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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政治異動表明, 非洲年輕人已不相信西方援助神話了 ☆來源: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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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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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縱橫》2021年12月新刊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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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a Ben Gadha(受訪人)

✪  Chiris Dite(採訪人)

✪談行藏(譯)  |文化縱橫新媒體部

【導讀】自2020年下半年以來,蘇丹公投分裂,埃塞俄比亞內戰,諸多非洲國家相繼發生政治動盪。西方媒體在評論這些問題時,依然強調非洲國家無法管理自己的事務,西方必須出手拯救。但如本文指出,今天的非洲新一代精英已不接受這一套說辭了。他們對非洲當前的問題,有自己更加現實、更切根源的認識,並有意反抗西方通過金融、經濟體系給非洲造成的枷鎖。

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北非辦事處經濟項目經理Maha Ben Gadaha在接受訪談時表示:目前困擾蘇丹和突尼斯等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危機,與全球資本機構和他們造成的債務循環密不可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以貸款和援助為籌碼,要求所有掌握實際權力的個人和組織,接受並執行他們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以幫助西方資本中心從非洲攫取更多利益,這才是非洲貧困、動盪、危機的真正來源。她強調,要真正解決非洲的問題,必須反抗西方制定的製度、政策,團結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以發展非洲區域內部的經濟生產、循環能力。而全球南、北方國家的中產、工人階級,也應該真正看清自己與資產階級的關係,聯合起來,看懂現實,共同反抗。

本文原載雅各賓網站(Jacobinmag.com),由歐亞科學系統研究會編譯首發,原題為《對非洲的剝削如何助長全球資本主義》,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對非洲的剝削如何助長全球資本主義

政權會垮台,榨取模式不會

問:《金融時報》最近承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的政策在蘇丹造成貧困和危機。您能否向讀者解釋一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是如何助長北非的政治不穩定的? 

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顯然在非洲國家造成貧困和不穩定。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向腐敗的政府放貸——儘管這是情況的一部分——而是由於政策本身的性質,這些政策對已經陷入經濟和氣候困境的國家而言,是緊縮措施。

例如,2018 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堅持要求蘇丹取消燃料和麵包補貼,導致食品、藥品和交通價格飆升。它要求蘇丹中央銀行貶值其貨幣,也是導致農業和其他行業所需進口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這些政策提高了普通蘇丹人民的生活成本,毫無疑問會導致更多的貧困。蘇丹在南蘇丹宣布獨立後,失去了石油出口收入。同時,它的小麥、基本食品、醫藥和工業化學品等物品嚴重依賴進口。以上事實,都是引發該政權在2019 年垮台的因素。

但無論誰執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堅持同樣的緊縮政策。蘇丹的過渡委員會必須進一步取消補貼才能有資格獲得債務減免。這導致較貧窮地區發生致命騷亂,激起了民眾怒火,最終推翻了過渡委員會。過渡委員會的倒台又引發了上月的軍事政變。非洲的政治危機始終是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的機會,讓他們不斷為更近一步的自由市場措施、資本自由流動和私有化創造條件。

問:但這種規律不僅限於蘇丹危機,對吧?

答:在突尼斯也有同樣的故事。無論是獨裁時期還是革命後;無論是過渡政府起草憲法過程中、後來民選政府執政期間,還是在今天,每個新政府都會發現,自己有一份必須實施的政策清單,以便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世界銀行的,和其他雙邊援助。這種援助帶來了償還外債所需的新資金,和從資本主義中心進口的、為經濟提供動力的食品和工業產品。

非洲國家都深陷債務陷阱——尋求貸款的次數越多,就越需要在工資、國有企業私有化和減少補貼上實施緊縮政策。這使得人們的生活成本更高。無論哪個政府執政,這個場景都是一樣的。政權會垮台,西方新殖民主義的榨取模式不會。這才是蘇丹人民起義時呼喊的:“尚未倒下”的東西。 

