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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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 —如何與漢學家對話 (下) ☆來源:爾雅國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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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卑不亢地走出去

中國學界之追求“國際視野”,除了“請進來”,還有“走出去”。經濟上的“走出去”,往往是挾風攜電、雷霆萬鈞;而文化上的“走出去”,講究的是“潤物細無聲”。除了看得見摸得著的留學、演講、參加國際會議,中國學者的“走出去”,還伴隨著相關著作的譯介。如何讓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為國外民眾及學界所知悉、理解乃至接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涉及外部的政治氛圍、經濟環境、文化傳統,還牽涉到自身的學術水準。就像文章開頭所說的,“出而參與世界事業的中國人,很可能在‘如何解釋中國’上,與海外中國學家意見相左,乃至正面衝突”。作為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國,中國學者該用何種心態及姿態,來與其他國家的民眾、政客、學者——包括海外漢學家——進行卓有成效的對話,這是個大問題,至今沒有很好解決。

在全世界創建孔子學院,那是走出去;在紐約街頭播放中國國家形象片,也是走出去;在各國大都市籌辦文化交流(藝術)節,同樣是走出去。但作為歷史、文化及精神的重要載體,中國圖書的輸出,應該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主力。可正是在這一點上,暴露了我們的弱項。不是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中國人之所以舉辦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以及積極參加法蘭克福等書展,都是在尋找突圍的策略。人民文學出版社及作家出版社的社長都在抱怨進來的很多很多,出去的很少很少。(39)但相對來說,文學書籍的輸出,還算是比較順暢的,(40)最困難的是學術著作。

作為研究中國文學、史學、哲學的中國學者,最好是學問好且精通多國語言,能用外語(主要是英語)在國際主流媒體及頂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如果做不到,則不妨退而求其次,做好自家學問,然後借助翻譯“走出去”。對於大多數英語不夠好的中國學者,這不失為一條可行的通路。2007年起,中國的高等教育出版社與德國的斯普林格出版公司(Higher Education Pressand Springer-Verlag GmbH)合作,出版學術季刊《中國文學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該刊遴選中國學者撰寫的中國文學研究論文(包括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及比較文學、文學理論及批評史等),全文譯成英文,推介給歐美學界。在該刊的《主編寄語》中,我是這麼說的:

所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錢鐘書《談藝錄·序》),那基本是一種理想境界。理論上,做學問的人,都該博古通今、學貫中西才是;可實際上,單是不同語言之間的隔閡,便多少限制了思想的溝通以及學者間的對話。這還不算那些隱藏在語言隔閡背後的文化偏見以及立場歧異。如何填平這些有形無形的鴻溝,達成跨語際的對話,“翻譯”大概是必不可少的手段。(41)5年間(2007—2011),該刊先後發表近140篇英文論文。前4年屬於選文翻譯,進行得比較順利;第5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強烈要求下,逐漸改為英文原發。雜誌下一步該怎麼走,編委會和出版社意見很不一致。我們的思路是:此乃中國學者走出去的重要視窗,應兼及國際性與本土性;若過分強調英文撰稿,必定變成漢學家或留學生的陣地。因為,即便留學歸來,能直接用英文撰寫專深的文學研究論文,且達到國外學術雜誌發表水準的,微乎其微。而出版社的目標是儘快進入A&HCI,這就要求編委以國外學者為主,全部英文撰稿,這樣做,既省錢又好聽,且容易“走向世界”。基於此理念上的差異,雙方分道揚鑣——2012年起,該刊改為與美國紐約大學合作。

在我看來,中國學者“走出去”的最大障礙,其實不是外語能力,而是學術水準。主編《中國文學研究前沿》的這幾年(尤其是採用選文英譯的前4年),我閱讀大量編委們推薦的優秀論文。說實話,讓人拍案叫絕的好文章,並不像我原先想像的那麼多。至於這個領域每年推出的眾多學術專著(很多因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案或教育部社科基金專案支援,可提供出版補貼),也都不見得精彩。以我對國外學界的瞭解,值得推介出去的科研成果,並非遍地都是。更何況,我們的願望與人家的需求不一定合拍。若人家不需要,硬推出去,即便僥倖成功,也沒有意義。

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正將政府行為的強行輸出,逐步轉變為資助有意願合作的外國出版機構。只要有國外著名出版機構看中,中方出版社在輸出版權的同時,可向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與新聞出版總署共同啟動的“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畫”,(42)新聞出版總署設立、委託中國編輯學會具體操作的“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43)以及由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設立的“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專案”,(44)申請翻譯費用或出版資助。這計畫、工程、專案都有嚴格的評審機制,能否公正對待每部提出申請的著作,會不會受意識形態或人情的干擾,目前很難評說。但這起碼給中國學者不卑不亢地“走出去”,鋪就了一條頗為光明的新路。

之所以說“不卑不亢”,是因為當下中國大學,頗有以是否“走出去”為評價標準的。如此焦慮的心態,弄不好本末倒置,學者們會為了“走出去”而扭曲自己的學術立場。“為國際化而國際化”,那樣會喪失自家閱讀、思考、表達的主體性。過分強調進入人家的學術場域,若自我不夠強大,很容易變得隨聲附和,或被人家的政治立場及問題意識所覆蓋。依我淺見,當下的中國學界,不要期待政府揠苗助長,也別抱怨外國人不理睬你,更不要靠情緒性的政治口號,關鍵是練好內功,努力提升整體的學術水準。(45)若能沉得住氣,努力耕耘,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等到出現大批既有國際視野也有本土情懷的著作,那時候,中國學術之國際化,將是水到渠成。

(本篇完結)

 

注釋:

 (39)參見路豔霞:《中國圖書“走出去”戰略尋新突破》,《北京日報》2010年9月1日。

(40)此外,比較容易輸出版權的是漢語教材、旅遊指南、兒童故事、政策宣傳以及普及讀物如《中國讀本》(蘇叔陽)、《中國文化讀本》(葉朗等)等。

(41)參見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Volume 1,Issue 1(2007)。

(42)此計畫資助範圍為:反映中國當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發展變化,有助於國外讀者瞭解中國、傳播中華文化的作品;反映國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重大研究成果的著作;介紹中國傳統文化、文學、藝術等具有文化積累價值的作品。2009年“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畫”推出了加強版,即“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專門資助翻譯、刊行高端出版物。

(43)此工程分為“中國學術名著系列”和“中國文學名著系列”,資助範圍包括哲學、政治、法律、經濟、軍事、歷史、語言、文藝理論等社會和人文學科著作,以及詩歌、小說、戲劇、散文雜著等文學作品。

(44)此專案資助範圍為研究當代中國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成果;資助文版暫定為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德文等5種。

(45)歐美大學裡做漢學研究的,一定要學日語;日本國力強盛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其整體學術水準得到認可。目前中國學界規模龐大,但泥沙俱下,學術聲譽不及日本。

 

來源:《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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