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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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疫情引發的哲學與文化的反思 ☆作者: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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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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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陳來,哲學博士,當代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1952年出生於北京,祖籍浙江溫州,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著名哲學史家。1976年中南礦冶學院(現中南大學)地質系畢業。1981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畢業,獲哲學碩士學位,同年留系任教。1985年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畢業,獲哲學博士學位。師從張岱年先生、馮友蘭先生。

注:本文轉自“北大儒行社”公眾號,原題“非典引發的哲學和文化的反思”。小編認為,目前的新型肺炎不亞於非典傳染病,既然這是對“非典”的哲學和文化的反思,那也是對反思新型肺炎有很大的借鑒意義和價值。


 

隨著疫情的控制,2003年春夏之交引發了全國性恐慌與危機的“非典”,正在逐漸淡出我們的生活。無疑,在過去的兩個月中,人文社會科學學者與各行各界一起,對於全民救治非典投入了自己的關懷,貢獻了自己的力量。然而,在今天這樣一個面對“後非典”時期來臨的階段上,來談論人文學科如何“面對”非典,顯然已經不再是要求人文學科如何“當下地”為救治非典疫情獻策出力;事實上,人文學科在整體上對於社會的意義,本來也不在於對於某種突發的自然災疫提供直接的對策(當然此次非典造成的災害不完全是自然原因),而在於在學術研究的同時,長遠地促進社會的進步、價值的穩定、文化的發展、精神的提升。因此,在此次非典爆發行將過去之後,我們人文學者亟需就此次危機事件所暴露的深層次的文化、社會議題加以反思,以促進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健康發展。以下我就這個問題談一點個人的認識。 

一、 重新認識人道主義與人本主義的重要性 

在非典爆發的時期,每個人都以同樣的本然生命面對非典病毒,在這裡,人與人的社會差別,如政治立場、宗教信仰、教育水準、財富差距都變得不重要甚至沒有意義,非典病毒的傳染不考慮社會的差別甚至種族差別,人的一切社會符號在非典感染面前已經變得沒有意義。雖然,社會回復常態以後,所有社會符號會恢復其意義,但“非典”帶來的生命危機確實以極端的方式逼顯出,什麼是人的本然的存在,什麼是人的本然生命,揭示出了人在本然生命上的平等。在這個意義上說,非典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點醒包裹在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之中的習慣思維,它告訴我們:“人的生命和生活永遠是第一位的”。在這個意義上,非典的爆發對於人文學科的反思富於哲學的啟發意義。如在我國現行的哲學體系中,重視“物”,而始終未能突出“人”的地位,關懷人的價值立場往往得不到主流哲學的辯護,人道主義和人本主義不能理直氣壯地捍衛自己。非典將促使我們重新認識人道主義和人本主義在哲學體系中的基礎地位,從而理解“人”的問題應當始終是哲學的第一要義。又如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中,病疫曾數次奪取成千萬人的生命,病疫對人類的破壞大於戰爭。但在史學領域,我國出版的世界通史中,完全找不到有關大病大疫及其危害人類的記述,暴露出我們史學觀念中“人本主義”的缺乏。在非典之後,我們期待著,突出“以人為本”的人文思潮將能在人文學科中成為主導的觀念。 

二、 深刻體會現代化與全球化的生存方式 

所謂“人的本然生命”是赤裸裸的,是我們抽象掉人的一切社會文化符號後得到的一個哲學認識,它被定義為一種本體的存在。而現實中的生命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存在和表達,這些歷史條件既構成了對生命的具體制約,也造就了生命現實化的平臺,構成為我們的基本生存方式。什麼是我們當下的生存方式?目前我們生活在一個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時代環境,這個時代環境的一大特點是,高速、巨模的“流動”、“交往”成為時代標誌和生活經驗,人力、文化、資本、商品更密切、更加速地在每個社會並進而在全球中流動和交往,成為這個時代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疫病超過以往任何時代而可能大規模爆發,頻繁爆發,正從一個特定方面顯示出這一特點。從哲學上來說,我們以往強調生產方式的重要,而相對忽視“生存方式”,忽視生存方式對於上層建築的“基礎”作用,這是非典之後我們應當重新認識的。應當說,人們的一定的生存方式要求著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文明及其他行政制度,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文化觀念,如政治文化、行政文化。在當今的現代化和全球化時代,資訊的開放和自由交流,既是實然,也是應然,既是我們生活的現實,也是我們基於現代生存方式而產生的基本要求。我們要依據現代化與全球化下的生存方式來重新理解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破除舊的不適應現代生存方式的各種習慣性觀念。 

三、 改革開放是未完成的計畫 

哲學上的“以人為本”,表現在制度文化上就是要體現“以民為本”。這次非典成災中的人為因素,突出地表現出我國當前新聞制度與行政制度落後於時代發展的問題。在制度文化的理念上,最根本的是“向誰負責”的問題。“為人民服務”和“三個代表”在理論上都已表明“向人民負責”是政治與行政管理的基本價值,但是,如何從制度上落實和保證“向人民負責”,而不是向領導機關負責,是改變“報喜不報憂”的行政運作心態和“只准報喜不准報憂”的新聞管理心態的根本途徑。這次處置非典爆發中的行政失誤突出地暴露了我國現行制度中的缺陷,必須下決心加以改革。進入21世紀,“改革開放”似乎慢慢成了歷史名詞,似乎改革開放只是建立市場經濟,只是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這在相當程度上妨礙了改革意識的深化。我們應當由此次非典暴露的問題所引起的改革呼聲為契機,擴大新聞和行政改革的社會基礎,把改革開放全方位地加以推進,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長治久安作出新時代條件下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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