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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2
原載：《廿一世紀三民主義》（2021，台北）第五章（頁144-180）
一丶導言
孫中山先生在手著本《三民主義》時說：「民族主義之範圍，有以血統宗教為歸者，有以歷史習尚為歸者，有以語言文字為歸者，⋯然而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義範圍，則以意志為歸者也。」如瑞士之民族，則合日耳曼丶義大利丶法蘭西三國之人民而成者也。廿一世紀伊始，民族主義在歐美再度勃興，但卻不是文明高尚的瑞士形態，而是以血統宗教為依歸，進而形成排他性的種族主義與國族意識，結果不但造成族群對立，進步甚至帶來流血衝突，其中尤以美國總統川普為甚。
2016年11月美國大選，億萬富翁川普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當選美國總統，從此開啓了一個「唯美獨尊」（American First）[1]的新時代，也掀起了全球「民族民粹主義」（national populism）的新浪潮[2]。這也是廿一世紀民族主義的新形式。
許多人將川普標誌為民粹主義者（populist）和白人至上論者（white supramacist），他的形象粗魯，語言直白，和一般政治領袖的風格迥然不同。他不但有意忽視許多美國總統強調的國際正義與普世價值，也公開反對1960年代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倡議的族群平等、弱勢權益與多元文化價值。但也有許多支持他的人卻認為，川普為人坦率而真誠、直言而無隱，是真正能夠挽救美國國勢衰頹的偉大領袖，也是美國能否復興的關鍵人物。換言之，川普現象是美國國力能否振興、繼續維持全球獨霸地位的重要指標，也是美國在國力下頹之際的力挽狂瀾的領軍人物。
二丶民族主義與民粹運動在美國
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現象和動員形式[3]，它是在既成的政治體制或民主運作發生困境時，由直白無隱、富個人魅力的政治人物直接訴求於群眾，以人民（people）為名進行動員，並挑動起底層社會民眾的情緒、以對抗知識菁英和上層社會，進一步提出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反主流、反專業、反官僚的另類訴求；掀起大眾支持的風潮，並透過選舉動員或抗議運動而掌握政權，繼則啓動新的變革。這種直接訴求「人民」的動員形式，超越傳統的左-右對立，實可視為底層民眾對上層菁英的激烈反撲，也可視為在政治困局中一種激進的突破，形成躍動的革命訴求。
廿一世紀的民族民粹主義將排外性的民族主義與政治民粹運動雜揉於一，而川普的「唯美獨尊」與「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則進一步與白人至上論結合，也正是美國民族主義的具體表徵。
究實而論，支持川普的選民反映了一些共通的特質。他們強烈反對民權運動的價值觀，尤其是反對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4]、宗教寛容政策、兩性平權關係、多元婚姻家庭等主張，同時也拒絕對少數族裔、弱勢群體採取包容的立場，進而強調白人優越論、基督教保守主義和美國至上論。他們不但直接衝撞民主黨長期主張的多元主義與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也與共和黨人過去強調的新自由主義[5]（neoliberalism）、對外干涉主義[6]（interventionism）及「小政府」[7]的主流立場相違。他們認同川普的主要政見，包括反移民、反全球化、反建制集團、反菁英、拒斥文化多元主義，強調基督新教的信仰，並主張重建白人種族的優勢地位，堅拒拉丁美洲裔、穆斯林（回教徒）等少數民族的平權訴求。在對外政策方面，他們主張美國採取孤立主義，不應再繼續擔負起國際警察或國際秩序維護者的角色。
