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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2
主題講座之前，沈睿文老師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作簡要介紹，一方面強調該工程的開展對於認識中國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則突出北京大學及北京大學的考古學者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隨後，趙輝老師開啟本次的主題講座。他首先從“文明”的多重含義與文明研究相關的理論講起。趙老師指出，“文明”一詞具有多種釋義，與歷史學、考古學直接相關的主要有兩種：一是泛指人類歷史和社會的各種成就之總和；二是指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簡單的社會形態發展至國家形態，從此在國家的組織架構下展開歷史進程。本次講座論及的“文明”依循後者的釋義，討論人類早期原始社會發展到國家階段的歷史狀況。國外關於闡釋人類文明進化理論影響較大的有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對社會三階段的劃分，即從蒙昧社會到野蠻社會再到文明社會。恩格斯基本接受了摩爾根的觀點，寫下了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現在較為流行的是人類學家塞維斯（Elman Rogers. Service）和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觀點，他們將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概括為從遊群到部落再至酋幫，最後進入國家階段。不同學者的側重點不同，導致其理論觀點各有偏重。但總體來說，大多學者都採用進化論的線性思路來認識與劃分人類的歷史。在這種劃分之下，國家的產生是一個重要標誌，是階段性時代的產物。當然，中國古代對“文明”也有其自身的理解，例如，《禮記·禮運》中就有記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大道既隱，天下為家”。
▴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美國著名的民族學家、人類學家，深入研究了原始社會人類的社會制度、姻親制度、氏族制度。著有《古代社會》一書。
由於西方學術界率先對古代文明的形成問題展開研究，致使中國史學界所用的一些主要概念皆舶來自西方。比如談到文明的標準，國內最熟悉的是恩格斯提出的文明三要素，即城市、文字和冶金術。他認為只有具備這三種要素，才能說明人類社會進入了文明的階段。另有英國著名考古學家柴爾德（Vere Gordon Childe）提出的十項文明標誌。此外，關於文明產生的原因，西方學界更是存有各種不同的理論學說，諸如階級鬥爭、戰爭、遠端貿易和興修水利等不同的闡釋。關於中國文明起始的傳統觀點是：國外學界大多認為中國最早的文明始于商代（或者更準確的說是始于商代晚期）；根據歷史文獻，國內學者一般認為商代之前有個夏代——二裡頭文化和二裡頭都城遺址的考古發現，使得中國學者更相信中國早期文明不止于商。隨著二裡頭考古資料不斷豐富，西方學術界目前也在逐漸接受中國的學術觀點。為了更深入、更系統地探究中國早期文明的源與流，國內開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整體而言，這一課題的開展有如下重大意義：其一，有助於完整地瞭解中國歷史和整個人類的歷史，尋求更為豐富的考古材料，展現中國學術界的責任，貢獻中國的學術發現；其二，有助於深刻理解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厘清中國歷史連綿發展之路，透視古今、中外之間的聯繫；其三，這一課題的開展，將對考古學的發展有極大的推動作用，尤其是推動考古學研究方法與研究技術的深刻變化，促使物質文化史的研究轉型至古代社會的研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國考古學的物質文化史研究已經呈現出基本清晰的輪廓，新石器時代與夏商周三代不斷積累的考古發現，都為後來古代中國社會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夏鼐先生和蘇秉琦先生是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學家。夏鼐先生根據安陽殷墟、鄭州商城及二裡頭都城遺址的發現，論證夏、商已經是成熟的文明形態，進而推斷出在夏之前勢必還有一個文明產生的階段。與此同時，蘇秉琦先生以紅山文化的遺跡和良渚文化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為依據，提出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說法。這些理論觀點的提出，直接帶動了中國考古學轉向深層次的古代社會研究。
