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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等身四千萬言 終生內控葬禮凄涼 大陸傳記文學泰斗葉永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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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19

大陸傳記文學的泰斗——葉永烈先生於五月十五日病故,當局未刊訃告,作為葉先生的同行與摯友,我是從一個美洲網站的博文中得悉噩耗的。博文作者、九十二歲的老記者曉星(徐鴻年)寫道:

6月1日是兒童節,上午10點在龍華殯儀館舉行了葉永烈追思會。葉永烈是《上海灘》雜誌的老朋友,熱情支持這份刊物達三十多年。我和《上海灘》編輯部原主任葛昆元前往龍華弔唁,昆元還是上海作家協會的會員。因為沒有登報預告,當天到場的人數有限,據我目測不會超過一百五十人。

所謂“追思會”,其實就是遺體告別儀式,也是由殯儀館“一條龍”承包的。現場佈置典雅而有藝術感,入口處還有簽名牆留念。大廳內外擺滿了各界送的花籃。其中也有高級幹部送的,如溫家寶、劉延東等,他們都是已退休的。殷一璀也送了花籃,她剛卸任上海市人大主任,目前是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現場還有趙麗宏等敬獻的挽聯,但不多,僅四副。上海市的現任領導,包括市委宣傳部部長,似乎一個也沒來。

最讓我驚愕的,是大廳裡擺放了幾十個靠背軟椅,椅背上都貼了姓名,“對號入座”。由於工作關係,二十多年來,我去殯儀館出席了數不清的告別儀式,其中也有級別很高的,卻從未見過在逝者遺體前擺放成排的座椅。只有個別年邁的弔唁者,是由人攙扶著進來的,才臨時給他搬來一把椅子。

現在落座的大多是中年人,而整個儀式不過半小時,難道他們都站不動?昆元兄指著座位上的一個女子說,她是少年兒童出版社的現任社長。我們的老朋友沈飛德也在前排就坐,他也是有“身份”的,職務是上海文史研究館副館長。而“身份”不夠的弔唁者,不論你是年邁者還是殘疾人,都只能站著。這套官場上的開會陳規,竟然搬到弔唁大廳來了,不知葉永烈在天有靈作何感想!

沒有人致悼詞,有關葉永烈的生平事蹟,是由殯儀館司儀宣讀的。這份文稿應該是作家協會提供的,突出了《十萬個為什麼》《小靈通漫遊未來》等科普作品,就連葉永烈曾經執導的一部紀錄片和一部電影都沒漏掉,偏偏“漏掉”了他在海內外傳播甚廣的1500萬字的紀實作品。

現場還放映了一部葉永烈生前風采的視頻,其中總算出現了他的紀實作品,但也只見《紅色的起點》等“紅色三部曲”,而且是一閃而過,至於影響更大的《反右派始末》《四人幫興亡》《馬寅初傳》等,一字不提。顯然,這就是當下的輿論導向,要把葉永烈限定在“科普作家”的位置上,不希望大眾過多關注他筆下所揭示的歷史陰暗面。

代表家屬致答謝詞的是葉永烈的兒子。葉永烈的夫人楊慧芬沒有露面,據說她因為身體不適,待在旁邊的休息室裡。每位弔唁者臨去時都拿到了一條紅領巾,這是有點新意的。而追思會選在“銀河廳”舉辦,我覺得也是有寓意的,應該是家屬的主意吧?

當我和昆元兄等準備離開現場時,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只見一個六七十歲的男子急匆匆趕來,攔住了我們:“對不起,我來晚了。我只想問一個問題,今天有沒有市領導到場?”我說:“送花籃的有市領導。”他盯住不放:“我是問現場有沒有市領導?”昆元回答:“作協的領導來了……”那個男子憤憤不平:“我早就看出來了,現在根本不把知識份子當回事!”

我停下了腳步,久久回味著這個男子的激憤之言。其實,一個真正偉大的作家,終究是靠自己的作品去贏得千萬讀者的,又何必在乎達官貴人是否把你“當回事”呢。今天煊赫一時的“書記”“常委”“主席”之類,再過五十年,再過一百年,還有幾個會被人記住?而能夠打動人心的作品,卻可以一代又一代引發迴響,歷千百年而不朽。

我認識葉永烈在一九九三年冬,離開故鄉十四年後因奔母喪回滬,在著名雕塑家沈默的家宴中。當時他已經名滿天下:其科幻小說《小靈通漫遊未來》發行了三百萬冊,科普作品《十萬個為什麼》印行一億多冊。葉永烈為人謙虛謹慎,毫無名人架子,從不疾言厲色。

九十年代中期,我應邀赴北上廣深等地出席了多次文學、歷史題材的學術研討會,夤緣會見的中央與地方文聯、作協、宣傳部要人,無不私下提醒我:「你和葉永烈是同鄉、同行,來往密切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要知道葉永烈長期以來都是當局的內控對象,您和他談話切忌超越紅線,否則,被人舉報了,可能會回不了香港!」