究其背景分析，在小布希總統（200001-2009），美國社會即已出現了高度反智與反理性的傾向。而當非洲裔總統歐巴馬上任後，極端的白人勢力進一步提出分離主義（secessionism）的激烈訴求。共和黨與右翼基督新教基要派（Protestant Fundamentalism）也加速結盟，激進的「茶黨」（Tea Party）勢力崛起後，美國社會出現了黑白種族尖銳對立、左─右意識型態兩極對峙的新局面。這凸顯了美國社會的認同危機已從底層的民族文化的認同分歧，升高到零和抗爭的政治運作層面，並導致國族意識的分裂。這也就是一方面反對非洲裔總統的執政地位，這是民族主義層面的族群對立；另一方面也在民權主義層面質疑美國自由民主機制的公正性與公平性；進一步，則是在民生主義與公共政策的實踐上，出現了民主、共和兩黨全面對抗的分裂態勢。
對於歐巴馬總統推出的重要政策，共和黨議員幾乎都毫無例外的橫加反對。從「歐巴馬健保」（Obamacare，以社會底層的4千萬無健保者為照顧的對象）到「巴黎氣候協議」，從「泛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到美國與古巴、伊朗改善關係，他們都強烈的予以否定。在川普執政後，都立即廢止或退出。換言之，無論是在民族、民權或民生這三層面，都出現了激烈的對峙丶甩鍋與否定。美國社會的兩極分化與美國國會的全面對抗態勢，於焉形成。
2014年8月9日，米蘇里州弗格森市爆發了種族流血衝突，一位18歲非洲裔青年Michael Brown在未攜帶武器的情況下，遭到白人警員射殺；其後，出現了一連串黑白族群紛爭和仇恨犯罪（hate crime的事件，反映了自由民主體制面對種族歧視的威脅，已無力化解。但歐巴馬總統卻因其敏感的非洲裔身分，對此束手無策，也無法發揮個人的影響力，緩解美國社會兩極對峙的危機。
2016年美國大選，川普獲得了共和黨提名。他公開質疑美國社會分配不公、導致貧富差距惡化，誓言要為藍領階層和窮困白人找回工作機會，重拾民族尊嚴。這不但是對美國主流輿論和民主體制的挑戰，也反映了底層社會白人對現狀的憤怒與不滿，這些人在歐巴馬執政時期很大程度上是被遺忘了。這股憤怒的民粹浪潮反映美國社會的深層危機，當時許多在競選現場的媒體工作者表示，支持川普的群眾人山人海、激動而熱情，且多係自動自發而來。而希拉蕊·柯林頓的造勢場合卻是用巴士動員傳統支持者，態度溫和卻缺乏激情。但民主黨顯然未充分掌握此一動向，結果卻因輕敵而敗下陣來。
川普以激進的反動性民粹主義（reactionary populism）為訴求，挑戰美國與西方長期揭櫫的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s），卻獲得了眾多選民的支持及喝采。他們認同川普反建制集團的立場，而且特別厭惡專家意見和專業知識，甚至不看報紙丶期刊和專業雜誌。川普甚至公開自誇，「我對ISIS的瞭解比將軍們還要多！」有評論者指出，他恐怕已成為當代美國人記憶中「最為反智的總統」。（Susan Jacoby, 2018／曹聿非譯，2018: 294）
川普現象凸顯了美國社會中藍領白人、男性、低學歷（未唸過大學）及低就業率的民眾，由於嚴重的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引發的強烈反彈[8]。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由於國際分工秩序的改變，導致低薪的製造業不斷從美國外移到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而由於這些底層美國人的知識、技能、學習能力不足，自此失去了競爭與謀生的途徑，淪為低收入戶，甚至陷入長期失業。基於此，他們強烈的反對全球化，怪罪外來移民和少數族裔剝奪了的工作機會，形成排他性的民族主義和仇外情緒。
經過政治人物進一步的挑撥，這種仇外情緒甚至激化為種族仇恨，其主要打擊的對象，包括拉丁美洲裔（Hispanics）、猶太裔（Jewish）、非洲裔（African American）及亞太裔（Asian-Pacific）。2020年5月25日傍晚8時許，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非洲裔男子喬治·佛洛伊德在購買香煙時與店員發生爭執，而趕來的警察沙文使用膝蓋將其壓制，持續了8分鐘46秒之久，導致其無法呼吸，當晚9時25分，佛洛伊德在附近醫院宣告不治，年僅46歲。此事立即引發全美50州的抗議示威，甚至蔓延到其他國家，成為抗議黑人受歧視丶要求重視「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s Life Matter）的全球性運動。