▴夏鼐先生（1910—1985）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考古學和科技史》、《中國文明的起源》、《考古學論文集》、《夏鼐文集》等。
▴蘇秉琦先生（1909-1997）中國近代考古學開創者之一，中國考古類型學的奠基人。主要專著有《鬥雞台溝東區墓葬》、《瓦鬲的研究》、《洛陽中州路》、《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等。
中國文明起源問題提出後，一方面，考古學的研究內容從初始階段的定性研究轉向過程研究，而後者根據研究取向的不同，又可細分為一般進化論的和歷史主義的研究。一般進化論的研究是指，將中國各地的狀況視為一個整體，進行歷史線性的分析；歷史主義的研究則是指，將中國各地的文明看作各不同的個案，做分別的梳理，然後討論各地之間的彙聚、融合，最後再凝聚或昇華出整體上的“中國文明”。趙輝老師認為，雖然歷史主義的研究見效慢且花費人力物力大，但這種應該是今後要堅持的學術方向。另一方面，從2000年起，研究從主要是個人行為開始了團隊合作的組織形式。作為其中最大的集體專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在李伯謙先生等人的宣導下得到中央的立項，並開展至今。當然，古代社會狀況十分複雜，要想全面復原古代社會就需要多學科、多技術的融合和共力。所以，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課題中，不僅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的廣泛參與，還有自然科學研究學者的鼎力投入。就“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而言，其研究地域包括黃河、長江的中下游流域和西遼河流域，研究時段上溯至距今5800年前，重要田野考古工作約有50處重點遺址或聚落群。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田野考古地點
接下來，趙輝老師著重介紹40年來中華文明探源的主要發現和收穫。首先是距今5800年前的人類社會。根據考古的發現，中國大地上在大約1萬年前出現了農業，並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農業文化區。農業文化的基本特徵是安土重遷，在適合農業的環境中自然而然形成群落（或被稱作聚落群）。以陝西臨潼薑寨遺址為例，無論是從遺址中房子出土的器物和房子的設施，還是從墓葬死者的隨葬品以及墓葬的大小情況來看，都顯示出社會成員之間不存在明顯的分化，給人的印象是一種出於生產力水準低下而不得已的平等平均的生活狀態。另外，當時的社會注重血緣紐帶，社會的基層單位由血緣聯結而成。
▴陝西臨潼薑寨遺址復原圖
距今5800年是個歷史的重要節點，無論是南方的稻作農業，還是北方的旱作農業，此時都已形成體系，農業成為人們穩定的生計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農業穩定生產的基礎之上，社會分化開始顯現。一方面，在聚落的內部，社會成員之間出現了明顯的貧富分化。以安徽含山淩家灘遺址為例，墓地中既有普通人的墓葬，也有出土大量精美玉器的貴族墓葬。另一方面，在聚落群內部分化、競爭的過程中，產生了中心聚落。在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從整個遺址的圖形來看，遺址內各區域之間的功能區域十分明顯，諸如集中居住區、墓地、祭壇、水稻田等。中心聚落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意味著原來的自然群落內部出現了不平等及由此產生的政治內容，聚落群也逐漸被整合成一個整體，成為參與更廣泛社會政治的基本單位——古國。這可稱作為古國時代的初期。
▴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