我想,葉永烈是上海作家協會的一級作家(由國庫供養),身兼全國青聯常委、上海科普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普創作協會常務理事、世界科幻小說協會理事等要職,出入國境滿天飛,這又怎麼「內控」呢?然而,回想起比葉永烈顯赫得多、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劉少奇、林彪都是死於非命,我也就想通了。

葉永烈常常說:「我的紀實作品,均註明出處,從不東拼西湊」。我曾當面與他爭論,我說:「您老兄位高權重,有資格訪問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本事進入中央與地方的檔案館摘錄與拍攝密件;可我們國外、境外的作者卻不能越雷池一步,除了東拼西湊,實在一籌莫展。不過,官方的檔案未必完全正確無訛,要不然,這些年會有這麼多冤假錯案要公開平反?從大陸出來的歷屆政治運動親歷者在海外撰寫的回憶錄,倒反而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實在比官方檔案更可靠」。他笑著說,他的一百多部作品,每部都有幾次校對稿,加上各種剪報、筆記、錄音帶、書信、照片、評論,堆滿了住宅隔壁整整一套房子(圖5),直到2014年-癌症開刀後六年,才忍痛捐贈給上海圖書舘,整整裝了十輪卡壹車。上海圖書館以「葉永烈專藏」(圖3)的名義予以收藏,這是首個以在世中國作家命名的捐贈專藏。在捐贈儀式上,他說:「我故世之後,在墓碑上可以書寫:請到上海圖書舘找我!」

一九九五年,我在出席一個傳記文學研討會時,對葉永烈說,中國歷代都有疑案,現代也不例外,光是文革十年就有九宗疑案:李震、陶勇、譚甫仁、閻紅彥、劉培善、朱德、皮定均、李天佑、謝富治的離奇死亡,至今真相未明。閣下有資格查閱大內檔案,如能去蕪存菁,整理成文,對文革史研究一定是功德無量。後來,他陸續寫了幾篇託友人帶到香港,由我協助在香港台灣三種政論雜誌發表。可惜因他身在曹營,有諸多難言之隱,所以各該文章都未觸及要害。例如,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之死,《九十年代》有長文揭露,陶是由於長期淫辱麾下男女官兵,在群眾批鬥後跳井自殺,然而其移居美洲的女兒女婿卻投書該刊,指文章「造謠誹謗」。海軍總司令李作鵬說,陶勇是自殺的,其妻朱嵐也給逼死。南京軍區充許世友說,陶勇是被文革嚇死的。陶勇的摯友、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說,陶勇是被造反派打死後投入井裡的。葉永烈寫的《陶勇將軍之死》則說,「死者被拉出水井之後,現場已遭到破壞,無法深入追查」。陶勇的死對頭、東海艦隊政委劉浩天定性陶為「叛徒」,此人無災無難升了官,連女婿丁一平也升任海軍副司令。

坊間盛傳「葉永烈首次還原傅雷之死真相」,實際他也只是根據法醫鑑定書,頸部有馬蹄形索溝,否定了保姆的「服敵敵畏」之說。這一類的「還原」並未傷及當權者的筋骨。從葉永暢銷名著《歷史選擇了毛澤東》、《鄧小平改變中國》、《四人幫興亡》、《毛澤東與蔣介石》等細細觀察,他一貫準確地把持著中共的政策分寸,所以上述題材敏感的書稿都能順利地經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與中央文獻研究室審查通過,連審查官都贊他「對政治敏感問題詳略得當」。

一九九八年,我擔任香港特區政府藝術發展局委員兼文學委員會主席時,撥付鉅款,資助了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與傳記文學國際研討會(圖1)的召開,二者都堪稱羅斯勞斯級的盛會,非但提供落地招待且贈送與會學者長途機票與高額出席費(論文酬金),我對兩次會議的秘書處指示,各五十多名的貴賓學者名單都要把葉永烈放在首位。那年九月十七日,我在港島一家五星級酒店與葉永烈生秉燭夜談。談話的主題是:像你這樣一位傳記、科教、電影三棲的體制內重量級作家,舉世聞名,又沒得罪過權貴,為什麼長期被「內控」呢?

他苦笑道:「志偉兄,你只見我吃肉,未見我挨打!我父親是溫州一家錢莊的總經理,還當過銀行行長,出自保定軍校;我妻子楊惠芬(圖2)家是浙江平陽的大地主,岳父楊梯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這在共產黨的階級成份論中,屬於雙料的黑九類(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資本家),是最犯有原罪的。我編寫的《十萬個為什麼》在文革期間被定為「大毒草」,內文有一題「太陽為什麼有黑子?」被說成「惡毒攻擊紅太陽毛澤東」;白毛女主角楊白勞「喝鹽鹵為什麼會死人?」難逃「污衊貧下中農」的大帽子,不僅遭到批鬥、抄家,還被押送到杭州灣畔的電影系統五七幹校,勞改整整三年。一九七六年初,我的童話《來歷不明的病人》被指斥「違反江青同志關於三突出的創作原則」。四人幫倒台後,極左路線從未偃旗息鼓,我在羊城晚報連載的長篇小說《黑影》,被中國青年報批判成「違背四項基本原則」,這使我感到左毒不除,天下不寧。我的八十萬字紀實長篇《反右派始末》報審時,一看書名就被涮掉,我只好將書稿交給書商買下青海人民出版社的書號印了十萬冊。出書後三個月被禁,此書修改後再報審又被涮掉,請另一位書商買新疆人民出版社的書號,再度出版再次遭禁。我的三十萬字長篇政治小說《毛澤東重返人間》,則只能在港、台出版,大陸只有地攤上的盜版本。」