在川普當就任統之後，他不但拒絕主流媒體（包括紐約時報和CNN）的採訪，也無視輿論的批評，而且還想繞過國會的立法監督和憲政民主的規範，直接藉行政特權施政（rule by decree）。他花費巨資修築美墨邊境的高牆，禁止拉丁美洲移民非法入境。
此外，他宣佈停止簽發伊朗等七個穆斯林國家民眾的旅行簽證，結果卻招致法院的禁制裁決。川普的作法不但衝撞自由民主與分權制衡機制，也凸顯了美國社會的分裂和價值體系的分歧。
川普不但反對菁英階層和主流媒體、也抗拒全球化、抵制外來移民，並主張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主動退出各類國際組織和國際協定，其中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萬國郵政聯盟、巴黎氣候協議、泛大平洋夥伴協定、伊核協定、中程導彈協定等。川普並拒絕參與一切他認為可能對美國不利的國際活動，並威脅北約各成員國必須付更多的錢給美國，形成了外交上的新孤立主義。
但在另一方面，川普又不吝於稱許威權政府的領導人，包括俄羅斯的普京、土耳其的艾爾多安、巴西的波索納洛、印度的莫迪、匈牙利的歐爾班等。但對於民主國家的領袖，如德國總理梅克爾和英國首相梅伊，卻多所批評，展現了另類的價值觀。
基於此，儘管川普標舉「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訴求，卻並未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反而益形孤立，導致美國霸權地位進一步的式微。2020年春天，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在全球爆發，美國聯邦政府未能防範於先，在四月間迅速颷升為全球感染病毒和因病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造成國內強烈的反彈，各州也高度不滿。美國《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於三月14日刋出湯普森（Derek Thompson）的專文〈美國正像是一個失敗的國家〉，指出面對疫情一些東亞國家政府立即作出有效的回應。但相對映之下，美國卻像是一個過去它所譴責的「失敗國家」（failed state），陷入怪誕的聯邦主義困境之中。美國社會的「私人部門承擔起了準國家的功能，而政府行政部門面對科學技術任務卻是焦頭爛額，對自身的道德使命也根本束手無策。」美國各地的私人、公司、機構和地方政府都為了國家好而努力不懈，「但最重要的決策者川普政府，卻是混亂一團而且能力不足。」
但是川普卻依然堅持「唯美獨尊」的立場，並公然向盟國（包括加拿大、德國等）搶奪口罩及防疫設施，引起各國的反彈與國人的質疑[9]。另外，他也呼籲G7各國共同抵制世界衛生組織（WHO），結果並未獲得肯定與支持，益發凸顯其孤立的處境[10]。這反映出美國的民族主義正在經受著國際的批評和國內的反彈。
三、歐洲民族主義與民粹風潮
無獨有偶，在歐洲大陸，近年來也出現了新的民族主義排他性的風潮。由於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武力制裁阿富汗丶伊拉克丶敍利亞等國，而北非地區也因「顏色革命」而持續動盪，導致難民大量湧入歐洲。根據2017年統計，全球總共約有 1400 萬難民。這些難民主要來自伊拉克、敘利亞、索馬利亞、阿富汗、蘇丹、伊朗、剛果民主共和國、厄利垂亞（Eritrea）、蒲隆地（Burundi）和緬甸。而在這十國中，有六國位於「大中東」地區（「大中東」係指從北非、西亞、中亞至巴基斯坦）。這是因為歐美國家推動「顏色革命」，對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等威權政體採取顛覆、政變甚至發動內戰等極端手段，激化了伊斯蘭教國家的內部衝突，造成政治秩序丕變，引發社會動盪、經濟倒退，極端勢力竄起；其結果是，老百姓流離失所、難民四處流竄，成千上萬的難民鋌而走險，冒死偷渡歐洲，其中有逾一百萬難民湧入歐洲境內，僅德國一地在2015年就收容了89萬人，2016年又收容了28萬人；另外還有300萬人停留在土耳其、黎巴嫩、約旦和伊拉克等地。
