戰而流徙各地,個別成員更因思想取向而分裂成不同的陣線,最後在國民黨政權敗退遷台之際,有些人決定留守家園、迎接新中國的成立,有些人遷移渡海,落腳臺灣。以上之所以介紹這兩個機構的背景,意在提醒讀者:一本書的誕生、一篇導讀的成形,其背後有無數人的用心,其牽涉的條件與因素實有長遠的淵源與複雜的牽連;一本日文書的中文譯本之所以區分成繁簡兩體,兩種譯本皆有導讀,而讀者眼下這份不同於另外一篇的思想形貌,正反映了東亞政治與文化交錯牽連又區隔差異的型態。遷台後的臺灣商務印書館與中央研究院,在戰後臺灣的學術與出版、教育與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這兩個機構未遷台,則臺灣戰後的社會與文化面貌必與今日大不同,讀者不一定能看到手中的這本書和導言。歷史研究的眾多目標之一,是希望讀者能從當下看似理所當然的表像,找出人事地物在過去時間中的蛛絲馬跡,從而對眼前的事象產生恍然大悟的理解,進而讓人能從散亂的蹄印中一眼看出敵軍的數量、動向與士氣,或清楚辨識、一手撥開糾纏的蜘蛛絲。

西元七世紀,來自關中的隋唐政權統一南北,重建廣土眾民的中華帝國,雄崌東亞大陸。此一新的形勢,引起週邊政治勢力的關注。朝鮮半島處於不同政權抗衡的格局已數百年,彼此混戰、交互結盟。在此情勢下,陸地相連的中國和一海之隔的日本(時稱「倭」國),成為高句麗、新羅和百濟既爭取支持、又擔憂介入過深的對象。然而,統一後的中國從東方虎視眈眈,從隋文帝、煬帝、唐太宗到高宗,皆曾派兵攻打高句麗;至於日本,對半島南方,若非曾經直接統治,至少也有強大的影響力。終於在六六三年,在半島西側的白村江(或稱白江,今稱錦江),爆發一場國際戰爭。三年前遭唐與新羅聯軍滅國的百濟,憑著各地遺民的遊擊力量,加上日本派遣的援軍,向唐與新羅發起複國戰爭,但戰爭的結果讓這個希望徹底沉沒在白村江的浪花底下。

白村江之戰的結果,不只改變了東亞國際政治的版圖,同時也改變了許多個人的命運。在六六〇年百濟亡國之戰中,有位將領黑齒常之先降伏唐軍,但又叛逃加入遺民的反抗軍,直到複國戰爭完全失敗才徹底歸順唐國。他的軍事才華深受肯定,逐漸獲得唐帝國君臣的信任,從而在十餘年後,率領唐國的軍隊在青海成功反擊吐蕃。此後他轉戰東亞各地,不但在武則天奪權時平定在揚州舉起的叛旗,更擊敗東突厥的侵略。黑齒常之以一介降將,立下汗馬功勞、戰功卓著,成為唐高宗與武則天時代最常勝不敗的將軍之一。但在武則天即位後的恐怖統治中,被猜忌、誣告,最後以謀反的罪名下獄而死。此時離他身為亡國降將的屈辱處境,已經超過二十年。像黑齒常之這樣出身非漢民族的將領,稱為蕃將。唐朝蕃將的數量之多,介入內外局勢之深,乃其政治史與軍事史的一大特色,更與唐朝的崛起、中衰與結束相始終。

異族降將,獲得異國新君的重用,在之前與後來的歷史中並不多見。那個時代和近現代的「民族國家」不同:種族與政體並不強求一致的界限,「民族」與「國家」可以錯開,沒有後世強烈的愛國主義或種族歧視的意識型態。當時人並非不曾意識到人我出身的種族,但也沒有提倡民族熔爐、多元文化或多樣性這樣的觀念;雖不能說漢民族毫無文化優越,但人們也沒有刻意強調漢民族及其文化至上。不同種族與文化的共存,彷彿是自然與歷史的常態。

