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中華大地上，作為文明古國與世界大國的中國，長期閉關自守、昧於世界變局、政府顢頇昏聵、百姓闇弱無知。當時孫中山等一批仁人志士，參採歐美現代經驗、回歸中華道統傳承、直面內外諸般艱難，以青年精志、報國之魂、血肉之軀，為中華民族的存亡絕續，為救民水火於萬劫不復，作出整個一代的犧牲奉獻、寫下足堪後式的偉大篇章。
百年後在寶島台灣，作為世界良港與工業重鎮的高雄，長期閉關自守、昧於兩岸變局、政府顢頇昏聵、百姓闇弱無知。因為連串錯過 90 年代的重大轉型升級契機，終致始自 1998年的高雄質變異化，現已延伸擴大至幾乎全台。2008 年是台灣最後一個自身糾誤的翻轉機會，自此急轉直下；然於2018年檢視，民怨四起民心思變，若能結合外緣活水或可導正救起。
壹、大陸：貫通中西、三足鼎立、可大可久
2018年是大陸改革開放的40年。探詢摸索與自主創新之下，已將原本理性自利的現代市場規律與西方實踐經驗以在地本土以人為本方式充分融合，其中當然係以感性共利、關注大局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作為指導予以堅持。而若得以中華傳統文化詮釋挹注，則傳承迄今作為主體、並可與西方新教倫理大體對接的儒家思想文化，已在十八大以來如同高效嚴明的法家變革般，嚴肅認真地加上了正當其時的以法治國。當然霹靂手段仍需本諸菩薩心腸，亦即若能參酌苦己淑世的墨家精神，乃至加點順勢隨緣的道家思想，方是眼前與爾後不斷因應內外變局、克服大小挑戰的理論建構與萬全準備。
貳、台灣：市場不開、M型極化、傳統式微；30年來的社會條件與發展階段
近來媒體常見所謂兩岸關係影響台灣發展的觀點，然而若由南台灣的體制外觀察，其實可謂乃係台灣自身的發展變遷影響了兩岸關係。
在孫文南院2017年5月於高雄師大舉辦的「一帶路下的高廈民間合作」論壇上，洪秀柱主席曾經致詞：「20年來兩岸事務的主要問題情勢其實並非僅只一般關注的經濟政治，而是更應涵括了社會，亦即人口結構與階層意識，或為所謂的三中一青(中南部、中小企業、中低階層、與青年世代)。三十年來的臺灣發展已概略形成自北而南，及體制內與體制外的現代vs傳統、後現代vs原始等四種社會結構；臺灣北部所觀察與關注的多是擡面上問題的表象，臺灣南部所感受與解讀的實是擡面下問題的真象。」
三十年來臺灣發展所形成之四種社會結構 資料來源：汪明生等，2016
參、對台：台灣問題應視為中國治理的組成部分與重點難題，由兩岸跨域聯手釐清理順
2016年起台灣綠軍全面執政，中美之間因政治新手上任增加變數。然可基本總結未來幾年的兩岸情勢或謂大陸的對台工作，已明顯呈現三條選擇。
一是現況繼續，90%以上的大陸同胞已無暇顧及已然滑坡難以再起的台灣，而台灣即使面上再亂再糟，沈默多數的台灣同胞卻其實或溫水青蛙或堅韌淡定，再撐個幾年乃至到下一任領導人也是不難的。如此就是個拖，甚至可能在處心積慮有備而來的新世代綠軍操作之下，明目張膽肆無忌憚地打壓乃至消滅島內統派，有識之士扼腕，親痛仇快、兩岸雙輸。
二是盱衡內外大局消長，著眼島內局勢逆轉，在不容樂觀不宜久拖之下的積極介入乃至武力統一。作為由島內南部長期致力兩岸交流的推動者，筆者必須於此聲明，只要妥為考量佈局善後（不要流血、平息民怨）與標本配套（爭取民心、長治久安），對此並不反對，何況這是大陸主導承擔，台灣基本被動也無緣置喙。
三是轉換思維解放思想，回歸事務理路的根本。根據兩岸法理與現實，兩岸皆係地區，主權乃係對外；大陸對台的兩岸事務基本上應是爭取民心的內政而非訴求主權的外交，何況統獨本係島內轉型變遷不順，南部綠軍投票政治惡質選舉、與北部菁英資本主義自我加持下弄假成真的偽議題。民生的安居樂業與發展的穩定持續，才是國家民族、政府政黨、體制領導、與城市地區優劣良窳的最終判準。
於此進一步析論。30年前在外部全球化與自身民主化下，台灣曾於1990年代提出均衡南北發展的國建六年計劃，而南台灣高雄亦欲把握轉型契機提出位於外海的深水港計劃，然皆阻絕於台北中央已經主政的李登輝；至於頗具規模的拜耳投資案則因地方選舉首長瞻顧而胎死腹中。自此高雄已註定消頹滑落、與外隔絕的命運，並逐漸成為綠軍佈局盤據、腐蝕深耕的根據地與大本營。
1998年高雄於全台最早政黨輪替以來，產業停滯出多於進、人口外移失血竭腦，地方政府則著力選舉無視發展，南北意識差距更加擴大，於今可謂處於現代vs傳統、乃至後現代vs原始的截然不同發展階段。此則是以筆者較早即已提出：'兩岸大局的關鍵癥結是在南台灣；翻轉高雄、祖國統一'。以高雄作為突破口的兩岸城市試點合作即是選項，然而需由適合的民間產學在地團體通力配合。高雄雖是臺灣最早政黨輪替、為民進黨長年執政深耕的重災區，然而表面的硬柿子其實是香甜有水的，多數的高雄市民熱情善良，只是與外界脫節太久，尤其是普遍對大陸不了解、甚至充滿疑慮。
於今處理對台事務應該認清，真正困境並非表象的經濟產業與政治藍綠，而係在於30年來在社會條件與發展階段上所形成深層結構的三中一青。並且縱使較具挑戰，亦應視為十二五規劃以來，中國向上提升本身治理（對等尊重、平等協商）的內部嚴肅考驗。例如新竹以北當然可以現代社會的市場經濟對接，然而濁水溪以南的傳統社會則需政策加持引領導正，而在操作執行上則不宜操之過急，並需尋求島內合作以接地氣。
30年之疾不是不能求三年之艾，以高雄作為突破口的兩岸城市試點合作即是選項。可參考1997年香港回歸時較為立竿見影的CEPA經驗，然而需由適合的民間產學在地團體通力配合，讓南台灣同胞看到感到來自祖國中央的重視關注，人心調動事就好談，也符合老美與藍綠異口同聲的尊重民意。高雄雖是台灣最早政黨輪替、已經綠軍近20年執政深耕的重災區，然而表面的硬柿子其實是香甜有水的，多數的高雄市民熱情善良，只是與外界脫節太久，尤其是普遍對大陸不了解、甚至充滿疑慮。是以真正需要的是耐著性子，多以感性關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誠信相待、並以自己人一家親的傳統文化動之以情，而不必蜻蜓點水急功近利地倚仗短平快的理性自利市場思維，甚至可以拿出複習重溫後的大陸起家時與人民站在一起的雙擁意識與服務精神。
(待續)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站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