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雜誌第3期(1968年3月1日)第5頁

(編者：杜維明博士，台灣東海大學，師事徐復觀，先後任教普林斯頓、柏克萊加州、哈佛，現在北京大學。杜博士是大學雜誌創刊初期最熱心的支持者。本篇發表於四十九年前大學雜誌創刊第三期1968年3月1日。)

在學術文化上建立自我

杜維明

固然，知識分子不同於專家學者。但是知識分子能夠學無專長嗎？如果知識分子既沒有歷史意識和文化修養又沒有任何特殊的訓練，他究竟憑什麼資格來對重大的社會問題或基本的人生問題發表意見？知識分子自然不應把自己鎖在象牙塔裡和外在的環境脫離關係，但是知識分子如果完全背棄了學術界，他不但不能在「權力影響」的角逐中獲取勝利，反而會喪失掉自己的靈魂。因為當知識分子放棄了批判的精神和高於現實政治的理想，他就會失去了衡斷價值的獨立標準。於是金錢、官位和武器逐漸凌駕「知識」之上，「知識」分子的發言權被剝奪了，自身的存在也畢竟被就全盤否定。目前的情況來觀察這已不是預言而是寫實了。

我們不反對在學術上有成就的知識分子敲開學術的大門，直接面對現實社會的挑戰，但我們更希望年青的知識分子能回到書房、回到教室、回到學術界作一番潛沉內斂的真工夫。滿腔熱血和坦誠直率確是難能可貴的，但是今天中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考驗不僅是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而且是文化思想的，所以，我們如果不能在文化思想的領域裏奮鬪出一條路來，我們也許天翻地覆地叫嘯一番，然後一哄而散，讓別人去收拾殘局，但這樣做絕不會有任何長期的貢獻的。

要想有長期的貢獻，我們即使沒有宋儒爭百年不爭一日的氣魄，至少也應有「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抱負。自然，我們都急於發生一點「實際」的效用，為中國找出一條通向富強的捷徑，但是今天在中國知識分子之中最缺乏的莫過於「隔離的智慧」了。沒有這種智慧，我們免不掉又變成另一批激情主義的犧牲者。五十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一代一代地走出校門去追逐實效和富強的影子。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疆化了，連這名稱的本身都好像是時新的泊來品，因此我們不能重蹈唯物和實用的覆轍再來一次毫無意義的掙扎。

商業廣告必須醒目，競選演說也必須簡斷有力，但是知識分子的分析和評判卻不能只求扣人心弦而不顧客觀的理論基礎。因此培養「隔離智慧」最具體的方式就在保持學術研討的分析精神和自我反省的能力；前者可以幫助我們把握對方的要點，後者可以幫助我們洗脫自己的私情。只有如此，健康的學術界才能逐漸地構造起來，知識分子才有棲身之處，才能獲得真正的發言權。現在連最起碼的標準都沒有、超然的「問題層次」更是空中樓閣，假使有什麼論戰那又免不了一團漆黑，如果再沒有一批學術界的勇士，敢抱著「寧願被他人漫罵而絕不曲解他人」的雅量，則前途仍很暗淡。

事實上，真正的學術成就都是由十年寒窗和鍥而不舍的長期努力所獲得的，如果我們仍以為靠自己的鴻鵠之志，不作埋頭苦幹的工夫，就能夠跳出專家型態的限制，直接邁向思想的新境界，那麼我們儘可再來宣傳「全盤西化」讓世界各地研讀中國現代史的外國學生又找到些笑料。

在國際學壇上，中國文化的發言人實在太少了，英國的湯恩比，法國的沙特、馬塞爾，德國的海德格、耶斯伯，奧國的海耶克，以色列最近去世的布伯，印度的拉德克理辛那，和日本的西谷，都會飛越重洋到世界各處去傳播祖國的文化思想，使得全球各地的青年學子對英國的史學精神，法國的存在主義，德國的現象主義，奧國的自由經濟學派，猶太教的精義，印度文化的內涵以及日本的東方哲學皆有所了解。我們如果再來宣傳在美國也早就過時的杜威哲學，試問國際學壇的第一流學者會發生什麼感想？當然我們不能把連自己都不相信的古董來塘塞外國學人，但是我們必須開始有系統地先來了解自己！

我們雖然生為中國人但對中國自己的東西，不論古往今來，都了解得太有限了。學文學的不懂莎士比亞是恥辱，但沒有摸過杜工部是可原諒的，學哲學的不能不知道康德，但可以完全忽視朱熹，學歷史的沒讀過【羅馬覆亡史】是遺憾，但沒摸過【史記】卻很平常。再進一步來觀察，我們對現代中國的經濟發展，社會變遷，政治情況又能了解多少？我們對自己的歷史文化和現實環境不了解，對歐美的形形色色更是格外生疏，於是在國內時感到自己是失落的一代，在國外又覺得自己是異鄉人，出國前以為出國後就會萬世太平，出國後又覺得在回國前一切都是毫無意義；未能出國的以出國為終極目標，既出國的卻以回國為最後歸宿，於是從失落的一代到異鄉人到無根的浮萍。在這種心情下，中國的知識分子再陷到「謂之懦則復類於悍也，謂之激則復類於同也，謂之虛則復類於瑣，而謂之靡則復類於鄙」的風氣之中，能夠不相胥於溺已是萬幸了，還能有什麼終極的貢獻！

儘管外在的條件如此的惡劣，我們仍覺得無比的樂觀；我們認為今天中國知識分子所擔負的文化使命不但直接關連著將來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趨向，而且間接影響到東西文化交匯的必然發展。就一般水準而言，我們了解西方文化總比歐美人了解東方文化高明多了，如果我們再能把精神的方向轉回學術，對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再作更深入的了解，那麼我們的基礎必厚，立論必高，呼聲也必大。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自然需要先生們的提携，朋友們的夾持和家庭社會的鼓勵，但真正的力量仍來自內心的抉擇。

這條路在形式上確是孤獨的奮鬪，但經過一番自我建立的工夫，把生命的主宰權抓住了以後，自然會左右逢源找到互相發揮的真性情真人格，而且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才有超地域、超年齡、超職業的共同關切。海外的知識分子也許看得比較多但缺少文化的真實感，國內的知識分子也許感觸比較深但缺乏多面性的思想挑戰，我們如果常常聯繫，互相鼓勵，中國現代的知識分子不但會成為現代中國的發言人，而且會成為東西文化交流的見證者。因此我們提出：

現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一個在永桓的奮鬪過程中，了解自己，戰勝自己，成全自己並實現自己的孤獨靈魂，經過了這一「夢覺關」，社會良心，道德勇氣和淑世濟民的大志才有切身的意義。如果我們自己站不起來，不認為讀書求學有什麼特殊的價值，甚至不相信在學術文化的旅途上能找到任何莊嚴的意義，那麼我們何不退出知識分子的立場去扮演宣傳家、煽動家或者去做騷人墨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