難民危機直接衝擊了歐洲社會的安全、秩序與基本福祉，也造成民粹的反撲，出現反外來移民、反伊斯蘭化、反歐盟中央的新浪潮。以匈牙利、波蘭為首的一些中東歐國家，以及英國的保守黨政府，強勢反對德國總理梅克爾主張接納移民的人道主義政策，他們憂慮歐盟的舉措將會造成新的集權，導致傳統民族國家的式微，於是揭舉基督教的傳統價值與民族主義的排外訴求，強烈反對歐盟的權力集中化與外來移民的合法化，進而出現疑歐論（Euroscepticism）訴求[11]。至於英國，更進一步選擇公投「脫歐」[12]，於2021年起與歐盟分道揚鑣。
2017年10月七日，十位知名的保守派歐洲知識分子[13]，以九種語言發布一份連署宣言《一個我們能夠信靠的歐洲》，表達了對當前歐洲危機的共同看法，這是歐洲保守派與民族主義者對抗歐盟與歐洲統一的重要聲明，也引起了媒體的高度重視。它反映了當前歐洲內部知識界反歐盟、反移民、反多元文化、強調基督教價值的民族主義新趨勢。這些宣言的連署者號召歐洲民眾踴躍加入他們的行列，共同構建一個「真正的歐洲」。
這篇聲明指出，「一個虛假的歐洲，正在威脅著我們。歐洲的豐饒和偉大，正因為它對於自身的誤解而受到威脅。」它所指斥的是歐盟的官僚體系和歐洲的統一政策。他們認為，一個自以為能夠超越民族界限、統一各國的歐洲，其實是受惑於一種對「進步」的執迷。但是，民族國家才是歐洲的真正標誌。歐洲是由各個不同國族組成的共同體，擁有不同的語言、傳統和邊界。相反地，「多元一體」的歐洲既不自然，也非必然。
除了反對歐洲大一統外，這些歐洲保守派知識份子也指責歐盟無視歐洲的基督教根基，縱容伊斯蘭教的蔓延，同時還耗費了巨大的精力和資源防杜穆斯林的侵犯。在聲明中他們指責歐盟「妄想穆斯林將會接受世俗主義與文化多元的圖景」。這也反映出當前歐洲不同宗教文明之間衝突日益激烈的現實。
對於歐盟積極營造的統一運動，包括聯邦化的嘗試，他們的立場是，絕不應謀求帝國式的大一統。歐盟這個由金錢和律法所塑造的新帝國，覆蓋了一層偽宗教的普世主義濫情，這正與川普反普世價值、試圖拆解歐盟的主張，不謀而合。
2019年6月初，川普總統在訪問英國時，公開要求保守黨政府積極地「硬脫歐」（無協議脫歐），不應尋求與歐盟妥協；同時他也鼓勵法國儘速脫歐。這是由於川普深恐歐洲各國團結合作，形成大一統局面，將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構成威脅。這種「反歐盟」、「疑歐派」的主張，也促成大西洋兩岸民粹主義的合流。
在歐洲，極右翼的英國「脫歐黨」（Brexit Party）[14]、法國「國民聯盟」（National Rall）[15]、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16]都是這一類民粹勢力的代表，它們也與川普及其保守派策士班農（Steve Brannon）時相往來。這反映了「疑歐派的民粹主義」與「極右翼的民族主義」兩相結合，形成一股新的「民族民粹主義」的新風潮。除此之外，川普還稱許波蘭執政黨「法律與正義黨」（Law and Justice Party）[17]反對外來移民、抱持疑歐派的立場，為的是「維護西方文明的價值」[18]。
目前在歐洲議會的705席議員中[19]，擁有76席的極右翼黨團「認同與民主」（Identity and Democracy），其前身為「民族和自由歐洲」（Europe of Nations and Freedom），就是抱持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它主張疑歐論，強調主權獨立（sovereignism）、反對歐洲聯邦主義，同時也反對建立跨國聯盟（supranational unions），並要求創造工作機會、提高經濟增長，制止非法移民的入侵。該黨團的政黨成員包括：奧地利自由黨、荷蘭自由黨、比利時弗拉芒利益黨、捷克自由與直接民主黨、丹麥人民黨、愛沙尼亞保守人民黨、芬蘭正統芬蘭人黨、法國民族陣線、德國另類選擇黨、義大利北方聯盟等。
四、奧班的「民選獨裁」與「非自由主義式民主」
在中東歐國家的領導人中，匈牙利總理奧班（Orban Viktor）近年來聲名大噪，他不但公開質疑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並宣稱要推動「非自由主義式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20]。他堅持民族主義、基督教保守主義、宣揚種族純正、反對全球化、反對外來移民，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已成為民族民粹主義的指標性人物。
