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雨亭

國共如何對待反對勢力──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八) ☆來源: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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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7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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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右)頒發蔣中正總統當選證書。(韓同慶翻攝)

筆者繼續討論「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的相關話題。本次的主題從國民黨內部事來看當年情況。

一、由蔣介石與雷震事看時代變化

筆者參考2017年由國立中正紀念堂出版之黃克武教授主編《1960年代的台灣》,以及2019年由國立中正紀念堂出版之薛化元教授著《雷震與1950年代台灣政治發展──轉型正義的視角》,其中引用前國史館長呂芳上教授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和國史館研究人員張世瑛博士等主編《雷震案史料彙編:黃杰警總日記選輯》等資料,以了解當年發生雷震案的大致梗概。

民國49年(1960)8月27日,蔣中正總統於陽明山約見警備總司令黃杰,詢問「田雨專案」(警備總部為蒐證雷震與《自由中國》言論成立的專案)準備情形,並指出雷震「乃一極狡猾之徒」,一定要做最周密的部署,對於逮捕之後的監禁處所、主辦之軍法官都要預先準備。並指示4點方針:甲、以寬容與不得已的態度出之,非此不能保證反共基地得秩序安全,否則行將以此一線生機之國脈,被殉於假借民主自由的共產鋪路者之手。乙、該半月刊(自由中國)雷某(震)所言行,完全如大陸36、7年時期的民主同盟口號、行動如出一轍。丙、三中全會決定聯合反共救國的方針。丁、只要依賴合法的行動,中央絕不妨礙言論、結社自由。

8月31日蔣中正日記中,對於逮捕雷震以後,胡適與美國方面的反應應有準備:一、雷逆逮捕後,胡適如出而干涉,或其在公開反對政府,應有所準備:甲、置之不理;乙、間接警告其不宜返國。二、對美間接通知其逮捕雷原因。三、談話公告應先譯英文。之後,蔣中正親自決定逮捕時間。

9月2日,蔣中正約見張群、黃杰、唐縱等人研商,要求唐縱和黃杰向副總統陳誠報告,並指示本案不必由行政院負責,行動後由祕書長唐縱(國民黨祕書長,筆者註)分別告知李萬居、高玉樹,強調本次行動僅在處理自由中國之「舊案」,與反對黨毫無關連,同時可請副總統陳誠向胡適說明。關於量刑,黃杰答稱判刑最高可判有期徒刑15年或無期徒刑,最少可判7年。關於由何單位下令,張群認為由警備總部下令即可,蔣中正同意,指示警備執行後向行政院正式報告。

當日陳誠日記記載,唐縱、黃杰奉總統命,向其徵詢逮捕雷震事,陳誠表示「極贊成,惟應考量至聯合國大會開會討論我國代表權問題後逮捕較宜。」9月4日,警備總部兵分多路,執行拘捕由軍事檢察官桑上校、書記官方上尉等會同管區員警、里長及鄰長共同到場。雷震在木柵住處被拘捕,傅正、馬之驌、劉子英皆同時間被捕。

之前,1958年10月、12日,警備總司令黃杰建議行政院處置雷震,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沒有接受。之後,蔣中正逐漸接手與主導雷震事。關於蔣經國在雷震事件中的角色,依目前有關資料,並不清楚。

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Everett F. Drumright)給國務院的報告中說:「我完全肯定就是蔣總統下令逮捕他,可能蔣經國在獲得他父親的同意下相當積極。雷震的事件證實了我們的預測,蔣不會容忍強大且有組織的反對運動。蔣在逮捕雷震前,謹慎地考量了美國的反應,我相信假如美國介入的話,蔣已經有拒絕的準備。」

之後,國務院在雷震事件中保持了溫和的回應。相對而言,1955年的孫立人事件,美國政府的反應則相當強烈,美方原本要協助台灣裝備9個師的計畫生變,駐美大使顧維鈞說孫立人事件在美國政府中引起了「災難性影響」。

由孫立人事件到雷震事件,可以看出蔣介石為了保障其權力的穩固以及進行反攻大陸的計畫,決不會受到美國反對的影響。筆者認為當時美國需要與強烈反共的蔣介石政權同盟,不能因國民黨內部的家務事而過度反應。但是我們無法判斷孫立人以至雷震事件對於美國政府、國會以及媒體所產生影響的程度,這樣的影響是微妙而深刻的,部分軍方與中情局會默許這類極右政權的行為,但是某些人是非常不喜歡這類軍事政權的作風。

