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風美雨

孫隆基

美國反智傳統的淵源(中) ☆作者:孫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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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至右:王榮村、胡卜凱、鄧維楨、孫隆基、何步正、黃樹民


(5) 

1988年的一部電影《越過德蘭西大街》(Crossing Delancey),說一名年輕女子伊薩貝拉在紐約一間書店工作,店裡常舉辦作家簽書會,她也被知識份子的世界吸引。店裡來了一位常駐的荷蘭作家,談吐還帶歐洲口音。伊薩貝拉迷戀上他,但見他身邊已有女友,期盼的眼神不禁流露惆悵。 

此時,她住在曼哈頓下東城區的外婆請媒人給她物色了對象,是區內一位開醬瓜店的老闆山姆,女主角自然看不上他,但心懷歉意,就把他塞給了自己的女友。山姆很開朗、不以為忤,欣然接受。 

輪到荷蘭作家的女友離去,女主角以為機會到來,卻發覺該作家不過用她來填補前女友的功能,那就是當助理,替他打字、校對、整理文稿、陪他睡睡,自然少不了對他的天才的崇拜。伊薩貝拉與他決裂,該作家還說受傷。此時,伊薩貝拉獲知醬瓜店老闆山姆不是婚姻介紹的意外,他對她愛慕已久,但既然已把他介紹了給別人,恐怕已錯失良緣,後發覺山姆還在等她。 

德蘭西大街在曼哈頓下東城區(Lower East Side),住民以猶太人勞動階級為主。片名作為一個隱喻,意涵女主角越出了自己的生態圈,涉足華而不實的知識份子圈,或者,是她醒悟了、又跨過這條界限街回歸她長大後離開了的原鄉。

但該故事是否“反智”? 它是一部娛樂性不高的小眾電影,像是在光點或華山文創區上映的那類,並不似迎合大眾。電影的女導演和原著的女作家皆知識分子,也都是猶太人,後者在美國文化生活中占了與族群總人數不成比例的一大塊。伍迪‧艾倫就是典型的紐約猶太知識份子,他的作品中也不乏以這群人為挖苦對象,像是在自我調侃。 

《越過德蘭西大街》的製作人是否猶太裔知識份子實無關宏旨,一切由美式羅曼史喜劇的太上文本(meta-text)這個如來佛掌拍板敲定。喜劇模式決定完美收場,在這裡則表現為異性戀羅曼史的功德圓滿,“知識份子”不可免成了這場喜劇的反面教材。 

劇中女主角和她的閨密談起這號人物,閨密勸其避之則吉,說他們仿如“有腳走路的傷口”(walking wound)。多愁善感、無病呻吟乃作家的創作靈感,作家視自己的創作最重要(但這有什麼錯呢?),不是大情人,也不會是好的奶爸。他沉醉在自己的天才夢裡,女性對他的仰慕是他自戀的鏡中反照。 

能如此解剖知識份子,其實已經是“智力”的發揮。俄國知識份子就好對自己作無情的自我剖析,例如普希金與屠格涅夫筆下的“多餘的人”,反映其在舊俄的社會革命中還未找到自己的位置,流露的正是知識份子的使命感。 

將知識份子問題化固不限於美國,但美國的這個切入點有自身的文化特色,乃是以一個非知性的活動作為絕對標準,把知識份子整個地振出局。俄國人將知識份子問題化已經成了這個文類的經典,大陸文革時期將知識份子問題化則更是鑼鼓喧天,美國的卻神不知鬼不覺(逃不過孫大聖的火眼金睛便是)。 

(6) 

1989至1993美國的電視片集《量子飛躍》(Quantum Leap)是科幻故事,謂一名科學家在實驗時間旅行,面臨官方裁減經費的壓力,技術問題未妥善就用自己做實驗,結果他身陷於過去,從一個過去的人的驅殼跳到另一個,前提是必須替“宿主”解決當前的危機或疑難才能脫身,但也不過跳入另一個時空、另一個宿主的身上,不斷面臨新的挑戰是他回家之路。這個故事的大框限是他總是在過去30年的美國境內作時空穿梭(除了少數幾回例外)。 

