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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20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是改革與革命不斷交替的歷史。我們當前所處的改革時代從1978年算起，已經有三十多年了，今後怎麼走，企業界、學界、民間社會上都感覺有點迷失，好像找不到方向。我跟大家一樣，在困惑中試圖尋找方向，於是就去讀歷史。
歷史雖然不會重複，如同一句流行語所講的，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忘記了歷史，就容易迷失在當下。
1、歷代改革成敗
縱觀歷史，中國的改革事業綿延不斷，從戰國時期商鞅和秦孝公的變法，一直到當代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
商鞅於西元前356年和前350年兩次大規模的變法，為秦國崛起成為戰國時期的霸主，乃至後來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商鞅之後有西漢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大約在西元9年到23年之間。王莽的形象在歷史上相當負面，這是因為自從儒家被確立為正統的意識形態之後，中國的史學家就脫離了司馬遷的傳統，不是盡可能客觀、如實地去記錄歷史事件，而把教化作為它的首要功能。後世儒家說：“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寫歷史的目的是為了讓亂臣賊子懼怕，是為了維護現有秩序。史料的選取、真相的記錄、歷史的研究於是就有了事先設定的指導思想。王莽被認為是亂臣賊子，篡奪西漢政權的野心家，代表了這個反動階級、那個落後勢力等等。客觀地講，王莽其實是一個很想有所作為的大臣，他意識到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試圖通過改革來紓解危局，但是這位志大才疏的改革者失敗了，這既有歷史的機緣巧合，也有他個人的原因。
王莽之後的南北朝時期，北魏孝文帝（西元471-499年在位）和馮太后推行了漢化改制，這個改革雖然在歷史上留下的資料不多，實際上對後續中國制度的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北魏的軍事制度、賦稅制度、土地制度等被後來的隋、唐皇朝所繼承。因為北魏是鮮卑族拓拔氏建立起的政權，屬於胡人，“五胡亂華”，漢人史學家寫這一段的時候似乎有一種非常複雜的心理，就像後來明朝人寫《元史》一樣。元史的篇幅和一個近百年的統一皇朝不相稱，因為它是由蒙古族建立的政權。接下去值得一提的是唐朝德宗年間的“兩稅法”（西元780年），這是一次重大的財政制度改革，但沒有觸及政治、軍事等其他領域。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西元1067-1085年在位）的變法也以經濟為主，時間跨度十幾年，從1069年到1085年。明朝張居正的改革，從1572到1582總共十年。對於張居正，史學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那十年稱不上是一次改革，變革的範圍與深度和王安石變法無法相比，不過是通過整頓吏治和調整政策，提高明帝國國家機器的運轉效率。
具有全域性和制度性意義的是清末光緒帝與1898年推行的戊戌變法，但變法還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眾所周知，慈禧太后發動宮廷政變，囚禁光緒帝，殺害了主持變法的“六君子”，各種新政還沒有來得及實施就被廢除了。1901年慈禧迫於內外壓力，以光緒帝名義頒佈上諭，重拾戊戌新政的各項主張，有些方面甚至比光緒帝走得更遠，但為時已晚，十年後清王朝就在辛亥革命的槍聲中倒臺了。
最近的是鄧小平領導的1978年改革開放。
簡短回顧歷史，粗略地講，大概每隔四、五百年，中國的歷史上就會出現一次改革的高潮。四、五百年也許純粹是時間的偶然，也許因為中華帝國的制度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必須通過改革來進行調整。古人有句話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也可以說是五百年必有改革興。到底是偶然還是必然，這是史學中的一個永恆的正反命題，我們不是專家，在這裡不展開討論，留給將來的研究去回答。