2014年奧班公開表示，在1989年東歐變天之前人民普遍接受這樣的觀念：衰敗的東歐各國應該接受運轉良好的西方模式，但到現在才知道，原來西歐本身也是脆弱的。他強調匈牙利要發展另一種堅持民族主義的「非自由主義式民主」，而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
奧班認為，「自由主義民主」和「非自由主義式民主」之間的區別，是前者強調開放社會、自由主義和人權法治，並且繼承1960年代民權運動的價值觀；至於「非自由主義式民主」則繼承基督教的信仰，強調「基督教式的民主」（Christian Democracy），堅持民族主義立場、訴求文化反革命（counter- revolution）、也反對外來移民，並且拒斥那些支持全球化的精英份子。
除此之外，他還藉由控制媒體、掌握司法權與立法權，推行民族主義政策。現在匈牙利各主要媒體都已成為政府的傳聲筒，並將各種誤導的新聞訊息傳播到匈國全境，尤其是針對鄉下地區的民眾。
奧班主導的執政黨「青年民主聯盟」（Fidesz）透過降低大學、高中的預算經費，減少公立大學的錄取人數，壓縮人民受教育的機會，結果造成許多菁英階層學生不得不離開匈牙利到國外就學，也因而削弱了反對他的群眾基礎。奧班特別稱讚美國總統川普重視基督教的價值，和他一樣堅定的反移民、反文化多元主義，並強調民族主義的優越性。川普總統過去的首席戰略師班農特別稱許奧班是「歐洲版的川普」，是一位「在川普之前出現的川普」。而奧班也盛讚川普，他表示放眼全球的民族主義者與孤立主義者中，川普堪稱「奇才和偶像」。
在2018年的一次演講中，奧班坦白表明他的種族純正立場，「我們必須明說，我們不接受多樣化，我們不願意混血；我們不希望自己的顏色、傳統和民族文化與其他人混淆」，「我們不願成為一個多樣化的國家」，質言之，匈牙利要的是「一個種族單一的社會」（a racially homogeneous society）。
2019年5月13日，川普在白宮會見奧班，《華盛頓郵報》刊出社論指出：「川普跟這個煽動家交好，與川普政府和美國傳統盟邦如德法等國關係逐步惡化很相配。歐洲極右派挾其種族主義及威權主義的主張，讓一些中間派政黨苦苦面對日益升高的挑戰；特別是在民主根基尚淺的歐洲部分地區，美國此時應該竭盡所能支持自由民主制度。但與此相反的是，川普越來越大膽地支持民主的敵人。」
奧班是是右翼民粹威權體制的重要象徵，也是目前「中東歐向右轉」的代表人物。2020年3月30日，他利用新冠肺炎的疫情，讓執政黨「青年民主聯盟」控制的匈牙利國會通過緊急法案，授予總理近乎不受制約的廣泛權力。根據此一緊急法案，奧班可以「經由行政命令進行統治」，亦即「藉行政命令治國」，而非「依法治國」；也就是迴避國會監督，直到政府認為疫情危機結束為止。
在這樣的規定下，匈牙利政府可以對與疫情相關的「假消息」祭出重大罰則、並打壓媒體自由。如果有媒體記者被政府認定散播關於病毒或政府應該對疫情負責的訊息，就可能因觸犯行政命令而執身囹圄。這無疑大幅度擴張了政府的緊急權力，不但危害基本人權，也戕害民眾的知情權。
針對匈牙利國會通過此一防疫法案，無限期地延長國家緊急狀態，並讓總理大肆擴權，歐盟執委會在2020年3月31日發出警告，指出任何緊急政策都不可危害民主的本質。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表示：「任何緊急措施皆不能違反基本原則和價值，這是至關重要的的事。民主機制不能缺少自由獨立的媒體。」她進一步強調，「緊急措施必須符合必要和比例原則」，也應設定相關期限，「而任何規定也都必須接受標準的檢驗和監督。」
但奧班反駁說，他必須通過此一法令以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但是，「青年民主聯盟」所屬的歐洲議會第一大政黨「人民黨黨團」（該黨團在全部705席中擁有187席）的13個成員，（包括北歐各國、希臘、比利時、立陶宛、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卻指責他掌握的權力實在是太超過了；並指責他「違背自由民主和歐洲價值」，「人民黨黨團」應將其逐出，但並未達到過半數的門檻。對於歐洲政界人士的反對，奧班的回答是「我簡直無法想像，有人還會有時間幻想著其他國家的意圖。」「當疫情流行結束後，我再討論這樣的問題。」
自從2010年奧班第二次執政以來，匈牙利經歷了顯著的民主倒退，轉向威權統治，並被媒體標誌為「民選的獨裁」（electoral autocracy）。在奧班領導的「青年民主聯盟」積極推動下，憑藉著在國會中掌握三分之二的多數，於2011年4月18日完成修憲，以262票贊成，44票反對通過名為《匈牙利基本法》的新憲法。但是，這部憲法卻因為制定過程不透明、由執政黨一手掌握修憲方向，而且限制人民的基本權利、弱化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屢遭國內外人士的批評。
