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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均所得位列亞洲前茅，卻有約萬名低收入長者在街頭撿拾紙皮，賺取微薄的生活費。拾荒老人的悲歌，不僅折射香港貧富懸殊尖銳，也暴露香港人缺乏全民退休保障的痛苦。香港政府坐擁巨額儲備，卻長期以「積極不干預」的思維，拒絕實施全民退保。八九十歲拾荒老人的身影，成為香港恥辱的印記。
香港作為著名的「東方之珠」，以現代化的高效率知名，被視為現代都市的象徵。但誰也沒有想到東方明珠整潔街道背後，是數以萬計的拾荒老人，他們穿梭在橫街窄巷之間，周旋於嘈雜的車輛、人群之間，步履蹣跚地推著充滿鐵鏽的手推車，上面堆著比他們還高的「紙皮」（壓扁了的紙箱），有時他們還要拖著疲乏的身軀，在斜坡上吃力蠕行。
這些拾荒老人是香港回收業的中堅，由他們進行最原始的廢料回收，爾後才由回收商進行下一步的再造。很多七八十歲的老人，卻常常會受到回收商的欺壓，借故少給一點的回收價錢。
一般遊客、香港人走在街頭，很容易就看見拾荒老人的身影，拾荒老人可說是香港一塊恥辱的標記。綜觀亞洲人均生產總值如香港這般的城市，如台北、東京，以至中國大陸的深圳、上海，也沒有這樣大規模的拾荒老人現象。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卻遍地拾荒老人，不啻是釘在香港政府管治能力的恥辱柱上的標記。這些拾荒老人大多六十歲以上，最老的拾荒老人甚至已達九十六歲，儘管香港是全球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卻讓他們工作畢生，仍無法度過有體面的晚年，在疲病交加、風吹雨打化際，仍輾轉在街頭工作、「執紙皮」。
國際都市VS絕望貧窮
香港人均生產總值以購買力平價計算，達到六萬四千美元，全球排在第九位，與瑞士、瑞典這些先進國家比肩。同時，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卻極為嚴峻，二零一六年，基尼系數就達到零點五三九，同樣位居世界「前列」，排在全球十一位，竟與津巴布韋、海地等為伍。香港在多項「自由經濟體」評比，位列榜首，代價就是政府對貧窮問題的不作為，沒有積極地介入到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基尼系數達到零點四就是警戒線，代表社會容易處於嚴重的階級對立之中，香港基尼系數在這些年來持續接近零點六的「極高」水平，沒有扭轉的跡象，就代表香港階級矛盾處於前所未有的高度，亦是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
香港坐擁約一萬億港元（約一千三百億美元）的財政儲備，外匯儲備亦有四千億美元之譜。港府的巨額財政盈餘是其他國家所欽羨，但與此同時香港卻有嚴重的貧窮問題，以至許多香港老齡人都處於貧窮之中，三分之一的六十五歲以上長者貧窮，由於缺乏退休保障，工作時待遇亦差，導致他們不得不在晚年依然工作。
中環後巷的拾荒老人
香港素有「水泥森林」之名，山多平地少的地形裏插滿了高聳入雲的大樓，高空俯瞰都是香港的核心商業區（CBD），即便在以金融中心聞名的中環，但走進其中的橫街窄巷，也常有長者在撿拾整理「紙皮」。走過香港街頭，在商店前或是後橫巷裏，不難發現有些老人在撿拾整理廢紙，他們每日工作十多小時，早上七點直到晚上十二點，撿拾紙皮、汽水鋁罐，賺取微薄的收入來幫補生計。
香港拾荒老人數目從來都沒有完整統計。拾荒者研究平台「拾平台」今年的研究報告訪談了五百名拾荒老人，以樣本推算，香港就至少有兩、三千名拾荒老人。但根據更可靠的行業數據，香港環保廢料再造業總會會長劉耀成指出，香港拾荒者約有四萬人，當中超過三分之一是長者，換言之，香港就有逾萬名拾荒老人，是國際大都會裏少見的大規模長者拾荒現象。
拾荒老人仍徘徊於橫街窄巷之間，拖著佝僂的身體，每天撿拾被港人稱為「紙皮」的紙箱，賣予回收店過活，為了讓紙皮賣個好價錢，他們甚至會想盡辦法，把紙皮弄濕，務求讓紙皮過磅時重些，換多一元數角。但即便勞累終日，他們終究也只能換得數十元的微薄收入，僅僅足夠吃上一兩頓廉價的快餐。