對突尼斯總工會的指控掩蓋了IMF的責任

問:有人建議國際捐助者應繞過不合作的非洲政府並使用M-Pesa(非洲流行的移動支付平台)等服務直接向非洲公民提供貸款來應對危機。這個想法在蘇丹包裹著“主權”和“民主”的外衣,但M-Pesa背後是英國跨國公司沃達丰。

答:直接向個人提供資金來完成利潤攫取,當然不會改變攫取模式。政治動盪和不穩定,始終在為資本主義中心提供機會,讓設定條件,並將其持續強加於我們社會。我們需要的是讓蘇丹、突尼斯或非洲其他國家的人民自己決定,他們需要哪種經濟模式,而不僅僅是由誰來管理現有模式。 

問: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批評聲音,一個常見反駁是,國際金融機構是“科學和中立的”,應該對非洲的經濟困境負責的,是類似突尼斯勞工總聯合會(簡稱總勞聯,Union Générale Tunisienne du Travail)這樣有“意識形態”非洲政治組織。對這種說法,你怎麼看?

答:這是新自由主義對工會和工人階級的持續攻擊。總勞聯扮演的具體角色取決於情境:觀察家們有時嘲笑它是腐敗的官僚機構;有時又把它塑造成主要的社會政治參與者,並加以稱讚;它甚至因在建立“全國對話”方面的積極作用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提名。而就是這個對話,最終產生了一個繼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談判的技術官僚政府。

但今天,突尼斯最強大的工會引發國際金融機構憤怒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抵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剩餘條件——降低公共部門僱員的工資、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及完全取消對燃料和食品的補貼。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信用評級機構對突尼斯政府施加巨大壓力,要求其與總勞聯簽署協議,以通過這些“改革”。對總勞聯的攻擊引發了一場圍繞公共部門工資賬單的辯論,但這場辯論反而掩蓋了事實。真正的問題根源在於IMF的另一個條件:2016年央行獨立法的通過。央行獨立帶來貨幣貶值,貨幣貶值則直接導致了工人購買力萎縮。

我們聽到很多對總勞聯的指控、對飛漲的工資賬單的評論。但要理解這種對工資的攻擊,得去看突尼斯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突尼斯向世界出售什麼,價格是多少?我們在自由化時期的收入源自綿羊、散裝橄欖油、低附加值的工業部件,和旅遊業。這種經濟發展的基礎,是低成本的女性勞動力,和工作條件上的逐底競爭。幾十年來,在突尼斯,成為公職人員是一張安全網,流行的說法是“牆上的釘子”。公職身份可以保證你能從銀行獲得消費貸款,來購買汽車或建造房屋。到今天,這不再可能了。成千上萬受過教育的人——比如醫生和教授——都失業了。整個地區被完全放棄。對年輕人開放的工作機會很少。我們沒有基本的社會安全網。

IMF 的這些據稱是科學和中立的提議將產生後果:健康和教育公共部門會進一步惡化。在新冠疫情期間,突尼斯公共衛生部門惡化,整個國家飽受折磨——私有化對外國投資者來說有利可圖,但對突尼斯人而言非常恐怖。資本現在又瞄準了水、電和交通——這些仍然是公有企業——以便將盈餘轉移到資本主義中心。總勞聯這是他們攻擊的行動背景,總勞聯在切實保護他們在公共和私營部門的成員,免受這種對工資的侵擾。

問:非洲受到的氣候變化影響也不成比例——糧食安全問題就是一個例子。非洲聯盟主席Félix Tshisekedi 最近撰文表示,非洲想要解決糧食問題,農業貿易自由化是首要任務之一,應該在COP26上認真討論。這種論調令人難以置信——眾所周知,農業自由化會惡化糧食安全。非洲的精英如何助長不穩定、貧困和危機?