時間再推移至西元前3000至2300年。與此前階段相比，這一時期的社會複雜化程度更高，而且，社會整合從聚落群內部擴大到聚落群之間，部分區域率先出現了可稱之為“國家”的政治組織。在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中，一處叫作牛河梁的遺址群，在50多平方公里內，已發現的絕大多數遺址都是“壇、廟、塚”這類和宗教、喪葬相關的遺址，規模巨大的石砌祭壇的中心通常埋葬一座或者兩座大墓，周圍會有一些隨葬的小墓。紅山文化最精美的玉器也大多出土在這類墓葬之中。牛河梁儼然是紅山文化的宗教和喪葬祭祀的聖地。由此推測，在紅山文化中，聚落群之間的整合更多的是通過宗教、喪葬、祭祀的途徑來進行的。
▴紅山文化出土的文物
就目前考古提供的資料而言，代表古國時代早期最高成就的是分佈在今江浙一帶的良渚文化，其中最大的遺址是位於杭州西面的良渚古城。城牆圍繞內的古城面積有290萬平方米，如果再算上外城的良渚遺址，面積可達800萬平方米。良渚古城的週邊有一套高壩和低壩組成的一套水系，高壩的功能是攔截山洪，甚至可以阻擋百年一遇的山洪；低壩則主要發揮了管理水資源的功能，蓄水面積有8.5平方公里。這套水利系統不僅反映出良渚人對自然環境、水文等氣象氣候的瞭解與認識，而且也展現了當時良渚人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再者，良渚的城牆、郭城、莫角山台基、水壩的建築材料全系山區搬運而來，總土方量約1100萬立方米，若按照每天出工1000人，整個工程需要連續110年建成。
體量如此龐大的工程，需要集中的社會動員和高效的組織管理能力，可見當時的良渚社會必定存在著一個十分強大的強制性的公共權力。與此前階段相比，良渚社會的分化情況更加明顯。在墓地墓葬方面，發掘出普通墓葬和貴族墓葬，而且還發現了專有的最高級貴族墓地。最大的貴族墓葬中，僅出土玉器就有770多件/組，另有出土漆器、絲綢、象牙等器物。另外，良渚文化還是一個手工業極度發達的社會。除有精美的玉器外，手藝精湛的陶器和漆器更是奪人眼目。總之，良渚社會分工之複雜給人的感覺是，整個社會像是一架非常精密的機器，不僅各系統之間的構造紛繁複雜，而且又能協同運轉。
在這套精密的社會分工系統背後，顯然存在著一套相對應的政治管理系統，負責貴重產品的生產與分配。而且根據考古對良渚古城居民及糧食生產推測來看，良渚古城可能在當時直接控制了2000平方公里的範圍，可見其統治範圍十分遼闊。有趣的一點在於，良渚文化出土眾多的玉器上，千篇一律地雕刻神人獸面紋，特別是那些功能不明、卻明顯與日常生活無關的玉器。良渚文化分佈的偌大地區，但凡是玉器（尤其是玉琮），基本只刻畫有神人獸面紋。可以推斷良渚人當時存在高度統一的崇拜和信仰，帶給人的直觀感受是，良渚社會有著信奉一神教的信仰體系。
▴良渚文化中出土的玉琮
良渚古城內一些地點的發掘發現有大量的與手工業生產相關的遺物等等。也就是說，除了大小貴族這樣一些社會中上層之外，良渚古城大量的居民是各種手工業生產者，涉及生產領域諸如制玉、編織、漆木器和石器的製作等。換言之，良渚古城是按照行業、社會分工集結而成的集體，而非依照血緣自然增殖的集體。趙輝老師對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發現作簡要總結。趙老師指出，人類早期國家有兩種類型，分別是城邦國家和地域國家（帝國）。就紅山社會和良渚社會的情況看，史前中國社會複雜化、國家化的發展方向似乎是朝向“地域國家”。但在兼併、整合的具體原因、方式上，各區域社會不同，這進而導致了中國文明進程中的多樣性和複雜性。良渚文化之後，即西元前2300年至1800年，這是古國時代的晚期，亦即新石器時代的最後五百年。這一時期，古代社會又發生了新的變化。首先是新的生產力要素的傳入：冶金技術得以進步，農作物和家畜種類不斷豐富，直接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其次是此起彼伏的文明進程和格局變化。早期率先發展起來的長江下游地區和遼西地區文化不約而同地走向衰落，而原來不溫不火的地區（如中原地區的山西襄汾陶寺古城、陝北石峁文化、龍山文化），此時竟得到了迅猛發展。最後是社會複雜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從一定意義上而言，古國時代晚期是早期的輪回，但不應忽視新的文明動力的加持，由此導致的社會文明化程度略高於前輪。此時的北方社會在總體上佔據優勢，其社會特點（如社會分層的金字塔結構、宗教氣氛總體比較淡薄而世俗化色彩更濃等）將較多地作用于後世文明。
▴山西襄汾陶寺古城
總而言之，古國的產生代表著中國文明加速度發展的進程，也是史前社會的一個新階段。古國的產生基礎是勻質的、以小型血緣集體為社會生產單位（村落）的農業社會，最有實力的血緣集體在競爭中勝出，成為原為自然屬性的聚落群的領袖，並把浙中自然群落整合成了“古國”這種政體。根據中國的資料，當整合行為擴大至聚落群（古國）之間，社會便邁向或邁進了國家的門檻。史前中國農業社會規模龐大（280萬平方公里），從古國向國家進而向王國演變的政治方向必然是家長式的集權政治或政體。由於具體原因、條件多種多樣，各地古國的產生發展在時間維度和社會發展程度上參差不齊，充斥了多元內容和一次次“政治試驗”，導致使中國文明形成的總進程曲折複雜、波瀾壯闊。