黑齒常之的一生呈現出隋唐世界帝國中「軍事人」的軌跡之一:他從邊緣跨入核心,銜命四處征戰,足跡踏遍塞外與江南。如此際遇,恐非他當年在朝鮮半島所能預期。如果他在百濟複國戰中陣亡,唐國內外的戰爭是否還能長保勝利,亦屬未知。他在人生的行旅中走出自己的命運,也參與形塑了大歷史的面貌。

既然臺灣的繁體中文譯本與這篇導讀,並非理所當然,那麼追本溯源,日本學術界與出版業又為什麼固定合作,針對中國歷史,聯手策劃這樣一套書,總集日本中國史學界研究成果一時之大成?甚至,日本人為什麼要跨越現代民族國家的邊界去研究中國歷史?其實,臺灣商務印書館決定引入這套作品,並另外邀請臺灣的歷史學者執筆導讀,意在突顯「臺灣觀點」。不過在此之前,或許我們應先瞭解原書「日本觀點」的歷史。

日本與中國密切互動,正始於本書講述的隋唐時代。白村江一役敗戰後,日本逐步與唐修復外交關係,並派出遣唐使,學習唐的國家體制與先進文化,完成國家整合。這個時代常被視為「東亞文化圈」形成的開端:漢字、律令、佛教與儒學四個要素,從中國傳播到日本、韓國和越南等。由於日本的國家形成和隋唐時代的歷史直接相關,因此日本人瞭解隋唐時代,同時也意在探討自己的歷史。

日本派遣外交使節和留學生赴唐,前後一百多年。直到唐朝國勢衰頹與內亂,這種官方交流終止於十世紀的宋朝開始之前。停止派遣後,日本也邁入「國風文化」(こくふうぶんか)階段:即日本本土特質主導文化發展的走向。但日本仍透過民間貿易的往來,輸入中國的物質與文化,包括書籍、繪畫和器物等。即使到了江戶時代限制外來貿易與傳教,文化菁英多半具備閱讀漢字並以之創作的教養。總之,日本與中國有長久的交流,認識中國是瞭解自身文化的形成、不可或缺的一環。

到十九世紀中葉,日本在西化、現代化的道路上快速前進。此後一百五十年間,在鼎盛的國力下,學術研究蓬勃發展,伴隨軍事、政治與經濟的侵略、殖民與擴張,同時也進行深入而周密的學術調查與研究,將知識的視野,幅射到亞洲其他地域。這是現代帝國主義與經濟擴張對「他者」的探究:立足於地緣政治的前提,培養國民的知識力,思辨與探索「國族」未來的發展方向。

除了黑齒常之,還有不少人因緣際會在從東北亞到中亞的陸地、從東南亞到南亞的海域上,憑著族群秉賦的文化,加上個人的才華,穿梭在不同的政體,或經商逐利,或行政管理,或學習與傳播不同國度的語言、文化與宗教。這些奇材異能之士帶動了不同地域的物質與知識的流通。

六八四年,反對者在揚州起兵對抗武則天的統治,黑齒常之率兵討伐。數年後,當地的淳於家中誕生了一個男孩。他於十四歲在揚州大雲寺出家(這所寺院正是武則天下令設立),法號鑒真。四年後,他北上長安、洛陽求學,在唐國佛教學術的中心研究佛教的學問;後來他返回故鄉揚州主持僧尼的授戒事宜,逐漸在長江、淮河一帶,成為眾人景仰的高僧。七四二年,來自日本的遣唐僧拜訪鑒真,請求他赴日授戒,協助日本整頓僧團紀律,以便國家管理。此時鑒真已經五十餘歲,地位崇高。然而,他的弟子中竟然無人願意冒險乘船渡海前往日本。鑒真決定以身作則,放下已有的事業,親率弟子赴日。但他低估了此行的困難。由於這是鑒真個人的志願,官方並不支持,反而屢加干擾。造船和聘雇船員,途中所需的糧食,以及帶去日本的宗教與文化器物,各種開銷都由鑒真籌措。這趟旅程更是多災多難,前後耗費十二年,他不斷設法從東南沿海港口出航,但變故迭起,以致足跡所至之地從今日的江蘇、浙江,遠至海南島,直到第六次才成功抵達日本。這段期間,鑒真遭遇弟子的阻撓、死難、離棄和反叛,雙目也因病失明。鑒真終於在七五三年成功抵日,此時已六十餘歲。他獲得日本朝廷的重視,首先為天皇授戒。

