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步正

人生海海之十一:明報歲月

 

2022/7/18

《明報晚報》

編輯部早上七時開工。經濟版有一個大信箱,就放在辦公大統倉的牆上,記者和專欄作家的文稿,都一律放入這大信箱內。優先安排的是專欄文稿,看字數,定格位,一般都有固定的幾個版面。林山木和我面對面坐,他是老總。山木為人和氣大度,很容易相處。記者文稿能力相差很大,杜良堤,文筆快,基本上不用修改,就可以發稿。另外兩位漂亮的女記者,文筆則只有初中程度,只能看大意,要大修改甚或重寫。不過,文筆雖然差劣,但股場小道消息奇多,有時也蠻準,成為明報晚報讀者,經常用作追股的指引。她倆離我一格的距離,稍有移動,則香氣撲鼻。打扮入時摩登,穿著開放誘人,好似每天都要上臺表演,是早上工作,醒腦提神的工作良伴。來稿文字表達詞句不通,內容模糊,我經常改寫後問:「係唔係咁概意思呀?」她回說:「親哥仔,真係醒目,係咁啦,聽哂你話。」每星期總有幾幾次類似的俏皮話,讓你心情特別轻鬆愉快。於是乎,係唔係,都會修動若干字眼,再問,咁樣修動,合適否?

《明報》薪金不高,初入門,港元2650每月。那時候,電車票二角。但明報當時的編輯記者,多有外快,拉廣告,可以收明報回扣。外勤收紅包,是明擺著的正常收入,好似餐廳侍應生的小費一樣,不收白不收。

晚報的工作,是早上七點到十一點。餘下時間自由做採訪或什麼,都自己安排,不用停留在辦公室。那時候,幾乎每星期都有公司上市,請你去探訪報導,望你高抬貴手,講多兩句好話,送你紅包或送你股票是經常有的事。對記者尚且如是,對編輯更不能手低,所以,那段日子的報館記者編輯月薪大多偏低。如果收入低到你活不下去,很可能就是你不是吃這行飯的料,唔知道點樣去搵外快。林山本很快因緣際會,離開《明報》,創立《信報》。

《明報晚報》和《明報日報》的辦公地點在同一個大廳。相同的工作格,早上是晚報的工作人員,晚上是日報的工作人員。有獨立房間的只有會計廣告收件。另外,《明報月刊》胡菊人和《明報周刊》孫淡寧,肥波,共用一房,金庸老闆一房。特別的是,丁望獨立用一房,中國國事專家,他的專用房,比明月和明週的共用房還要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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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報

金庸老板

及後,轉換去《明報日報》經濟版,改為晚上七點到十一點的工作時間,也才有機會見到真正的老板,金庸。

總編和我的工作臺緊靠在一起,就在金庸辦公室的門口。台灣一些老派公司,老闆到辦公室,辦公室員工會起立叫聲:「老闆,早」老闆點頭或回應:「各位早。」各員工才坐下工作。明報的校對、記者、譯電、編輯,都統一在一個大統倉工作,二、三十人,電報機聲,記者電話聲,是一個嘈吵煙味混雜如街市的文化人之地。金庸晚上十時左右才會到《明報》,金庸到報社,徑直去他的辦公室,眾人視他如路人甲,他視眾人如路人乙,沒有人起立,沒有人和他打招呼。我和老總辦公臺就横在他辦公室門前,老總依然抽他的煙,我依然看稿劃板樣,視金庸老闆如路人甲。老闆金庸和我,完全沒有任何交集。我雖然是《明報》新丁,但其實在這裡很多老友,早就熟識。《明報月刊》老總胡菊人,我初中時代去《中國學生周報》,胡是社長,我的圍棋,胡是我最初期的老師。技對專員蔡炎培詩人,中學文社時代早就認得。農婦孫淡寧在《明報周刊》,農婦在我中學文社時代,已是早就相熟的前輩,是她介紹我見林山木,入《明報晚報》工作。記者一哥龍國雲陳非,他細妹龍馥雲和我同是《中國學生周報》學組學員,且同住灣仔謝菲道,我經常去他家和他細妹約會,再熟不過了。

某一個星期五,明報月刊老總胡菊人跟我說:「我們星期天一起去老闆家,下圍棋,吃晚飯。」中午,菊人請我廣東式午茶,然後,去港島半山的金庸家。金庸為人客氣,平和,也尊重文化人。是我老闆,年歲比我高二十年,見面跟我握手,說:「步正兄,歡迎。」我倒是吃了一驚,叫我「步正兄」。我回說:「老闆,你好。」