有一回(第5季第13集、總第88集,1993年初)他跳入了美國東部的一名家庭主婦身上,時當60年代末,宿主受到當時方興未艾的女性主義影響,面對的老公卻思想陳舊,又沒有文化。屋漏偏逢連夜雨,她的中學情人卻在這個當兒出現了,已是長春藤名校的教授,令開始醞釀新思想的她感到氣味相投。 

老公酸溜溜的問這位第三者幹哪一行,後者回答說在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大學都教過。老公的反應透露他既無知又反智:“你連一份工作都守不住呀!”(You have difficulty holding down one job, erh?)。 

觀眾都不看好老公而期待女主角獲得新生,故事卻峰迴路轉:女主角從山崖上摔了下去、掛在樹上,那位常春藤名校大教授面臨這個危機,整個人往後退縮,卻是老公一把將她救了上來。從此他拯救了婚姻,蓋老公終於願意接受妻子的女性主義新思想。《量子飛躍》這部片集一般都站在“政治上正確”一方,因此,如果家庭主婦這位舊相好是黑人或拉丁裔的話,就絕對不敢如此描繪。 

我曾得出一個結論:在今日美國的“認同政治”底下,誰都有維護自身認同—族群、膚色、性別、性向—的權利,唯獨白種男性搞“認同政治”,在銀幕上就會以3K黨的形象出現。彼輩這一股怨氣憋久了,自然就投了川普的票。 

此外,不管紅黃白黑、幼少青壯都可面不改色(甚至理直氣壯)地發“年齡歧視”的言論、不會受到制裁,連老年人都將這個歧視內化,覺得自己在美國這個崇尚青春活力尤其是性能力的國度裡已經變成了殘渣。我一邊在寫目前這篇文章,一邊悟到不受美國“政治正確性”保護的範疇裡,不妨多添“知識份子”這一項。 

(7a) 

本節用心理測量的數據透視美國反智主義的心理背景。我在《當代中國文化:結構與感情構造》一文中大量引用了跨文化心理學的成果,顛覆了“中國人是集體主義、西方人是個人主義”的皮相之論。 

這類跨文化研究多以學生為測驗對象,一直以來都顯示:中國人的“自發性”和“合群性”比較低;和美國人比較,中國人更少需要去尋求人際關係,他比較能夠“自我接受”。把它演繹為具體的日常生活,就是:相對一個美國學生來說,一個中國學生在週末較少需要外出社交、趕赴party,他甚至在週末可以一個人呆在宿舍裡讀書。“顯然他對自己是否‘得人望’比較沒有那麼執著,或者認為搞這種‘公關’太費勁。” 

在一位美國心理學家對1980年代瀋陽的大學生的問卷中,“未來生命中該是哪些事情令你快樂?”這一題,得分最高的是“工作”,其次是“教育”,其次才是“家庭”,得分最低的反而是“婚姻”。根據這位心理學家,標準的美國答案會是:“終生難忘的羅曼史!” 

“家庭”與“婚姻”選項都偏低,與中國人現實生活的印象不符,但現實行為和心理深層的投射性資料是兩回事,在後者出現了人格偏內向(躲避社會性)的指數。相對內斂傾向的“自我”,外鑠的社會“形式”比較容易令它就範,遂製造了更高的“社會性”的假像,但並不等於在人格的情感構造裡“社會性”之高。 

一份對動機的比較研究亦顯示出:中國學生傾向於被“自我投入”(ego-involvement)所驅動,和北美學生以“社會競爭”(social competitiveness)為動力形成鮮明的對比。前者的內向性導向是毋庸置疑的。 

多年來的人格量表都顯示:臺灣學生在“內向性”方面得分高,“外向性”相應地低;臺灣大學生在“社交性”(sociability)上得分低於美國的標準、在“輕鬆熱心”(cyclothymia)和“愉悅多話”(surgency)的平均得分值都低於美國大學生。1980年代一連串的問卷透露:香港和大陸成年人在外向性方面得分都低於英國人。中國人“社交性低”的證據亦見於對“害羞”和“孤獨”的跨文化研究中。 

這與人們印象中的“中國人是集體主義、西方人是個人主義”有何等大的差距?謂中國人“社會性低”的計量心理學是否陷在一個西方文化偏見的符號學網羅裡? 