我們注意1940年代中期以後國民黨處理美國對待延安的共產黨以及史迪威的方式,使得美國政府中有一部分越來越不喜歡蔣介石和國民黨。當時看不出問題所在,但是抗日戰爭結束前後,蔣介石已經無法取得美國的完全信任,終至在蘇聯實質幫助中共,而美國只有少量支持國民黨的情況下,國民黨終於兵敗如山倒。

來台後,蔣介石處理這類反對他個人與國民黨的事情,相當決絕,一方面受到大陸失敗的刺激,認為當時對所謂的民主人士過於縱容;一方面,不再過度在意美國的反應;另一方面,筆者認為蔣介石的情緒控制不佳,對於與他不合的人物,容易反應過度。雷震與孫立人皆非罪大惡極之輩,且曾經對於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有過長期的付出與貢獻,就是將功補過,亦應緩和處理。筆者認為蔣介石可能由於吳國楨的先例,當時蔣迫於美方的壓力,放吳國楨去美,結果吳國楨在美國不斷批評蔣介石,負面影響很大。如果蔣再放孫立人、雷震去美,不能想像在美國他們會說出什麼話來。

事實上,筆者在了解雷震事件中,發現1955年毛澤東整肅胡風,和蔣介石整肅雷震,在思維和做法上皆有類似之處。且陳誠對於雷震事件的反應和劉少奇對於毛澤東激烈的言行的反應類似,就是基本不贊成,但是只有想辦法緩和事件的嚴重性。在雷震事件中,蔣介石直接運用警備總司令黃杰羅織雷震罪名以及進行逮捕、判刑與監禁,另外由國民黨祕書長唐縱向陳誠說明雷震的問題,也和毛澤東繞過周恩來,直接下令公安部長羅瑞卿同時間在全國各地逮捕胡風和胡風分子2100人的方式,相當相似。

雙方不同的是,國民黨還不至於不讓民間媒體與立法院、監察院說話,毛澤東則完全不允許任何不同意見出現,反而由此以黨中央的指示發動肅清一切隱藏的反革命運動,藉機大規模清洗異議分子。這也是國民黨政權和共產黨政權在本質上不同的地方。在9月4逮捕雷震前,蔣介石在8月27日日記中記載:「只要依賴合法的行動,中央絕不妨礙言論、結社自由。」這一點,蔣介石除了清除異議分子與反攻大陸,其他事情基本是遵守憲法的;毛澤東則以自己的看法與批示做為合法性的依據,完全不尊重憲法與法律的規定。二人在此大不相同,也影響了兩個黨的基本文化。

關於蔣介石和陳誠的關係,在中國以及國民黨的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議題。陳誠在台灣的事蹟由於他早逝以及蔣經國的興起,至日後幾乎默默無聞。在1960年前後,依筆者閱讀到的著作,蔣介石和陳誠的關係相當不睦,二人經常大聲爭吵,多由宋美齡出來勸和。其中原委頗為複雜,筆者認為有遠因近因,遠因方面牽涉到國共內戰指揮作戰的問題,國民黨軍在輸掉東北以後,各方「殺陳誠以謝國人」之聲不絕於耳;近因為蔣介石對於是否將第三任總統職務交給陳誠一直猶豫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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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與陳誠合影(中時報系檔案照片)

從事後來看,蔣介石是戀棧其位的,尤其是蔣經國不可能繼陳誠而擔任大位,雖然蔣介石一再表示希望蔣經國輔助陳誠,之後由蔣經國繼位,之間由宋美齡從中協調。但是陳誠的人事布局和蔣介石相當不同,甚有可能吳國楨、孫立人等皆獲平反,到時候蔣經國一定會被邊緣化。因此蔣經國絕對不可能同意蔣介石不連任,至於宋美齡的真實態度,筆者無法判斷。

陳誠和胡適等人接近,反映當年的政治生態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的部分情形。而《自由中國》反對蔣介石三連任,不論雷震、殷海光等人是否有意支持陳誠,客觀效果就是如此,蔣介石打擊雷震,就產生隔山震虎的效應,間接振動到陳誠的心理和周邊的權力結構。加上《自由中國》反對青年救國團,直接碰觸到蔣經國的勢力範圍,後來蔣經國打擊殷海光,都有懲治《自由中國》原先人物以及殘餘影響力的意味。