撿紙皮婆婆：身軀佝僂仍需為生活奔波（圖：彭偉豪）
從「麥難民」到拾荒老人
亞洲週刊記者到上水大會堂附近，就經常看到黃月嫻婆婆在撿拾紙皮，她的「工作區」就在大會堂附近的一段路。她今年六十三歲，十多年前在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當了三十多年的醫院清潔工，退休後一直找不到穩定的工作，雖然每月有三千多元退休金，但她沒有申領綜緩，因此收入不穩定，甚至要一度成為「麥難民」，幾年前來到上水，開始了拾荒的生涯。
黃月嫻數年前輾轉來到了上水尋求工作機會，看到幾家商店的紙皮有時多得無人清理，就開始撿拾紙皮拿去變賣，每天大概能賺取五十多港元，「有時商場的清潔工會謝謝我幫忙」。儘管每天勞累不堪，但黃月嫻撿拾紙皮賺取的收入，在省吃儉用的情況下，也僅能維持三餐溫飽。到上水拾荒後，黃月嫻每晚會到附近通宵營業的麥當勞餐廳睡覺，有一段時間因為麥當勞結業，更要在她的「工作區」睡覺，幾塊紙皮就成為她的床舖。
每到旅遊季節，就是消費旺季，商鋪都會大量進貨，這樣就意味著會出現大量紙皮，當商場的清潔工人無法應付，也是黃月嫻最忙的時候，幾乎要整天不停整理。
拾荒老人VS食環署
黃月嫻一方面僅能賺取微薄收入。另一方面卻依然要面對香港冷冰冰的警政與官僚系統。黃月嫻在撿拾紙皮時，經常也遇到食物環境衛生署的巡查，有時更會被清走「紙皮」，甚至個人物件，連她身上僅有羽絨服也被當成垃圾清理。談到激動處，黃婆婆不由得慨嘆：「我不想做社會負擔，不領綜緩，為何（食環署）要趕絕我？」黃月嫻說到跟食環署周旋的經歷特別激動，眼泛淚光。
另一位拾荒老人蘭姐，同樣亦被食環署的執法所煩惱。蘭姐每天收集的紙皮較多，也成為重點的執法對象，甚至惹來區議員的投訴。食環署的職員每天早上八時多就會巡邏，因此蘭姐七時多就要起床在街上處理昨晚撿拾的紙皮，如果晚一點辛勞一天的成果就可能會被沒收掉。蘭姐最希望的是，食環署的執法不要太嚴厲，讓她能鬆一口氣。
這不單是黃月嫻和蘭姐的個人經歷，遠在天水圍的香婆婆也有同樣經驗，更是所有香港拾荒老人共同面對的困局，因為食環署認為拾荒老人的紙皮阻礙街道，因此幾乎每星期都驅趕一次。黃月嫻就強調她們會保持環境的清潔，也絕不會在紙皮上加水，污染地面，更會幫商店清理紙箱的垃圾。黃月嫻認為自己克盡公民責任，僅為生計而奔波街頭，完全想不到政府何以對他們作出打擊。
樂天知命是黃月嫻的個性，雖然沒有子女照顧，但她閒時到大會堂聽聽歌藝表演，跟路過的街坊聊天打招呼，閒話家常，已經令黃月嫻相當滿足。談到拾荒可做到哪一天，黃月嫻就說：「做到做不動為止，也不知做到何時。」這番話既有獅子山下的奮發精神，更帶有獅子山下的悲愴。
拾荒為求經濟保障
蘭姐跟她的丈夫在葵芳的街市已經撿了十多年紙皮，她負責撿拾紙皮，而丈夫剛負責「發泡膠箱」（塑料箱、保麗龍），兩夫婦分工合作，每日可賺取一百至二百元。不過，蘭姐與很多拾荒者不同，她有一所自置物業。
蘭姐今年六十六歲，退休前是工廠女工，七十七歲的丈夫以前是巴士司機，亦有兩子一女，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都已經成家立室，不過，蘭姐卻不想依賴兒女，「靠自己就最可靠」。養兒防老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但蘭姐卻一再否定這個想法，暗示子女無法供養自己。雖然蘭姐有資格申請「長者生活津貼」，但她自己和丈夫的積蓄超出申請限制約五十萬港元。曾經有人提議蘭姐，將積蓄交給子女，這樣就合資格申請津貼。但她斷然拒絕，因為不放心將自己的「棺材本」（用以殮葬的費用）交出去。
拾荒老人的工作條件惡劣，時常要在路邊、馬路之間來回奔走，飽受路旁廢氣、擠逼人群夾擊，他們步履艱難，於急速穿梭的都市更顯他們工作的艱難。屯門新墟菜市場的一條短街上，李婆眼瞧著對面藥房有紙皮扔出，腳步飛快地上前撿走。她立馬把紙皮壓扁，往手推車裏一扔。那一剎那的神情有著如孩童獲得心愛的玩具般滿足，嘴角泛起喜悅的弧度。
拾荒老人李婆與陳伯（圖：鄧善宜）
收入微薄入不敷支