“如果中國人較不善於從一個強大的自我基地出發搞‘公關’—所謂‘掌控’環境—而傾向讓事情發生在自己頭上,他們那種高情感[比西方較有人情]的社會交往或許較近似西方心理學術語裡的‘依賴感’範疇。”後者當然也是一種“社會性”。 

現在的問題是: 哪一種情感構造更能支持所謂“讀書”呢? 

(7b)

我初赴美深造在1970年代初,遇到先出國的台大女同學,她住女生宿舍、有如下見聞:每逢週末,同室室友都期待有約會,剩下孤零零的美國女生就會在宿舍裡哭。既然演變至此,約會中男生立即要求上床,女生無從拒絕,否則下一回又回到獨守空幃了(當時一夜情之翌日告發強姦的風潮還未興起)。這種自賞(self-esteem)完全靠他人來肯定算哪門子“個人主義”? 

但如果像中國學生那樣週末可以一個人呆在宿舍裡讀書,則似不在乎自身是否有魅力,也欠一把勁為自己的社會在場性(這裡也包括性吸引力)投注競爭力。在美國人設計的計量心理學裡,中國人測驗對象就在“鎮定”(poise)、“占上風感”(ascendancy)、“自信”(self-assurance)這整個區域裡都比較低,而“社會臨場感”(social-presence)以及心身健康感(well-being)則墜入穀底。 

如將美國人的情感構造當作絕對值,那麼幾乎所有的所謂“跨文化心理學研究”都指向中國人“更具抑鬱和精神分裂的性格”。它既然是中國式情感構造的“常態”,就不是“抑鬱症”—這裡存在文化的相對性。 

一份心理測驗顯示:勾起令中國測驗對象失望的不健全的思想時,她不是用抑鬱、渴望補償或自圓其說脫困,而是對好事和壞事都寬大地接受。“在那裡並沒有出現不規則的高潮,也無所謂宣洩(catharsis)。” 說得負面一點,有點逆來順受的味道,對攻擊性無法朝外發揮轉而導向內(即攻擊自己)造成的抑鬱症免疫。怨氣太容易撫平的“自我”不傾向為自己的權益作鬥爭。 

中國文化對“情”的一個古典定義就是“靜”(見《白虎通義》),是使人安靜的媒介,是人倫性的情感溫馴化了“私慾”。美國人的“情”則是用來刺激的對象,常需從已有的水準往更高水平提升,即所謂high。 

美國人感覺精神“低落”(low)了,不是躺倒休息,而是到街上跑步,把它重新拉“高”。在性事前先嗑藥也屬getting high,在乏溫情而是相對陌生的性關係裡,勢必靠此支撐方能投入。一位華僑告訴我,對美國出生的兒子已產生陌生感,後者早上一起床,還未刷牙漱口,先打開音響、播搖滾樂。 

上面引了一堆測驗與觀察,為了論證中國人的“聯考-惡補文化”必然以相對“抑鬱”的情感構造為基礎—這在東亞似乎具普遍性,蓋日本也有它的“試場地獄”和“陪考媽媽”。將這一套壓在美國人頭上的話,必需把他們的心理天花板往下調至低沉。 

但這個心理因素如無其他因素配套(詳下節探討的教育民粹主義),不一定導致“反智主義”,蓋智力對心靈的刺激何嘗不是從呆滯到高昂的提升,難道不也是一種high? 

同樣道理,東亞的“讀書文化”也不一定就是崇智主義,如無才智配合,讀書不會讀出一個道理來,缺乏智力刺激心靈,淪為一個外殼、一類沉溺、一種沒有更好選擇的無奈、心理天花板低沉,是生命力最旺盛期不志願地過著的僧侶(或修女)生活。 

**已在上期網上討論中澄清:此處用的“情感”一詞是指emotions、“情感構造”則是emotionality的中譯,乃個體人格中的因素;相形之下,“感情”一詞才是指人際交流的social feelings,才是人情網路,乃外在因素。

(待續)

 

相關閱讀:

 

作者著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殺母的文化--20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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