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聲玉鐸

金庸江郎才盡了嗎? ☆作者:鄧維楨

 

江淹為什麼寫作?

除非久久不寫,一般,寫作技巧是越寫越成熟,越寫越精練;寫作的才能不會無緣無故消失。至於寫出來的作品感不感人,動不動人,主要,這要看作品有沒有創意——隨著年齒增長,作家累積的知識增多,人生閱歷更豐富,表達出來的創意,理應更為深刻,更具生命。江淹不再寫作,托辭生花妙筆被奪走啦;真正的理由,應該是,他已經失去寫作的動力。

江淹是南北朝時代,南朝人。南朝有四個朝代:宋、齊、梁、陳,前面三個朝代,他都服務過。在這一點上,有人說他品格不好。中國古代,不曉得什麼時候開始,有一個觀念,說,女人不能嫁兩個丈夫,男人不能做不同朝代的官。嫁了兩個男人,表示對前一個丈夫不貞節;做了兩朝的官,表示對前朝不忠貞。現代人不這樣想了——管她有幾個丈夫,只要不要同時有兩個;管他在幾個公司工作過,只要不出賣前一個。 離題了,這篇文章不是要討論忠貞問題的。

“江郎才盡”,典故就是從江淹來的。江淹年輕的時候,文章寫得好極了。他寫的<恨赋>、<別賦>,還有一些別的,在那個時代,廣被傳誦。後來,官越做越大,文章卻越寫越少。於是有人問他原因,到底怎麼回事?他說,夢中,他的文思、靈感還給別人啦,他的生花妙筆也被沒收啦。(錦心還之張景陽,彩筆返於郭景純。)

「真的是這樣嗎?我看不是。古代中國,一個沒沒無聞的人,要被注意,武人要展現武技,文人要呈現文藻。頗似現在的校園,第一名、第二名的學生不會去飆車;去飆車的,差不多是些課業成績較差的。江淹受到重視啦,被延攬去做官啦,最初還寫幾篇,俗事多了,應酬多了,自然就越來越懶於動筆。古代的文人,除了被邀請去代筆或幫人寫墓誌銘,寫文章一般是沒有稿費的。獲得了文名,官居顯要,還能勤於寫作的,恐怕少之又少。

江淹的成名作品<別賦>和<恨賦>發表的時候,年齡應該在二十歲左右。年輕女人能有什麼人生體會呢?描寫離別的情緒,敘述人生的遺憾(恨),例子都引自比他更早的古人和傳說,全沒有他個人的經驗。人生閱歷更豐富之後,寫出的東西肯定更深刻、更動人,為什麼不寫了呢?晚年,江淹對他的學生說過這樣一句話,“人生就該及時行樂。一輩子謀求又富又貴有意義嗎?我已經功成名就,正是回歸田園的時候啦。”文學創作在他內心根本沒有地位,只是謀生的工具而已——我以為,這才是他品格平庸之處,而不是他做過三朝的官員。

  • 賦,中國古代的一種文體,兼有詩和散文的形式。三國時代,王粲的〈登樓賦〉,抒發離鄉背井的苦悶,我讀了,深為所動。賦到了南北朝,大家競相堆砌詞藻,你就很難從中讀到感情啦。

 

金庸:48歲的壯年就不寫小說了

金庸寫完《鹿鼎記》之後,就沒有新的小說,為什麼?和江淹一樣,寫作的動機全散掉啦?

從一九五五年開始,前後十七年的時間裡,金庸寫了三十六大冊的武俠小說,本本精彩,實在不簡單。他最崇拜的法國作家,大仲馬,寫過《三劍客》、《基督山恩仇記》的那一位,我看金庸的成就就超過他。自一九七三年以後,金庸不再寫武俠小說,年紀大了嗎?今年,金庸八十五歲,年華的確高啦;但是一九七三年,他只有四十八歲呀!寫小說,這是壯年哪。

金庸一再說,他才氣有限。〝些年來,學問、知識、見解雖有長進,才氣 卻長不了.........〞他的好朋友王榮文(遠流出版公司創辦人)接了當地說,“金 庸自己說過了,他已江郎才盡。”接著他批評我,“過去,你的文章不是寫得很好嗎?為什麼現在不寫啦?”金庸真的江郎才盡嗎?我看也是動機上出了問題!