歷代改革只有一頭一尾成功了，也就是商鞅和秦孝公的變法、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成功了，其餘的改革或變法都宣告失敗。我在這裡用的“改革”和“變法”兩個詞有著同樣的含義，可以互換，雖然習慣上“改革”多用於現代，而“變法”常見於古代。變法成功與否，並不看變法者個人的結局，商鞅的下場很悲慘，秦孝公死後他被抓了起來，遭受車裂之刑，但商鞅所創建的制度保留了下來，因為新制度在實踐中被證明是有效的，連仇恨他的貴族集團也不願放棄。所以判斷變法是否成功，不看個人的去留榮辱，而要看新制度是否取代了舊制度，長期存續下來。
中國歷史上，成功的改革少，成功的革命多。改革雖然沒有革命那樣波瀾壯闊和驚心動魄，但對於社會的發展、對於中華文明的成長、改革給民族和國家帶來的影響，遠遠超過那些成功的革命。那些成功的革命大多是改朝換代，重複迴圈，沒有對中國社會的演進產生實質性影響，而這兩次成功的改革卻帶來了深刻的和實質性的變化。革命和改革的區別從英文詞上也可以看出來，“革命”在英文中是 Revolution，詞根是動詞Revolve，迴圈、輪回的意思。當然“革命”這個詞不是從英文來的，在中文中很早就出現了，比如說湯武革命，商湯取代夏桀，武王推翻商紂，都被稱為革命。“改革”的英文是Reform，重塑或者重新建造，意味著實質性的變化。
商鞅變法促使中國社會由封建制向集權官僚制轉變，這是中國社會的第一次大轉型。這個轉型始于東周末年，經過春秋戰國二、三百年的混戰，到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才宣告完成。說到這裡，需要澄清一個事實，我們歷史教科書裡的一個說法：“秦統一中國標誌著封建社會的開始”，今天的史學界公認是錯誤的，應當糾正過來。根據學術的定義，典型的封建社會只有西周一朝，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就是這個觀點，國外的學者余英時——普林斯頓大學的東方史和東方文化專家，也是這個看法。秦始皇結束而不是開啟了封建社會，秦朝開啟的是延綿兩千年的皇權官僚專制時代，為這個時代揭幕的就是商鞅變法。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則推動了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大轉型。關於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端，有的史學家認為是1840年的鴉片戰爭，有的認為是1894年的甲午中日戰爭，也有人把時間劃在1911年辛亥革命。不管有怎樣爭論，各家一致的看法是自晚清之後，中國社會的傳統形態已經保持不住，不得不向現代社會過渡。
2、兩類不同性質的變法
為什麼只有一頭一尾的改革成功了？這與改革的性質有關。
我們把改革分為兩類，一類叫“突破型”，另一類是“修補型”的。一頭一尾的改革都是突破型的，因為敢於突破，建立了新型制度，所以成功了。後一類改革的目的是修補現有體制，無法解決深刻的社會、政治和經濟上的矛盾，所以都失敗了。
所謂突破型改革就是在保持社會總體穩定的前提下，引入新型制度，新制度帶來新的激勵機制，在新的激勵機制下，資源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即使資源總量基本不變，效率的提高也能夠增加社會總產出。財富增加了，有個比以前更大的蛋糕，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可能受益，實現雙贏或者多贏，這在經濟學中叫做“帕累托改進”，它的嚴格定義是“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
在現實中，變法意味著改變現狀，“無人受損”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受損者無疑是既得利益，他們必然會抵制和反對新法，然而突破型變法在提高效率和增加社會總財富的同時，也造就了擁護新法的新生力量，這些新生力量足以抗衡和壓制守舊派。商鞅變法中出現的新生力量是城市平民和農民，依靠這些人，秦國君臣克服了貴族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將新法堅持了下來。鄧小平的改革為農民、城鎮居民提供了全新的激勵機制，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大幅度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水準，改革因此獲得了民眾的廣泛支持，在此基礎之上，中國政府得以廢棄計畫體制，成功導入市場經濟制度。只要蛋糕做大了，受益者推動改革的力量大於受損者的阻力，就會增加改革的成功概率。