事實上，新憲法已成為執政者鞏固右翼保守政權、方便獨攬大權的利器。依據新規定，家庭的定義為「一男一女自願的結合」，「家庭是基於婚姻關係及父母與兒童之間的關係」，據此，排除了同婚和同居家庭。另外，憲法修正案還規定政黨選舉時的政治傳播工具，限定為由國家資助的媒體。因此，私人媒體被排除出局，這也有利於執政黨獨占的政治宣傳。
此外，奧班主導的匈牙利國會也通過選舉制度改革，將國會議員減半，由386名減半為199名，議會選舉由兩輪投票制改為並立制，其中106席為單一選區，一區選出一席；另外93席為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依據政黨得票比例分配席次。這一選制對青年民主聯盟比較有利。果不其然，在2014年4月6日的國會選舉中，青民盟再次勝出，贏得199席中的133席，歐班因此第三次出任總理。
2015年，歐洲移民危機急劇惡化，奧班政府認為，歐盟當局對以穆斯林為主的非法移民及難民採取寬容接納的作法，將會嚴重危害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同時也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因此強烈反對。奧班政府宣佈，將在南部接壤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的邊境，加建圍網，以阻止難民入境。此外，匈牙利國會也修法應對難民的非法入境，並授權軍隊可以向非法移民使用非致命的武器。這種強硬的作法受到歐洲自由派人士的批評，但卻有不少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表示肯定，其中包括德國另類選擇黨及奧地利自由黨，都支持對移民和難民採取強硬態度。當時奧班這樣批評難民和移民：「我們正在對抗一個非我族類的敵人⋯⋯他們不相信努力工作，而且還搞金錢投機。」
2018年4月8日，匈牙利舉行國會選舉，在選舉前夕，奧班再度將自己塑造成「匈牙利的守護者」，阻擋入侵的移民和帶有敵意的西方勢力。他告訴支持的群眾：「歐洲領袖和投機致富的億萬富翁（指匈牙利猶太裔大亨索羅斯）攜手合作，要讓移民進來。大規模的移民和恐怖威脅是分不開的。當有大量移民進來，女性將會面臨暴力攻擊的威脅！」奧班特別印了許多選戰海報，刊載移民湧入匈牙利國境的照片。選舉的結果是奧班領導的青民盟又再次勝出；他第四次當選了總理。
奧班的成功，反映出民族民粹政體的確可能一再透過民選機制而獲勝，也說明了「民選的獨裁」已成為中東歐民主轉型中的最大贏家。不管是在美國還是在歐洲，川普和歐班這樣的民粹領導人都已證明，民選的政府與國會不但可以翻轉自由民主體制、分化社會共識、激化族群對立，而且還會讓偏狹的種族主義得勝，建立起「非自由主義式民主」。這正是當前歐美民族民粹主義者不斷擴大政權版圖、激化社會對峙的新趨勢。
五、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與東西歐明分界線
1989年東歐變天，走上自由化與市場化的改革之路。隨後兩年蘇聯解體成15個新國家，西方世界洋溢在自由民主勝利的樂觀氣氛中。著名的美國學者福山將其描繪為「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預言以民族主義丶極權主義為終極目標的「大歷史」觀，終究不得不讓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民主，這是西方的勝利。
但是，歐美兩地民族民粹主義勢力的崛起，卻印證了美國戰略學家杭廷頓（Samuel P. Hungtinton）在1990年代提出的「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21]他指出在後冷戰時代，「最重要的國家分類不再局限於冷戰時的三大世界，而是世界上的七大或八大文明。非西方國家，尤其是東亞，正在發展其經濟財富，並創造一個可以擴大軍力和政治影響力的基礎。隨著他們的權力和信心日增，非西方社會對其文化價值的主張日益強烈，而對西方所加諸他們的價值觀則越來越排斥。」
