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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批土著特權掀起大馬迴響 ☆作者:林友順

本篇文章轉載自亞洲週刊第32卷1期。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郭鶴年痛批大馬政府的土著特權政策,部分馬來領袖不同意他的言論,並批評他「忘恩負義」。

大馬國父東姑阿都拉曼
第二任首相敦拉薩
第三任首相相胡申翁

郭鶴年回憶錄面市後,在馬來西亞獲得英文及華文媒體的極度關注,不過馬來文媒體則反應一般。華文媒體以大版幅全文刊登書的內容,評論文章大量湧現;可能是書的內容提及許多敏感議題,而且也是許多華人企業仍然面對的問題,雖然郭鶴年為華人社會表達了多年來所壓抑的心聲、「委屈」,華人社團領袖並沒有針對回憶錄在公開場合給予過多的評論。

在回憶錄裏,郭鶴年狠批土著特權,指馬來人被寵壞。他揭露第二任首相敦拉薩(現任首相納吉之父)兩度要求郭鶴年讓其船務公司發新股增土著股權;他曾向也是同學的第三任首相胡申翁指出國家列車走錯方向,勸告胡申翁調整國家政策,不過不成功;他申訴大馬與新加坡稅務太高,公司賺一元只能留下五角,以致被迫把總部轉移到香港;郭鶴年也高度讚揚華人「堪稱地球上最令人吃驚的經濟螞蟻」。

回憶錄出版時間正值大選即將來臨時刻,朝野領袖對回憶錄雖然重視不過顯得謹慎,基本上沒有過多的評論,反而是在社交媒體,主要是以華文及英文書寫的許多網民成了評論家,以回憶錄裏的個別內容評論當前的時局與國策。馬來社群研究員朱笙鑫對亞洲週刊說,其實在馬來社交媒體,也出現對回憶錄的評論,而且是與華人網民的思維具有極大的差異。他指出,華文社交媒體基本上肯定回憶錄的言論,而且大讚郭鶴年能為華人社會出聲,不過,一些馬來社交媒體卻認為郭鶴年在政府的協助下取得成功卻沒有知恩圖報,反而把總部轉移到香港,這使他們無法接受。他說:「一些激進的馬來人也會拿郭鶴年在中國的投資做比較。當年政府給郭鶴年壟斷的地位而取得成就,政府要他給回報,繳付較高的稅務,那是不為過的;反觀郭鶴年在中國建香格里拉酒店初時,他是虧本的,可是他卻繼續留在中國,沒有撤離。」

馬來人經濟行動理事會執行長阿末亞茲日前的公開評論,顯然反映部分馬來社會的思維,他批評郭鶴年「忘恩負義」,不但沒有感謝政府幫助他致富,還批評政府邊緣化非馬來人族群。他否認政府像「那位居住在香港的大亨」所說的那樣,邊緣化其他種族,並辯護稱政府推行的土著議程是為了拉近殖民主義所導致的種族經濟距離。阿末亞茲也坦承大馬的富豪都是裙帶主義的受惠者,就是因為他們與政府關係良好,政府才會給他們土地以及執照,讓他們從中賺取大量的利潤。他對郭鶴年的言論感到失望,並指郭鶴年忘記了自己是得到他人的協助而獲得今日的財富。

政府是在一九六九年發生種族衝突後推行新經濟政策以扶持馬來人的經濟地位,這項政策的重點在於馬來人優先,獲得政府的特別照顧,包括工程計劃的發給、就業、大學學額等。郭鶴年在自傳中批評新經濟政策以及扶助土著議程對其他族群不公平,並指執政黨巫統過度扶助土著,反而是導致種族主義加劇的原因。他在書中指出,在政策下,任何企業上市都必須保留三成股權給土著,然而很多土著得到股份後,卻將之賣掉賺取快錢,而政府過後卻強制同一家企業再度讓出三成股份給土著。他表示:「如果為了國家和平而改變規則一次,那是一回事,但是再來一次,那就是搶劫了。」

巫統議員邦莫達持有異議,他指大馬走在正確軌道上,他反促郭鶴年在大馬拓展生意,跟國人分享財富。他認為,郭鶴年在大馬發跡,卻把所有生意移到國外,實屬不當。他說:「他一開始在這裏從商,現在成為富豪,但他選擇把生意搬到國外。他應當投資這裏,讓各族與他共享財富。」邦莫達強調,郭鶴年應該飲水思源,更有義務協助提振大馬經濟,讓全民共享財富。他說:「以前他是糖業大佬,控制白糖產業,只有一人處理白糖進出口生意,他從那裏發跡,就應當回到原地。」

他認為,郭鶴年指大馬走在錯誤方向的言論,並不公平。他強調,國家領袖所做的一切,都是要確保經濟、社會繁榮及安全,就因為走在正軌,大馬才能享有當前的成就。他說:「儘管我們被稱為馬來穆斯林國家,但我們相互尊重各族宗教、種族和文化。這很重要……即便是多元種族,但我們還是可以共榮共處。其他國家沒有,只有在大馬。」他表示,扶弱政策協助落後的馬來人追上其他種族,否則大馬會陷入不和諧。他說:「如果多數種族落後,會引起不和諧。我們看到,一個多數種族國家卻又少數種族掌權,這個國家將走向衰敗。」他強調,雖然政府專注在土著,但其他種族也獲得機會,而儘管華裔掌控大馬經濟,但馬來人沒有感到傷害,反而希望跟各族共享成功。

政治現實與理想的矛盾

不過,旅遊部長納茲里認為郭鶴年的批評公允,但因為政府囿於政治現實,難以落實非種族政策。他說:「他(郭鶴年)的意見並非壞事,只不過抒發個人意見。」針對當年郭鶴年向胡申翁勸告,希望能夠落實不分種族,任人為才的政策,納茲里希望有一天能夠落實這理想。他認為郭鶴年把總部撤離大馬和放棄糖業也沒有不妥,畢竟郭鶴年是商人,應當追隨商業嗅覺。通訊部長沙烈賽益則認為郭鶴年自傳提供一個有趣視角,讓人了解上世紀六零年代的政治和生活。不過,他指出,時代已經不同,民眾不能將以往事件與現在比較。

郭鶴年坦言,當年他看到政府狂熱推動扶助土著政策時,曾嘗試去阻止這種種族主義趨勢,因此向時任副首相胡申翁進諫,但是對方拒絕聽從。胡申翁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語氣告訴郭鶴年,指根據當下馬來社會,他根本無力阻止扶助馬來人的趨勢。郭鶴年認為,馬來人在土著特權政策課題,已經被政客所誤導,而這種「拔苗助長」式的拉近種族經濟鴻溝方法,只會引發更嚴重的種族主義。郭鶴年被拒絕後,就沒有再遊說胡申翁,朱笙鑫指出,一些資深政治領袖認為,郭鶴年只遊說胡申翁一次就放棄,這有點可惜。他說,國陣成員黨要遊說首相改變政策,往往都要經過多次的努力,很難是一次就能成功的。他說,人最怕「磨」,磨也最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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