二、由郝柏村《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看民進黨組黨情形

★1986年9月29日,下午4時,總統召集俞國華(行政院長)、黃少谷(司法院長)、袁守謙(國策顧問)、倪文亞(立法院長)、馬樹禮(國民黨祕書長)、沈昌煥(總統府祕書長)、汪道淵(國防部長)、李煥(教育部長)及余在總統府會客室座談。

總統指示:今日地方小,人口少,國際處境困苦,吾人基本政治戰略在求生存、求發展、求進步;求生存就有勝利希望。國內處境與在大陸時不同。外交不能再孤立。今後為達成反共復國目標,必須等待大局(大陸及世局)的變化,在大局變化前,吾人必須能生存下去。中共一定要變,因為共產主義必敗,三民主義必成。任何外來力量都可被消滅,只要黨內組織健全團結,則什麼都不怕。

昨日偏激分子宣布組黨為長期鬥爭中一個現象,開放組黨的政策正由中央研究,未決定前仍照現政策,不可因一事而變更政策。現對民主進步黨採不承認政策,並照行政院說過的依法處理。但中央黨部應加速研討政治革新議題,主動擬定時程,讓黨員及民眾知道黨的政策與方向。★

以上蔣經國先生的話,很有深意,筆者嘗試予以解析:

第一,經國先生健康狀態不好,眾所周知,在總統府召見國家重要幹部,而不是在其七海寓所,筆者認為是為了宣布準備一個新的時代來臨,不論對中華民國,對國民黨,對台灣,對反對黨,以及對中國大陸,甚至世界局勢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筆者第一次聽經國先生講「今日地方小,人口少,國際處境困苦」。當時民國74年(1986)9月29日,過兩天10月1日,中共在大陸建政與國民黨從大陸撤退到台灣37年。這37年間,變化極大,中共雖占有大陸,解放後走了大彎路,錯誤政策造成人民大量死亡與民窮財匱。國民黨據有台灣一隅,勵精圖治,相對非常富裕。1980年代,台灣以相對大陸3%的地方,4%的人口比例,創造了大陸40%的國民生產毛額,確有驚人的成績。然而,中共在國際關係上卻代表了中國,中華民國在許多國際活動上要避開中共咄咄逼人的反對。

文革後,中共積極進行經濟方面的改革開放,中國人只要有好的環境,就會自行發展出來。而台灣社會內部占多數的本省同胞,由於對岸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水平,以及不耐國民黨長期的威權政治,一方面缺乏意願和大陸合一,一方面亟欲參與政治,甚至逐步執政,把國民黨趕下台。

這些多方面的因素,在經國先生的身體狀況日益衰弱的情況下,國民黨以至中華民國的未來,是堪慮的。問題在於當時不論國民黨員,還是一般百姓,根本不認識自己的危機在哪裡,反而歌舞昇平,認為台灣可以永遠如此這般地維持下去。因此,經國先生講這些居安思危的話,筆者認為不會有人真正當一回事。

第三,經國先生說:「吾人基本政治戰略在求生存、求發展、求進步;求生存就有勝利希望。」那麼如何求生存?是誰在求生存?國民黨一直習慣性地忽略多數台灣本地人的需求與恐懼感。從彭明敏到施明德等,都認為中共遲早會攻台,台灣不可能有效防守,他們只能依靠美國求生存。事實上,外省籍中的雷震、傅正等亦持相同的看法。這個問題,在蔣經國過世以後,越來越明顯,至今成為兩岸與台灣面臨的難局。

第四,經國先生說:「今後為達成反共復國目標,必須等待大局(大陸及世局)的變化,在大局變化前,吾人必須能生存下去。中共一定要變,因為共產主義必敗,三民主義必成。」這是苦撐待變,在原則上有正確之處,但是經國先生可能想不到,國民黨會有一日淪為在野黨,而變成民進黨來苦撐,而得美國的支持。結果至2021年中共之變,不是共產主義失敗,是中國經濟發展越來越強,而中共黨的體制基本不變。