葉永烈雖出自名門世家,但一九六三年他結婚時,只能住到近郊桂林路僅12平方米的陋室,到他成名成家後購入擁有遊泳池的豪宅,兩個兒子都被送往美國深造,在「嫉人有錢,厭人貧」的中共眼中,葉永烈當然被視為「異類」,尤其大兒媳曾在台灣中華電視台(中共眼中的國民黨軍方傳媒)擔任「海棠風情」節目主持人,兒子被美國公司派往台灣從事產品銷售工作,這更犯了中共的大忌。黑九類升級成了「台屬」,不啻是雪上加霜,近年大陸連續破獲高幹被台灣策反的台諜案,諸如總後勤部軍械部長劉連昆少將、軍械管理局局長邵正宗大校判死刑、社保理事會辦公廳主任佟達寧判死、廣東省國安廳副處長濮某判死、濟南軍區團政委吳洪軍判死等等,使人們談及涉台人物猶如談虎色變,於是當局對葉永烈的猜疑與日俱增,所以葉永烈至死也沒解脫「內控」的陰影。這對於循規蹈矩持第一類忠誠的(劉賓雁對中共小罵大幫忙,屬於第二類忠誠)天皇巨星級作家,確實是不公道的,他死後上海市委宣傳部的官員無一人出席葬禮(儘管會場留下幾十個貴賓座位),他在黃泉之下也一定忿忿不平的。

葉永烈晚年遭遇的另一件不公道事件是美國猶太人、銀行家庫恩的毀約欺詐案。事緣江澤民辦公室主任賈廷安為了擺脫老江在國際上的惡劣形象,指示負責對外宣傳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第一局楊副局長邀請葉赴京,同美國金融業者庫恩簽約合作撰寫《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由葉寫出三千字提綱、長達十五頁的江澤民年譜、大量參考書目以及百餘人採訪名單。葉提議聯合署名,被中央主管部門拒絕,於是合作中斷。二○○五年庫恩這個非作家模倣斯諾在北京推出五十萬言的江傳,書中長達四頁的「鳴謝」向六十九人致意,卻不提葉永烈大名,於是葉連續在亞洲週刊撰文揭露這一過橋抽板醜聞,這本由中宣部全力推薦的奇書賣了幾百萬冊,出力最多的葉永烈卻分文未獲。亞週二文刊出後,美國花旗銀行執行董事厙恩怒不可遏,他調動了大陸各級宣傳工具,稱自己蒐集了百多種有關江澤民的書籍,排名第一的竟是我以鄭義為筆名的明報一九九零年五月出版的《江澤民傳奇》,這就是楊副局長對葉永烈所說的「東拼西湊、胡說八道、反華反共」的數十種已出版江傳的拔頭籌者,在庫恩口中卻變成了那本歌頌江澤民「改變中國」大作的首席參考書。庫恩這本奉旨撰寫的江傳,名利雙收,除了花旗銀行得到中共賜予各種優惠待遇,最和味的是花旗上海分行獲准接受中國居民的外匯存款,成為首家獲准為中國居民提供全面外匯業務的外資獨資銀行。庫恩對外界宣稱,與葉永烈破局並非他的過錯,因為「中國是一個黑箱子」。他心知肚明,他的對手葉永烈無權無勢,也不敢對他興訟,葉永烈從庫恩版江傳三百多萬元版稅中沒獲分文,只是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同情而已。

二○一二年,我註譯的《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口述自傳》的簡體字版出版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出版社社長周五一先生欲將此書上報敘獎,他要我找名家出具一份推薦書,我自然想起了葉永烈。他親自填寫了薦書(圖4),頌揚此書「係傳記作品之典範」「堪稱迄今最好的口述歷史」。翌年一月這本書經新華網725萬網民投票,被選為「2012年度影響力圖書」傳記類第三名(當年大陸出書40萬種)。這個全國性的文學獎使左王左將不敢再罵我「反共反華」。香港的粵曲、舞蹈、繪畫、電影、戲劇、攝影、雕塑、音樂作品榮獲中央級獎項年年都有,但開埠178年以來文學作品獲中央級獎項僅此一例,葉永烈突破了自古文人相輕的陋規,這也是他能萬世留芳的主因。

插圖:

一、本文作者(左)、葉永烈(右)在1998年香港傳記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場崇正總會禮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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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葉永烈、楊惠芬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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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年葉永烈捐獻給上海圖書舘的珍藏資料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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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一二年,葉永烈為我註譯的《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口述自傳》的簡體字版撰寫推薦書,他頌揚此書「係傳記作品之典範」「堪稱迄今最好的口述歷史」。翌年一月這本書經新華網725萬網民投票,被選為「2012年度影響力圖書」傳記類第三名(當年大陸出書40萬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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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葉永烈存放文獻的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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