答:我們的精英們面對這種新殖民主義的、榨取式的、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時,有些無能。拿齊塞克迪的剛果民主共和國(DRC)為例。它是銅、橡膠和鑽石的出口國——這些資源受競爭價格波動的影響,在價格下跌時,會使出口國陷入國際收支困境。 農業自由化意味著,生產農產品的非洲國家進入與剛果民主共和國相同的地位。當可可、咖啡或橄欖油的價格波動時——或者當它們受到干旱和氣候變化的阻礙時——出口的收入就不可預測。這給預算規劃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我們的精英們能點明種危險模式的根本原因,並做出改變,反而被困住了。 國際金融機構表示,“如果你的總統、過渡委員會身份想得到承認,就得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達成協議,並遵守他們的結構性改革要求”。精英們就這麼做了。但我們知道,這些改革和自由化政策是惡性循環,使我們的經濟更深入地陷入這種依賴模式。非洲精英們脫離了人民的真正需求,所以持續助長著非洲的不穩定和貧困,也提高了危機發生的可能。

 非洲年輕一代正在覺醒

問:過去12 個月在非洲發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年輕一代不會接受終身腐敗的軍事政府,也不會接受由歐洲主導的中央銀行董事會。那這一代人想要什麼樣的經濟和貨幣主權呢?

答:今天,有許多反對緊縮和持續殖民結構的新興社會運動——例如塞內加爾的反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運動、北非的Block ALECA(深度一攬子自由貿易協定,法語縮寫)運動以及南非的“費用必須下降”。昨天,突尼斯一位社會活動家被殺,當時警方在試圖重開一個因環保運動被迫關閉的垃圾填埋場。 向我們的政治精英持續施壓,對於擺脫依賴模式至關重要。否則暴亂就會持續——年輕人不會停止推翻這些政權的努力。這種模式的真正定時炸彈是失業者、無家可歸者和邊緣人群。這是資本主義中心給外圍精英的禮物,他們必須處理。而後,中心又會無視自己政策必然引發的衰退,指責這些精英管理、治理不善。 我們得明確一點:今天的非洲不能以地中海區域的飢餓、流血、人才流失和移民為代價,繼續用礦產和自然資源為帝國中心提供燃料。我們非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團結起來,以加強我們自力更生的能力、生產能力、區域內互補和貿易。我們不需要非洲聯盟稱讚的新自由主義模式。 區域內貿易的增長,要依靠我們當地的生產能力,而不是債權人。我們需要思考新的路徑,改變當前的依賴模型。除了繼續抵制當前模式,並建立一個有適應力且繁榮的系統,讓每個人和下一代在健康的環境中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之外,我認為沒有其他解決方案。

 問:現在大多數讀者在討論非洲時首先想到的是埃塞俄比亞和蘇丹。去年有一封公開信語言了這些危機,其中用到的詞包括“惡性地緣政治鬥爭”、“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經濟戰爭新背景”以及“全球秩序的瓦解”。這種新背景,對您呼籲的各種社會活動帶來徹底變革的能力,會有什麼影響嗎?

答:大多數鬥爭仍在當地發生——動盪仍然主要由新殖民模式下,最脆弱、受影響最大的人群推動。但是,自新冠危機開始後,有件事發生了變化:活動家們可以輕鬆地相互聯繫了。事實上,封鎖和隔離措施讓我們更容易跨越更遠距離,互相交談、集體思考,並製定戰略。 但公開信中提到的全球轉變,以及更多非洲政治參與者的參與,也給我們帶來一些困難。我們必須了解如何在新的全球秩序中航行。我們該如何獲益?可以結成什麼樣的聯盟?例如,今天在突尼斯我們討論的是,如果我們不償還債務,或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再發放新貸款,我們應該向誰求助。 一個提議的選擇是轉向中國,並重振我們與東方的外交關係。另一個提議是聯絡海灣國家、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但我們知道,每個國家在非洲都有其特定的戰略和軍事利益。我們也知道,最近的反革命嘗試中,有一些國家的參與,他們想要維持現狀。 在全球博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非常困難。所以我們要在非洲國家的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之間建立更多聯繫,並團結北方國家的這兩個階層。資本中心的全球政策不僅影響南方國家,它們的影響力也是全球範圍的。我們需要聯合起來進行鬥爭,真正理解現狀,並挑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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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雅各賓(JACOBIN)網站,由歐亞科學系統研究會編譯首發,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歡迎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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