新制度為什麼使做大蛋糕成為可能呢？因為激勵機制和資源配置方式不一樣了，同樣的資源能比過去產生更大的效益。古代中國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比較簡單，最重要的資源是土地和人力，土地的產量由人決定，要想提高農業產量，歸根結底還是要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如何激勵農民，如何發展農業生產，就成了歷代變法要解決的核心問題。當然了，古代的統治者並不關心臣民的生活，他們想要的是富國強兵，為了富國強兵而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有錢有物資，國君可以養更多的士兵和官吏，對外進行戰爭，征服外族和外國，奪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對內維持現有秩序，保持自己的統治地位。
如果不能做大蛋糕，變法就退化為利益的重新分配，如同歷史上的修補型變法那樣，有人受益但也有人受損，如果受損者是統治精英中的既得利益，變法就難逃失敗的命運。簡單的利益再分配非但不能緩和反而激化社會矛盾，改革者在社會上缺少支持，朝廷裡又面臨既得利益集團的攻擊，內外交困，僅靠皇帝的信任勉強支撐局面。
修補型變法和突破型變法的另一區別是方法論，後者的特點是自下而上，上下結合，新制度來自社會實踐；而前者是完全的自上而下，靠宰相做頂層設計，皇帝批准後由官僚體系推進落實。商鞅的新政不是他和秦孝公躲在宮廷裡設計的，變法不過是把實踐中證明有效的制度加以推廣，例如下面我們將展開討論的郡縣制和土地私有制。鄧小平的改革吸收了民間的創新，例如農村的包產到戶，那是安徽小崗村農民的發明。
王安石是頂層設計的高手，他為官清廉，工作勤奮，用心良苦，計畫周密，從智商、人品到職業操守都是當時第一流的，儘管情商低了一些，但是他的方法錯了，自以為聰明，大搞頂層設計，用政府取代市場。
政府取代市場會碰到兩個問題，第一、政府官員不瞭解市場的運作，頂層設計的方案往往不具備實際可操作性。第二、激勵不協調，用民間的俗話講，上下左右擰著勁兒，不能調動基層的積極性，也就不能提高效率和做大蛋糕。王安石的精巧設計在實踐中全都碰了壁，不僅沒有達到所設想的目標，反而擾亂市場秩序，破壞了社會生產和經濟活動，結果社會財富沒有增加，變法成了利益再分配的博弈。民眾怨聲載道，因為他們沒有從新法中得到實惠；官員普遍敵視王安石，因為新法傷害了他們的利益，一場經濟變法就此轉化為政治鬥爭。
一旦進入到政治鬥爭階段，變法就凶多吉少了，這是因為官僚體系天生保守，官員既沒有積極性也沒有能力推行新法，而不敢突破體制的變法者又必須依靠官僚落實各項政策，修補型變法因而落入一個沒有解的悖論。當新政未達到預期效果時，在保守派的攻擊面前，變法派很難為自己辯護，他們也沒有民間的同盟軍，全靠皇帝的信任和支持。隨著朝野壓力的增加，皇帝開始猶豫動搖，新法的廢止就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
下面我們分析變法成功和失敗的具體案例，要說變法的徹底和影響的深遠，自然是非商鞅莫屬。
3、商鞅變法的全面突破
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有兩項，一是經濟上的，另一個是政治上的。經濟上最重要的是土地所有制改革，“廢井田，開阡陌”，土地私有化。
井田制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土地國有制下的集體經濟，當然，會有歷史學家不同意我的這個現代注釋。井田制的問題和集體經濟的一樣，激勵弱，效率低。我自己有過集體經濟的親身經歷，文革時被送到農村當知青，人民公社大鍋飯，農民一起幹活，到年底共同分享勞動成果，個人的努力和回報沒有直接掛鉤，激勵不足，結果是出工不出力，農業生產效率長期處於低水準。那時除了生產隊的地，每個農民家庭還有一小塊自留地，自留地上的收成都歸自己，這就看出區別來了。爬到陝北的山峁上放眼望去，哪片是公社的地，那片是自留地，不用村民告訴你，一看就知道。玉米、穀子長得綠油油的肯定是自留地，蔫黃、無精打彩的保證是公社的地。生產隊種不出好莊稼，公社土地的收成就是沒有自留地裡的高。看到這種現象，我還很不理解，毛主席號召我們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農民的覺悟應該很高啊，為什麼不好好種公社的地呢？