牟宗三下快棋

該天是圍棋飯局,就在金庸大廳的地上,各人如日本式盤地而坐,都是大學教授和文教工作有關的前輩,我是最年輕的小夥子。胡菊人、金庸、余英時、牟宗三,總共十個人左右,我最年輕。金庸叫我「步正兄」,其他人叫我「步正」或「你」。我回稱他們沒大沒小,都直呼其名,只有一個人例外,牟先生。牟先生叫我,不稱「步正兄」,直呼「步正」,或乾脆,「你」。這種棋會,每月總有一、二次。晚飯是請大廚上門備製,十分可口。牟先生年歲最高,擅長進攻,不太在乎防守,又喜歡下快棋,你下棋慢了,他不自覺的會用棋子卜卜卜的叩棋盤,好像在催你下棋,其實是他思考時的習慣。他是大儒前輩,跟他下棋,其他人都是晚輩,不敢做次,只好趕緊著下棋,結果是錯子滿盤,大敗的多。久之,自動的,其他人避戰,多推我去應戰。我例用黑子先下,以示尊重前輩,下子快鬥快,結果大都是長龍絕殺,大輸大贏,很少是數黑白子定輸贏的。每逢,牟先生大勝,他會挺起胸膛,哈哈地笑,一邊收回白子,邊說:「再來!再來!」開心歡愉,如老頑童。

其後,晚上十時多左右,金庸上班,例必向我打招呼:「步正兄。」也不說其他,意思是:請我到他辦公室,下棋。每晚十時左右,我發稿已完畢,看完初校,等候大版出樣,簽可,就可以上機印刷。因之,大多時候,老總見我在和金庸下棋,他就代看大樣,押可付印。蔡詩人炎培,在他被訪回憶《明報》歲月,也說過這段故事。金庸和我下棋時間,到中段會停下來,去他辦公臺寫社論,下筆奇快,不用停頓,五百字左右的社論就此完成,按鈴通知排字房來取稿,也不再看修改,就此讓蔡詩人專職看檢,就上機印刷。下棋完,金庸送我坐他的車去灣仔,通常一碗粥或麵,之後,我步行回家,金庸繼續他的節目。那時段,金庸的第一位太太,也在明報新聞部工作,眼看著我晚上和金庸一起離開,這年輕人單純,安全可靠。卻可是,就可能是那麼短的安全時間,金庸另有附加節目。及後不久,金庸婚變。另有新歡。

黃文放記性奇佳

殖民地時代,香港有中華民國國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中華民國國慶,留臺學生回港,一向都是主力,酒會多在九龍,光是留臺回港的僑生,就有二、三十席,共三、四百人。市面上,青天白日旗,在灣仔、銅鑼灣、調景嶺,滿街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十月一日,五星紅旗則星稀散佈,和青天白日的盛況,相去甚遠。

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每年都例有酒會,邀請文教界人參加。有一次,徐復觀和我一起出席,徐引領我去見羅孚,介紹說:「這是臺灣《大學雜誌》總編何步正。」不是介紹說《明報》編緝。羅聽了一愕,怎會來了個臺灣的呢?之後,帶了黃文放和我認識:「你們今後多聊聊。」黃是統戰部駐港領軍人,之後二十多年,文放和我經常見面。民進黨許榮淑等人來港,多和他喝咖啡或晚飯,我例必作陪,談臺灣人和事。黃住百德新街,維多利亞公園旁,就近Park Hotel大堂旁的餐廳,是晚上通宵的熱鬧場地,黃喜歡在那裡邀人晚茶。黃記性奇佳,說話直接到題,很能把握要點,開放健談不八股,是十分難得的負責統戰的共產黨人。台灣政壇有關聯的人,其時,多喜歡入住香港區陽明山莊,蓋因,陽明山莊主人,尚有若干物業土地財富在台灣,要拜託有力人士配合支持方便,山莊主人對這些台灣來人入住陽明山莊,都大致給予免費或便宜方便。陽明山莊落山到香港市區,必經港區灣仔,和黃文放或晚飯或喝茶頃計,都方便又順路。每個月,類似飯局茶會,數不勝數。再者,中國大陸開放政革正盛,台灣資金要去投資大陸,有一個內行有力人士能指點方向,介紹形勢,是求之不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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