李婆和丈夫陳伯是四川來的移民，親戚、家中子女亦已四散，唯有拾荒而維生。他們習慣從早上的十一時，撿到晚上的八時半，一天工作九小時半。一星期七天，工作一共六十六小時半，名副其實地從早到晚辛勤勞動。夫妻兩人習慣分開行動，以便拾獲更多紙皮。難以想像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在街頭之中不管風吹雨打、日曬雨淋，都持續努力工作。
李婆直言：「我現在就是租的房子，每個月房租連水電雜費要五千多塊。」一車紙皮大約六十多公斤，一天他們大多可以賣兩車紙皮。「一公斤紙皮能賣六毛錢，一車能賺四十多塊。」環境好和身體許可時，一天可以賣三車紙皮。這換算下來，每個月的收入大概是三千多至四千多，遠遠不及每個月的支出，只能每天朝十一晚八地工作。兩位老人在花甲之年，別人兒女承歡膝下時，仍要為了三餐而天天奔波，安享晚年也成為了遙不可及的夢想。
拾荒老人徘徊於街邊撿拾，每步雖然都走得艱難，但卻支撐了香港的回收業。同時，他們背後都有著不為人知的生活悲歌，或有著長期病患，又或者有著一些家庭的悲劇。
在葵涌光輝圍的一處街市，熙來攘往的地帶，常看見人稱廖伯的廖添勝身影，穿梭於撿拾商鋪丟棄的紙皮箱。廖添勝有一位六十來歲的老婆，育有兩子，但他說：「養了兒子三十六年，沒有給過我一元。」廖添勝絕望的眼神，不由得令人慨嘆人情冷暖，但仔細一問，原來他的小兒子也曾給過家用，但廖添勝情知兒子成家立室、要交租，給他錢也只會加重兒子的負擔，於是回絕。拾荒老人背後，都有著香港基層家庭收入僅夠維生的悲慘故事。
拾荒老人廖添勝（圖：林威龍）
行動不便被逼辭職
在五年前，廖添勝仍有一份清潔的工作，工頭看他行動日益不便，為了避免承擔工傷責任，便叫他辭職。廖添勝拖著行動不便的右腳，拾荒謀生，每日可得三四十元，高峰期也不過五六十元。廖添勝對亞洲週刊述及他右腿病患的問題，痛罵中國內地庸醫誤他右腳的診治，打至第三支注射液打完，醫生就告訴他再注射有可能導致殘疾，回港後赴瑪嘉烈醫院求醫。排期四個多月後，醫生通知他要切除右腳，避免肌肉萎縮或癱瘓的可能。
拖著沉重的右腳拾荒，廖添勝顯得有力無處使，更慨嘆香港公立醫院服務的輪候漫長。由於公立醫院不可用醫療劵，廖伯每每擔心醫療費用，而被逼去看私家醫生，因為只有私家醫生才收醫療劵。私家醫生說廖伯的腳缺鈣，需要食用鈣片。十四粒藥丸收費二百二十元，只夠服食兩個星期。
政府資助杯水車薪
政府每年津貼的二千元醫療劵很快用盡。除此之外，廖添勝只符合申請政府每月一千三百二十五元的長者高齡津貼，資助金額對他而言可謂杯水車薪。因家人無法提供入息證明，他也不能申請「綜援」或長者傷殘津貼，廖添勝抱怨政府社會福利署無良：「可能怕我騙他，不然怎麼要搞審查，一個八十九歲的老人能騙你十年八年？」他心有不甘：「有些家庭的人有手有腳，有幾份工作，他們能領『綜援』，政府為何不查他們，要來查我。」對於這種處境，廖添勝不止一次諮詢過社工，得到的回覆總是同一句話—「提供家庭入息審查證明」，反映著制度的冰冷。
香港政府沒提供協助
拾荒老人的處境淒涼，工作環境惡劣，亦受日曬雨淋，而這些拾荒老人在香港已逾萬人，但香港政府卻沒有針對性為這群老人提供適切的協助，甚至在既有政策之下，前線工作的社工、食環署都是官僚習氣濃厚，沒有以民為本的精神。而拾荒老人也成為香港最為恥辱的一道風景線，號稱國際都會的香港居然有如此嚴重的貧窮問題，拾荒老人現象只是香港貧窮問題的冰山一角，暴露香港財富分配不公平問題。
香港貧窮問題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涉及數十年來的政治、經濟權力結構，任何方案必定觸及既得利益階層，但不解決必定帶來社會動盪。過去數年，港獨問題是社會主要矛盾，讓香港政府可以迴避尖銳的階級矛盾，但時過境遷，階級矛盾持續尖銳，貧窮問題、房屋問題以及全民退休保障問題成為香港人頭上的「三座大山」。
香港政府必須揮別「私進公退」的市場化思維，香港政府能不能有「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氣魄面對貧窮問題，決定了未來香港社會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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