商鞅廢除了井田制，取消公田，把土地分給農民個人，雖然去世後要交還，由國家根據人口另行分配，農民畢竟獲得了土地的經營權和納稅之後的收益權，相當於古代版的聯產責任承包制。商鞅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井田制的效率實在太低了。井田制下分公田和私田，農民無償為貴族領主耕種公田，收成全都屬於領主，私田上的產出在繳租之後才歸農民自己支配，可以想像農民在公田上怎樣種莊稼，大概和人民公社差不多吧？商鞅不僅給農民分地，而且鼓勵他們開墾荒地，政府給獎賞，擴大生產規模。過去農民不可以開荒，因為都是“王土”，公有土地不能動。“開阡陌”就是把分隔公田、私田的土梗全都鏟平，土地重新分配，並且可以在在阡陌之外開荒墾殖。土地制度改革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經濟學原理的角度看，和我們1978年農村改革的作用是相同的。
井田一廢，封建領主制就解體了，經濟改革帶動了政治改革，削弱封建領主的力量本來就是變法的一個重要目的。過去農業生產剩餘掌握在大大小小的領主手裡，秦國國君的財政收入僅靠他自己的領地和通過戰爭兼併的別國土地。變法就是“去中間化”，剝奪各級領主對農民的支配權和土地收益權，國家直接向農民徵收賦稅，國君的財政收入大大增加。憑藉雄厚的財政實力，秦國建立了一隻強大的軍隊，攻伐征戰，統一了中國。商鞅之前的魏國、吳國也搞過變法，但不像秦國這麼徹底，沒有觸動貴族領主階層，結果都是曇花一現，主張變法的大臣不是被趕走就是被守舊派殺掉。
在政治上商鞅還廢除了世卿世祿制度，代之以軍功爵位制。封建制下的爵位和官位都是貴族家庭世襲的，個人再能幹沒有用，要會投胎，今天人們講投胎是個技術活，那個時代更是。封建制講究人的身份，而不是才能，只有貴族和他們的子弟才能做官，才能帶兵打仗。在新的軍功爵位制下，不問出身，憑戰功升遷，殺敵甲士一人，賜爵一級，賜田一頃，賜宅一畝，有點像今天的計件工資，付出和回報直接掛鉤，只要打仗勇敢，經濟收入、社會地位就都有了。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僅士兵打仗拼命，按軍功提拔軍官，秦國將領也能征善戰。名將白起是一介布衣，15歲從軍，經歷大小七十多場戰鬥，其中包括攻擊趙國的著名戰役——長平之戰（西元前260年），結果趙軍大敗，二十萬降卒被秦軍坑殺。趙軍統帥是趙括，沒打過仗，只會紙上談兵，因為出身軍事貴族世家，被任命為三軍司令。戰國時期的秦軍號稱虎狼之師，令人生畏的戰鬥力背後是競爭性的用人制度，以及制度決定的強大激勵，說的低俗一點就是高官厚祿和良田美宅。
由於實行不拘一格、唯才是舉的用人制度，秦國的統治精英帶有兩個鮮明的特點：平民多和外國人多。商鞅不是秦國人，原名叫衛鞅，是衛國人；秦國的宰相李斯原本是楚國的小吏，師從荀子，學成後投奔秦國。能人為什麼都彙集到秦國去了？因為山東六國還在講出身，講血統，有才幹的平民得不到施展的機會，人往高處走，都跑到秦國謀出路。外國人在秦國封侯拜將，秦國的貴族當然不高興，於是鼓動秦王下逐客令，驅趕老外。名曰仇外，實則懼內。李斯聞訊大驚，急忙上奏，寫了一遍著名的《諫逐客書》，秦王收回成命，打消了自毀長城的愚蠢念頭。
商鞅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深刻和廣泛的，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治理能力，秦國建立了集權的官僚體制，“廢封建，立郡縣”，在鄉和鄉以下推行保甲連坐制。我們想想強調的是，這一套制度並不是商鞅的頂層設計，在商鞅變法之前，郡縣制在各國已經存在了二百年，是國君治理新征服地區的通行辦法，商鞅所做的只不過是立法，將這個行之有效的制度推廣到全國。土地私有制也不是商鞅的發明，早在西元前594年魯國就開始“初稅畝”，廢除井田制，取消公田、私田的劃分和相應的收益分配規則，改為農民按土地面積交稅，比商鞅變法早了二百多年。商鞅在前人的基礎上又向前進了一步：將這些局部性的創新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實施。