對佛教徒而言,佛陀生於天竺(印度),乃是世界中心,中國則屬邊地,海外島嶼更是邊緣。如果說玄奘跋涉千萬裡,前往佛教聖地追尋原典,鑒真則是逆向走上邊陲之路。而且,鑒真的大半生正當唐朝國力鼎盛,居住的揚州更是江南重鎮。他為何決定離開舒適的環境,遠離文明發達的地區,前往陌生異域的海外島國?唐國的強盛吸引了其他地方各大宗教的人士從海陸兩路前來中國,希望獲得皇帝的賞賜、認可,乃至信奉。但鑒真卻反其道而行。鑒真的堅定不移,反映出對佛教的信仰,如何賦予人強大的生命動力。此一動力驅使著一代又一代的僧人,奉獻于文化的空間傳播與世代傳遞,這正是中世「宗教人」身上最不凡的特質,否則有多少人能承受現實的殘酷打擊而不改本願初心?如果鑒真中途放棄,或死於海難,日本佛教史和文化史是否會有不同的走向?

在東亞海域諸島,臺灣最晚、直到十七世紀才進入文字記載的歷史。隨著漢人大量、長久定居,滿清政權的征服、統治,臺灣才納入中國的統治。清代臺灣是個快速「開發中」的新興農業區,基層農工的移民、對岸商業資本的投入、本地土豪的形成,形構了兩百年間臺灣社會的面貌。

在這個求生求富的地區,儘管逐漸有了學校教育、科舉考試和藝文活動,並與福建交流,但當時臺灣是個文化滯後之地,與數百年來社會經濟最發達的江蘇、浙江長久形成的菁英文化相距不可以道裡計:在學術知識的條件上,不但缺乏大量而優質的藏書;知識社群的規模小、水準低,不足以形成同儕溝通討論的網路。相形之下,對岸福建從十世紀起就在全國科舉的中舉人數中,佔據越來越高的比例;在十二世紀更孕育了東亞近世最重要的學者與思想家:朱熹。

由於歷史短而基礎淺,廿世紀以前的臺灣無從自中國傳統學術中孕育本土的觀點。所謂「觀點」,必須具備主體性,並在自由的環境下思考本身所在的地理與歷史位置。但在廿世紀前半期,臺灣先從屬於日本的殖民統治,後半期又收受國民黨政權的意識型態。在種種不利的條件下,雖然臺灣人相當熟悉中國的歷史,但往往也十分陌生,很難說臺灣對中國歷史具有自主性的「臺灣觀點」。

當我們企圖摸索臺灣觀點之前,不妨先從反方向自問:看待中國歷史,是否有哪些角度是我們慣性地看不到?哪些事是過去、乃至現在往往容易忽略不見的?過去的殖民統治和威權體制,官方主流的意識型態如何左右我們對中國及其歷史的認識?

其中一個重要的誤區是「中華思想」(ちゅうかしそう)。這個日文的學術用語,意思是認為自己代表「中華」:自己的文明、文化比週邊的地域、民族與國家更優越,具有普遍的價值,輕視他人為落後和野蠻。世界各地都有熱愛鄉土、推崇邦國的心理,但不是每個地方都自認為是唯一的中心。在中國的冊封體制與東亞文化圈的時代,中國曾經是重要的樞紐、擁有先進的文明。但由此形成「中華思想」的世界觀,傳播到朝鮮、日本和臺灣後,在這些地方也出現了相似的變種,即「小中華」、「皇國」等,主張自己才能體現真正的「中華」。這種心態從近代以來遭遇歐美文明的挑戰,在重視文化多元性的全球化時代,更造成交流的障礙與彼此的隔閡。但這種心態並未消失,仍潛藏在許多人心中,不時浮現。身在臺灣,如果我們不能適切理解中國的邊緣和邊緣以外的民族和國家,那我們也很難對中國及其歷史有恰當的認識。