這樣的兩岸與世局變化超乎想像,我們不能責之於經國先生,馬英九等人年輕時期呼籲的革新保台,亦是苦撐待變。中共之變,必須是政治文化與政治體制的變革,中華民國的存續,在這件事上是有意義的,至於是否三民主義必成,那不是首要的事。

第五,對於黨外的組黨,經國先生的反應不是要鎮壓,而是由黨中央研究開放組黨的政策,這是令人意外的發展。在政策擬定以前,對於民主進步黨暫採不承認政策,而由行政院依法處理。由於經國先生的指示,黨外的組黨被合理化地對待,隨後的兩個星期中的變化非常重要。

經國先生說「中央黨部應加速研討政治革新議題,主動擬定時程,讓黨員及民眾知道黨的政策與方向」,說明當時國民黨的思想與政策與民間及世界發展脫節,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國民黨要做什麼?而什麼是「政治革新議題」,後來證明包括開放黨禁、解嚴、以及開放大陸探親等重大突破,具有時代意義。但是,筆者認為國民黨過於被動,如果沒有黨外的不斷衝擊,國民黨缺乏主動改革的動機與動力,慢慢地台灣社會不需要國民黨的存在,現在的國民黨已經出現這樣的危機。

三、初步的小結

如果筆者說《自由中國》反對蔣氏父子繼續掌握國民黨的權力,從而希望中華民國在台灣走上自由民主的體制,而不是反攻大陸。這樣的論述是否有一定的道理?還需向各界先進請教!

由於《自由中國》與「泛自由中國派」的慘敗,台灣政治與社會中大陸人結合台灣人士反對蔣氏父子的力量基本瓦解。1960年秋雷震事件以後,蔣氏父子逐步清洗舊勢力,到陳誠1964年過世,蔣氏父子開始完全地掌握了國民黨控制的黨政軍特的組織與發展。由此,台灣民主化的力量只有依賴具有本土基礎的台灣省菁英與海外台灣獨立人士的結合,其中有美國直接的支持與日本間接的支持,形成日後組黨成功的民主進步黨的性質偏向本土與台灣獨立的性質,並且具有以美國為主的國際因素,以至於在台灣社會中產生了藍綠族群的對立。

郝柏村在其2019年出版的《郝柏村回憶錄》,第536-538頁,〈中華民國與臺灣人民〉一章中說:「民主政治必須是法治政治,法院應為人民信賴的最後底線。法界的問題在哪裡?諸如法官有政治立場,將政治問題法律化。」郝柏村的說法可能主要是批評民進黨執政的情形,但是政黨介入司法,並不是民進黨的專利,國民黨、共產黨皆是如此。

筆者藉本專欄書寫,稍微了解雷震事件,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對於雷震應該如何判刑,由蔣中正總統開會討論與決定,不只「法官有政治立場,政治問題法律化」,而且「法律問題政治化」。後來黨外以至於民進黨有樣學樣,郝柏村理直氣壯地要求法律要有公信力,可能不容易得到民進黨甚至共產黨的呼應?中國大陸在文革以後,由於幹部與人民備受解放後無法無天的痛苦,要求法治之聲時時、處處可聞,然而中共以黨治國,黨大國大?這個問題長期不能解決。

近年來大陸不再提「法治」,而是「法制」,多年來筆者不甚明白法治與法制的區別,在英文有 rule of law 與rule by law,但是中共避開法治議題,應該是一個事實。因為一旦法治──以法治國,共產黨也需服從憲法與法律,那麼共產黨的指示、命令、文件,決議、政策都需合於憲法與法律才能執行,至少對於現在的共產黨來說是做不到的,尤其是缺乏獨立的立法機關與司法機關。

近年來,回顧與思考黨外、民進黨與台灣民主政治之間關係的,多為綠營或本土傾向的學者,藍營與傾向中華民國方面立場的學者則相對少了許多,中國大陸方面,由於對民進黨持完全否定立場,難有比較客觀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民主運動人士,對於台灣本土發展出來的民主政治一般持比較正面的態度,認為可以參考其經驗與得失。這當然牽涉到族群與認同以及價值觀的問題,筆者不能以自己的觀念對於不同政治認同與族群立場而產生不同觀點的現象予以批評,但是寄望未來大家可以嘗試自由平等地對話。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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