商鞅在變法的策略上也是非常成功的，先做思想準備，形成共識，減少變法的阻力。司馬遷在《史記》中有記載，商鞅和守舊派大臣在秦孝公面前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到底要不要變法？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守舊派說你想更改祖制，你再高明，能超過祖宗嗎？我們能守住祖宗的制度就不錯了，不要再想改變什麼。商鞅針鋒相對，認為時代不一樣，治理國家的方法也不一樣，“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論戰的結果是商鞅勝出，最後秦孝公站在了他一邊。
並不是所有的變法者都像商鞅那樣幸運，由於“祖制”也就是現行制度和正統意識形態密切契合，改變現行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和正統意識形態發生衝突，而所有的變法者在這道障礙面前都不幸地處於下風。不僅既得利益以衛道士自居，佔據道德高地，冠冕堂皇地反對新政，而且民眾也因為習慣性思維作怪，不願面對新法帶來的不確定性，若不修正意識形態，變法就不能進行下去。王莽要恢復周禮，“托古改制”，借周公的名義推行新政。王安石說他的新法和堯舜禹聖王之道相符合，以此抵擋守舊派的攻擊。清末康有為寫了《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描繪成主張改革的聖人，從儒學的源頭上論證變法的正當性。上一世紀七、八十年代，鄧小平要改革，馬上就招來“姓資還是姓社”的質疑，小平同志講不要爭論姓資姓社，要看實際效果，這就是著名的“黑貓白貓論”。這個策略很明智，因為一旦爭論起來，恐怕多半是改革者被動挨打。
不爭論並不表明大家都認同，只有得到認同——無論自願的還是被迫的——的政策才有執行力度，這就是改革的公信力問題。如果官員和民眾不相信朝廷的決心，或者不相信新法的效果，就算國君下令，臣民也會假裝沒聽見，皇上若認真追究起來，他們就陽奉陰違，敷衍了事。為了強化法令的公信力，商鞅在都城中豎立了一根木頭，發佈公告，誰把木頭拖到南門，賞賜十金。百姓不信，因為當時的都城不大，南門到北門據說只有三華里，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能賞這麼多嗎？賞金逐步加碼到五十，終於有一位從人群中走出來，完成了這樁看上去是很荒唐的任務，結果還真得了賞金五十，這就是立木為信的故事。秦人從此知道，商鞅令出必行。守法有獎，違法必懲，太子犯法了，商鞅也不寬恕，考慮到儲君不宜施刑，令太子的師傅公子虔代為受過，結果公子虔被削去了鼻子。
改革的公信力最根本的還是看實際效果。商鞅在第一次變法之後就帶領秦國和趙國聯軍和魏國打了一仗，戰爭以聯軍的勝利而告結束，秦國一舉收回了以前割讓給魏國的河西之地，商鞅用抓住老鼠來平息關於黑貓白貓的爭論，大大增強了新法的公信力。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商鞅變法的成功在於通過改變激勵機制，提高了古代中國兩個最要資源——土地和人力的使用效率。廢除井田制，土地私有化，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政治上採用軍功爵位制，打破貴族階層對國家治理的壟斷，選拔和吸引了大量的優秀人才，充實軍隊和政府。人盡其才，地盡其力，秦國在很短的時間裡得以富國強兵，到了這一步，新法甚至對初期的受損者——貴族階層來說也是有益的了。商鞅沒有動用暴力手段剷除貴族階層，而是一方面通扶持新生力量，不斷降低貴族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中的相對重要性；另一方面，在允許貴族保留土地的同時，將他們排除在政府和軍隊之外，必須有戰功才能任職。貴族階層也認識到，如果繼續因循守舊，秦國就會在對外戰爭中失敗，國土面積越來越小，就像變法前的歷史已證明了的那樣，一旦亡國，貴族失去一切，不是遭到屠殺，就是淪為奴隸。外部競爭的壓力使秦國貴族即使有機會，也不敢回歸舊制度。秦孝公死後，繼位的太子和公子虔殺了商鞅，但沒有改動商鞅設立的各項新法。
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商鞅變法通過提高經濟和國家治理的效率，得到廣泛的社會支援而成功。二千年後，我們從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總結出同樣的原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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