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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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國政治經濟學模式(下) ☆來源: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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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作為國家的責任 

在東方,中國文明演化出了另一類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無論是在知識層面還是實踐層面,中國文明從來沒有把經濟視為一個獨立的領域。確切地說,經濟從來就是國家治理的一個有效手段。在中國最重要的經濟文獻《管子》中,首篇《牧民》就論述了經濟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性。春秋戰國時代雖然百家爭鳴,但對政府的經濟角色並無異議,各家只是在政府和經濟之間關係的程度上有不同的主張。自漢代《鹽鐵論》以後,中國基本上對政府的經濟責任以及政府如何承擔這個責任有了共識。西方近代以來,很多學者把中國視為是“水利社會”,並進而把“水利社會”視為中國傳統專制主義(東方專制主義)的經濟社會根源,這是單純從近代西方經驗出發的,因為如前所述,西方近代以來走了一條政治和經濟分離的道路。事實上,“水利社會”僅僅是中國政府經濟責任的表現之一。

今天,西方把中國看成是“國家資本主義”。但如果我們梳理一下從漢朝到當代中國的經濟形態,就會發現中國幾千年來一以貫之地存在著一個比較有效的政治經濟體制。叫它“資本主義”也好,“市場經濟”也好,中國一直以來都有一個三層市場或者三層資本共存的大結構。頂層永遠是國家資本;底層的都是自由民間資本,像今天的中小企業;還有一個中間層面,就是國家跟民間互動合作的部分。在這個結構中,一些關係到國民經濟支柱的領域,國家一定要占主導地位,但是大量的經濟空間會放給民間自由資本;而在中間層,政府和民間資本積極互動,有合作也有競爭。

通過這樣三層的資本結構,政府維持與市場之間的平衡,並履行經濟管理的責任。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只有四個比較短的時期走了經濟國家主義化的極端,即國家完全佔據主導地位、市場幾乎被消滅:第一個是兩漢之間的王莽改革時期,第二個是宋朝王安石變法時期,第三個是明朝朱元璋的改革,第四個就是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時期。除了這四個時期外,中國的國家-市場關係基本上都是相對平衡的。應當指出的是,即使是在這四個時期,政府壟斷經濟的出發點仍然是更有效地進行經濟管理、促進經濟發展。政府承擔發展的責任這一點是一以貫之的。

上述三層資本共存的結構也決定了:在中國,市場一定要服從國家治理的規制。市場存在著,但不是西方早期資本主義那樣的完全自由市場,而是被規制的市場。近代以來,西方的市場儘管也是被規制的,但基本上還是資本佔據主導,即使政府也要服從市場原則。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最好的經濟學著作就是《管子》。如果要解釋中國幾千年的經濟歷史,《管子》比西方任何經濟理論都有效。例如,西方經濟學講供需關係,但供需主要是靠市場調節。後來凱恩斯強調政府在這一過程中也要扮演角色,但市場仍然是主體。《管子》不講“供需”,而講“輕重”,調節“輕重”的角色便是政府,而非市場。

近代以來,中國一直面臨的是“國家與革命”的問題。而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革命問題轉變成了“國家和發展”的問題。這個順序不難理解,因為只有確立了政治秩序之後,經濟發展才能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在解決“國家與革命”的問題上,近代的各派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主張,但日後的經驗證明中國共產黨是最成功的。這個關鍵便是中共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列寧的《國家與革命》要解決的便是在落後國家如何通過革命確立一個新的政治秩序的問題,毛澤東一代革命家則通過把列寧的學說成功應用到中國革命,在與各種政治力量的鬥爭中勝出,確立了一個新的政治秩序。

建國之後的一段時間裡,毛澤東也曾經想繼續用“革命”的手段來解決“發展”問題,但並未成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是當代世界少數幾個成功解決了“國家與發展”問題的國家。實際上,改革在潛意識上可以說是對中國傳統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回歸。從中國歷史的傳統來看,80年代的改革不是無源之水,而具有必然性。正是這一深遠的政治經濟傳統,使中國與其他國家區分開來。中國與西方區別開來,是因為中國儘管向西方學習市場經濟,但不會放棄國有企業作為有效推動經濟發展的手段,也不會放棄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有效干預。中國與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區分開來,是因為中國不會像這些國家那樣通過簡單的政治手段(政治開放和民主化)和“大爆炸式”的經濟手段(政府退出經濟活動和激進私有化)來幻想謀求經濟發展。同時,中國也與許多發展中國家區分開來,不會幻想依賴西方經濟來謀求發展。