中原地區在西元前1800年開始出現了新的文化，即二裡頭文化。在二裡頭文化與夏文化的關係上，學界存在較大爭議。趙老師支持將二裡頭文化認定為完整的夏代王朝的文化。二裡頭遺址的墓葬中發現有非常高級的隨葬品，其都城體系龐大複雜，大型宮殿依據中軸線佈局。與良渚文化濃厚的宗教氛圍不同，二裡頭文化的銅禮器用來表現的是社會等級，更具有世俗社會的特徵。據研究表現，在二裡頭時期乃至之前的龍山時期，中原地區充斥著大量的外來人口。多方文明或文化彙集的後果就是，中原產生了新氣象。與此同時，中原地區的文化也開始向周圍地區擴散、傳播。於是，北方地區、長江流域甚至更大範圍裡，出現了二裡頭文化的影響。可以說，二裡頭時期，中原的確成為了文化中心。這意味著中國文明由古國時代邁入了王朝時代。
▴二裡頭遺址
▴二裡頭文化出土的“綠松石龍形器”
趙輝老師隨後談及40年來中華文明探源的幾點主要認識。第一，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獨立的農業起源地之一，於此基礎上產生的是“原生文明”。第二，中華文明展現出“多元一體”格局和進程。廣袤的地域和環境的多樣性造就文化的多元、多源格局，東亞地區大的地理環境又導致內部文化“一體化”演變趨勢，進而意味著各地文化背後的人類社會之複雜化、文明化進程的多樣性，以及“多元一體”的歷史趨勢。第三，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和文獻中有關古國的描述相吻合，所以可以使用“古國時代”來指代西元前3000多年以來至二裡頭文化出現之前的這個時代。基於中國歷史資料的特點，趙輝老師總結了中華文明的四條標準。首先是農業和手工業、科學技術的相當發展，其次是出現了顯著的階級分化，再次是出現了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城市，最後是戰爭、暴力等現象顯示其存在的強制性權威——王權。這四條標準不含西方學術界非常強調的文字、冶金技術等文明界定標準，但也恰好表達了人類歷史的發展有其特殊性的一面。至此，我們可以看到關於中國文明特質的初步輪廓。
中華文明是以小農業為主的自給自足經濟，不依賴生活必須物資的大規模貿易，這也導致中國長期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要從事這種自給自足的經濟，就需要適度規模的生產組織，於是中國的社會基層長期保留了血緣氏族、宗族結構——直至前不久，它還是中國農村的基本特徵。與這種血緣宗族相適應的是，中國奉行宗法制，放大到國家治理上就是封建制和中央集權的政體。為了政體的順暢運作，國家創建了一整套社會道德和行為規範（即禮制）。這套禮制與宗法制、封建制互為表裡。這樣的政治體系，致使中國社會缺乏強有力的宗教。可以說，強大的、世俗化的社會政治遏制了宗教的發展。中國早期文明的統轄範圍達200多萬平方公里，各區域文明之間不斷發生碰撞、交織與融匯，產生了一種趨同化、向心效應的歷史方向，最終形成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進而造就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一套中國獨特的“天下”觀由此形成，即“中國”“華夏”與“四夷”“四方”之關係、外服制度等——這背後則是一套東方的世界秩序。
▴趙輝老師主講
趙老師最後總結道，經過近40年的探索，學術界在中國文明形成和早期發展的歷史總進程乃至在整個“古國時代”各階段的主要內容和最早的國家特徵等問題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平心而論，現有的認識仍很粗疏，並且主要是描述性的成果，今後需要在中華文明各區域文化之間的比較、中外文明比較和中國文明形成的歷史理論的提煉上做出更為細緻、深入的研究。
本文為北大“文明的源與流”系列講座第一講、“北大文研講座”第260期講座紀要。講座主題為“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文研院學術委員、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主講，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沈睿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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