就在鑒真抵達日本的兩年之後,唐帝國爆發了安史之亂。這場叛亂嚴重損傷唐的國力。為因應新的局勢,帝國政府在財政和軍事上採取許多措施來維持中央的權威。然而,地方權力的上升與基層民眾的活躍,已成為新的歷史動力。終於在八七五年,席捲半壁江山的黃巢,成為摧毀帝國權威及其結構的最後一擊。針對黃巢,唐帝國派出江南的駐軍,以揚州為基地進行征討,並發佈文告數落黃巢的罪狀。這篇文章是由一位來自新羅的文士崔致遠執筆。崔致遠年僅十二歲,就被挑選出來、派赴唐國學習,更在二十歲考上進士,後來成為江南方面大員的幕僚和文膽。但黃巢的勢力持續茁壯,攻陷唐的首都長安,在位皇帝再度像安史之亂的玄宗一樣,避難四川。崔致遠身在軍中,透過各種情報和訊息,明白唐帝國此時正分崩離析,於是他決定返回故國,離開即將崩頹的文明核心區,回到地處邊緣的家鄉。

然而,與唐關係密切而友好的新羅,此時同樣步向衰亡。黃巢之亂雖被平定,但從中崛起的新勢力也結束了唐帝國,新羅則面臨地方勢力崛起的分裂危機。崔致遠回到新羅,始知故國同樣處在巨大的世變中,最後他可能目睹唐與新羅的亡國,在哀歎下離世。但他不曉得自己身後,朝鮮半島逐漸發展出更具獨立性格的文化,他教出來的學生在新統一的高麗王朝任官,他們推崇崔致遠開拓朝鮮文學與思想的先驅地位。從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漢文化的流動,以及朝鮮文化的獨立發展。如果崔致遠死于黃巢之亂,或留在中國,那麼朝鮮文學史、思想史是否將因此改寫?

崔致遠是一位「文藝人」,他選擇離開中國,象徵唐帝國的衰落:東亞文明的單一核心,不論是長安或唐帝國,已經消失。新的時代格局逐漸形成:東亞各地的民族與國家,包括日本、朝鮮乃至東北亞與北亞的遊牧民族,都發展出更明確的民族意識,對自身的獨特文化更有自覺。

就像在其他時空所見,關鍵性的大戰往往寫下舊曆史的句點,然後翻開時代的新一頁:戰爭往往是長期時勢的發展,因意外而爆發,其結果又成為新時代的契機。白村江之戰的勝敗,深刻影響了東亞的走向。中國介入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引發與日本的國際戰爭,反而劃下擴張的句點,推進了朝鮮半島的政治統一、日本列島的國家形成。

自隋唐政權重建帝國,多次出兵東北亞,敗多勝少,徒耗國力,最終已乏實力將朝鮮半島納入間接或直接統治的領土中,從而退出半島、撤軍內縮。但朝鮮半島原本三強鼎立的均勢因隋唐政權的介入而失衡,作為區域強權的高句麗屢屢獨擋隋唐壓境侵略的兵鋒而國力大損,百濟則兩度遭唐與新羅聯手滅國告終,最後由新羅統一朝鮮,走向國家整合的新階段。對日本的大和政權來說,雖然戰敗,但在內外兩方面加快腳步:除了與唐國修好,同時也建構防禦工事,防範唐國跨海入侵。由於軍事動員,加速了國家權力的形成,強化了大和王權的控制力。

新羅與日本雖然一勝一敗,結果不同,但在國家統一的道路上穩定發展:一方面與唐國周旋,外交謀略與軍事抗衡雙管齊下,維持本國的政治獨立,建構國家權力;另一方面學習其制度與文化。可見如何師夏長技以制夏的和戰兩手策略,自古以來即考驗週邊國家領導者的智慧。

本書旨在介紹中國隋唐王朝的歷史,那個時代距今超過千年之遠,宛如遙遠的異邦。從異邦歸來的歷史學者,有時也能帶回來一些有趣或有益的消息,讓我們站在東亞海域與陸地的交界,眺望明日的晨光。

 

廖宜方|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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