今天,西方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是從西方的意識形態出發的。但中國怎麼變也不會變成西方那樣的市場經濟。中國還會繼續是上述三層資本、三層市場結構,互相協調著往前發展。較之西方體制,這一結構有它自身的優劣。中國一些經濟部門(主要是國有部門)的效率會比西方市場經濟差一點。但必須指出的是,西方的公共部門(相當於中國的國有企業)效率也是成問題的。中國經濟的效率和創新能力主要在底層的自由企業和中間層。中國的三層結構經濟體的優勢在於能夠預防大的經濟危機、能夠建設大規模的基礎設施、能夠大規模有效扶貧等。西方資本主義,正如馬克思分析的那樣,不可避免地會爆發週期性的經濟危機,比如1930年代的大蕭條,1997~1998年的亞洲經濟危機,2007、2008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等。中國過去40年基本上沒有經濟危機,這跟這個政治經濟體制的調控能力有關係。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從鄧小平所說的“貧窮社會主義”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使7億多人脫離貧窮。要理解這一奇蹟,首先要理解中華文明的政治經濟觀念及其所演化出來的政治經濟體制。

廣義上說,東亞經濟模式也是中華文明的衍生。日本、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等東亞經濟體被世界銀行視為“東亞奇蹟”。人們發現,二戰之後,在僅有的十幾個成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中,東亞就佔五個。而這五個經濟體就處於傳統意義上的“儒家文化圈”之內。在儒家文化圈內,一個普遍的意識就是:推動經濟發展是政府的責任。雖然這五個經濟體對政府如何推動經濟發展有不同的看法,但沒有人會懷疑政府的經濟責任。它們的一個共識便是:發展是硬道理。進而,這五個國家或地區的政府不僅推動了經濟發展,而且努力通過社會建設,培養中產階級,實現社會轉型。今天,其中一些經濟體(尤其是台灣)因為效法西方民主,政府和經濟開始分離,政府無能繼續推進經濟發展,結果造成了類似西方的問題。這個趨勢也是值得觀察的。 

兩種政治經濟學模式的未來 

今天,東西方兩種政治經濟模式都面臨問題和挑戰。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經驗上來說,西方面臨的問題需要通過結構性再造來解決,而中國面臨的問題屬於在現存結構之上調整和改進的問題。

在西方,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實現政治經濟之間的再關聯,也就是說,政治如何再次對經濟行使權力,使得經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政治的需要,並且在經濟和社會之間實現再平衡。西方目前內部的民粹主義和對外的經濟民族主義,主要是內部經濟問題的結果。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是西方經濟結構失衡的產物,但這麼多年過去了,經濟結構並沒有變好。其主要問題是,在政治很難作為的情況下,結構性調整光靠經濟力量本身很難實現。這些年來美國政府在經濟上比較有所作為,包括再工業化、技術創新、保護本國產業等,但並不能從根本上改善經濟結構,從長遠來說也必然產生更多的新問題。北歐少數國家開始試行的“一人一份工資”模式也不是什麼新思路,只是福利模式的擴大版。西方如何能夠像當年建設福利國家那樣再次進行重大的改革和調整來實現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再平衡,還有待觀察。

而對中國模式來說,經濟發展一直是政府的責任,這一點不僅不會放棄,而且會更加鞏固。中國可以改進的地方有很多,但圍繞的依然是三層市場之間的平衡這一目標。實現這一平衡需要產權、法治和政策各個層面的共同努力。對產權來說,光強調私有產權的明確和保護遠遠不夠,國有企業的產權、國有和民營合作的產權和私有產權同樣需要明確化。對法治來說,法律必須平等地適用於三層資本。在這方面,急需將現有的政治和政策的保護轉化成為法治的保護。對政策來說,政府需要根據三層資本的發展情況,尤其是失衡的情況,在必要時對不同資本進行扶持和發展。需要進一步研究和釐清哪些領域需要以國有企業為主體,哪些領域可以大量讓渡給民營企業,哪些領域適合政府和民營企業進行合作。政府需要促成國有企業追求自身的發展能力,而不是通過現有的方法(例如壟斷、政策尋租等)。政府需要更加賦權於社會本身,培養社會自身的發展能力,使得社會有能力來平衡資本的力量,而不是僅僅依靠政府來平衡。

作為政府責任的發展是中國國家意識形態的內核。在這一點上,中國仍大有可為。執政黨可以圍繞發展繼續轉型,發掘新的合法性基礎,同時也可以通過經濟發展來重塑中國的社會結構,促進社會穩定。從長遠來看,至少在經濟層面上,這個多層資本複合體制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也是中國可以為其他國家提供的一個制度選擇。 

(完結)

 

相關閱讀:  探索中國政治經濟學模式(上)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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