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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最後去看胡佛先生的，幾小時後他逝，我心緒煩亂。手邊有一封胡佛寫給郭冠英的信。寫信之時，正是胡先生為中國民主憲政貢獻全力的顛峰期，信中講到了他一生信念的來源和當時的心境，讀來感慨： 「冠英老弟：極喜讀您的文章，因能刮除浮土，直探底蘊，文情猶其餘事也。
您強調做中國人以及一個中國，我尤為共鳴，我生於中國歷史的憂患中，此即我生命的源泉，何能或忘呢？近有老友說我一輩子倡導民主，竟不能擺脫中國意識，我告：民主係為中國，如失去中國又將如何安身立命呢？
此地某望自由主義的老友，不免有虛無，甚至虛脫的傾向，為之一嘆。
我已辭去公視籌委會及政策小組召集人，因公視法始終不能通過，另外一個原因，即繼高先生生前忽給我一電話，勸我犯不上弄電視，老友善意，常存心中，故說辭即辭。現有線電視的審議委員職，尚堅辭不獲，好在快完事了。
近兩岸關係緊繃，大選則擾擾攘攘，人心似麻木似激昂，您文中所謂的錯亂，足以當之。我曾參加上次黨中的修憲研擬會，會中謬論、怪論百出，我挺身駁之，駁而又駁，終無可如何。憲政之亂，乃不可挽回，又可一嘆。
胡佛先生是自由主義者，他重視個人的自由，同時也認為，個人的自由與民族的自由是互相依存的。上面這封信顯示，早在四分之一世紀之前，胡佛先生已經與天真的、脫離現實的自由主義訣別，成為深刻的、實踐的自由主義者。
傳統中國並不是一個民族國家，它認為中國的忠孝仁愛價值並沒有國界，而儒家體系、農耕社會與其他宗教體系、非農耕社會也有兼容之處，這樣的政治文化顯然不是民族主義的。但是近代西洋和東洋的強國在割取中國土地之後，把剩餘的部分框限在一個界線之內，造就了近代中國的國界，也迫使中國人學到了民族主義。
戊戌、五四之中和其後，一些中國知識分子覺得應該徹底超越民族主義，追求純粹的自由、民主價值，但理想不敵現實，究其原因，在於這樣的理想脫離現實，主導20世紀前期世界的強權從未打算容忍中國人在人格和國格上和自己完全平等。
1949年之後，台灣的自由主義話語中，多了反共，少了反帝、反殖，甚且發展出親日親美下的反中，無視台灣社會經濟依附、文化殖民的氛圍，談論抽象的個人自由，就像胡佛先生講的那樣「不免有虛無，甚至虛脫的傾向」。
與近代所有被壓迫的民族一樣，中國人渴望尊嚴；曾被割讓的香港、台灣人民更渴望尊嚴。但將香港人、台灣人的尊嚴與中華民族的尊嚴對立起來，甚至於連結到前殖民母國的庇護，在胡佛先生看來，是「缺德」的想法。換言之，這種作法不具道德的正當性，當然不應是「民主」的目標，自然也不能算做「自由」。
胡佛先生走了，他留下的精神遺產還剩下多少？誰能繼承、延續、發揚？
2018/9/15
*作者為台大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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