寫完《鹿鼎記》,金庸累了,他需要休息——上一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 台灣和香港的報紙,為了維持和增加報份的發行量,幾乎家家都登有連載小說;有的甚至不只一篇,有兩篇、三篇的。他們靠武俠小說抓住讀者群。那麼多的武俠小說,到今天多數都被遺忘,而金庸的仍被一讀再讀,道理安在?金庸最認真;用心寫出來的東西,自然最具內容。當時不少的武俠小說作家,常常一行字就算一段,二百字不到就算一篇。金庸沒有那麼不自愛,每一句、每一段他都紮紮實實寫。

認真寫作,和做苦工沒兩樣,寫連載小說尤甚——靈感不來,生病,煩惱,還有其他生活壓力,都可能迫使寫作中斷。連載小說停了一天、兩天,意味著聚來不易的讀者群即將流失。初期的《明報》,資本有限,工作人員只有十五位;每一個人都要身兼好幾個職位。金庸不例外——寫完每日的報導和評論之後,截稿前,還得趕寫絕對不能少掉的連載小說。不難想像,寫作的十七年中,金庸過的是怎樣的苦日子。到今天,稿子寫不出來的惡夢,我相信還在金庸的夢境中一再出現——截稿時間到了,而面前的稿紙還是白紙一張。(現在還用紙筆寫文章,我就是其中一個,已經是古代人啦。)四十八歲以後,金庸顯然不願意再折磨自己。這樣的情況,精神科醫師會認為,這就是典型的壓力創傷症候群。在壓力下,十七年不間斷的寫作,的確有可能叫一個人患上這種難以痊癒的痼疾。

另一個叫金庸不再寫的理由,恐怕是他認為武俠小說沒有文學價值。至少在他四十八歲那年,這樣認為。我今年七十二歲。像我這個年齡,自以為有見識的老讀書人,年輕的時候,是瞧不起武俠小說的。金庸比我大十三歲,應該比我更傳統。從他的序文裡,可以讀出,對“文以載道”的觀念,仍耿耿於懷。“文以載道”,什麼意思?這是中國人對文學的傳統要求,文學只有一個目的——有益世道人心,有助教育感化——缺了這個目的,就是沒有價值的遊戲之言。在上一個世紀五○年代,台灣、香港武俠小說盛行的年代,胡適,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會經委婉地批評武俠小說,他說:小說不能背離歷史事實,也不能違反科學知識。他建議武俠小說作家,多讀一點科學書刊,寫一些科幻小說。胡適的批評頗能反應老一輩知識份子的心聲。金庸深感委曲,為自己辯護,他說,把我的小說當做是給大人讀的童話故事罷!

從什麼時候開始,金庸對自己作品的文學價值逐漸有了自信?——隨著年紀大的大師、鴻儒逐個凋零,而作品又逐部被拍成連續劇和電影後,最主要的,他的作品受到新一代學者的高度肯定。這些西化較深的年輕學者,有專業是文學的,有專業是數理的,他們或者演講,或者寫文章,除了讚揚他的創意和寫作技巧之外,也發揚他作品中微妙的、含蓄的哲學意境。有了自信的金庸於是在隨後的版本,把武俠小說比喻成大人的童話故事,從他的序文中失蹤了。

“在中國文學上,金庸小說,是繼《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紅樓夢》之後最偉大的作品,將永垂不朽。”臨出發前,去香港拜訪金庸,爭取在台灣的出版權,當時遠流出版公司的總編輯詹宏志先生說了這麼一句話。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評價,頗覺驚訝,但是立刻同意。這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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