杭廷頓認為，西方文明「有別於其他文明的，不在發展的方式，而在於其價值和制度的獨特風格，其中犖犖大者，包括基督教、多元化、個人主義和法治」，「整體而言，這些特性為西方所獨有。」因此，「西方領袖主要責任不在試圖依西方的意象重塑其他文明，這已經不是其正在沒落的力量所能為，而是在於保存、保護和重建西方文明獨樹一格的特性。」由於美國是最強勢的國家，此一維續的責任自然應由它承擔。基於此，美國與歐洲國家必須合力保存西方文明，以符合其國家利益。
換言之，在冷戰結束後，東丶西方／自由民主與共黨體制之爭，已被不同文明體系之間的價值衝突所取代。原來意識形態與政經制度之爭，也已轉變為不同文明體系之間的衝突。這些不同的文明體系分別是：
（一）、西方文明，以北美、西歐為主，信仰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
（二）、拉丁美洲文明，信仰天主教（Catholicism）。
（三）、東正教（Orthodoxy）文明，以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為主。
（四）、佛教（Buddhism）文明，以東亞和南亞國家為主。
（五）、伊斯蘭（Islam）文明，以北非、中東、中亞、東南亞地區為主。
（六）、中華（Sinic）文明，持儒家信仰，以中國和東亞地區為主。
（七）、印度教（Hinduism）文明，以印度和南亞地區為主。
（八）、神道教（Shintoism）文明，以日本為主。
（九）、非洲文明，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為主。
質言之，「文明衝突論」的依據是以宗教信仰為核心的文化價值體系。從1990年代東歐變天之後，原來的東丶西分界缐改變了，但在東歐與西歐之間是不是出現了另一條「文明分界線」呢？若從宗教、文化與地緣政治的角度觀察，不難找出這條分界線來。
先從歐洲最北端説起。在文明分界線的東側是俄羅斯與白俄羅斯，主要信仰東正教，過去是社會主義陣營「華沙公約集團」領導者，與西方陣營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長期對峙，直到目前仍然是北約的主要假想敵。
在它的西側則是芬蘭和波海三國，分別信仰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其中，芬蘭是冷戰時期東丶西方陣營之間的中立國，和愛沙尼亞是族緣上的近親，語言相近，同屬阿爾泰語系的「芬－烏語族」（Finnic-Ugric languages），主要信仰是新教路德宗（Lutheranism，亦稱信義宗）。至於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則屬「波海語族」（Baltic languages），係印歐語系中比較古老的一支。拉脫維亞人受北歐國家的長期影響，也信仰新教路德宗。至於立陶宛，曾與西鄰波蘭共組波立聯邦（Polish-Lithuania Commonwealth，1569－1795），曾盛極一時，其領土一度跨越波羅的海直到黑海之濱，係重要的天主教國家。
至於在立陶宛西邊與波蘭交夾的加里寧格勒州（Kaliningrad），則是俄羅斯「波羅的海艦隊」總部所在地，在過去是隸屬於德國的東普魯士首府哥尼斯堡（Konigsberg）。二戰結束後，根據《波茨坦協定》，東普魯士約三分之一的領土劃歸蘇聯，其餘部分歸屬波蘭。1946年7月，蘇聯將「哥尼斯堡」改名為「加里寧格勒」，以紀念當時剛逝世的國家元首－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加里寧(Mikhail Ivanovich Kalinin,1875-1946)，而德文的「哥尼斯堡」一辭自此走入歷史。1991年以後，蘇聯瓦解，此地變成俄羅斯聯邦的「飛地」（指國土外的國土）；雖然地理上是在波海三國的西側，但卻屬「文明分界線」的東端。
1991年，波海三國脫離蘇聯，並且拒絕加入解體後新成立的獨立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2004年，波海三國同時加入歐盟和北約，正式成為西方陣營的一部分。但西側的加里寧格勒州依然是俄羅斯的重要軍事基地。換言之，正處於東丶西雙方軍事對峙的戰略前沿。
另外，同樣採取親西方立場的還有波蘭丶捷克丶斯洛伐克及匈牙利等四國，或稱之「維謝格拉德集團」（Visegrad Four，簡寫為V4，這是根據簽約所在地匈牙利城市維謝格拉德命名的）。這四國在2004年同時加入歐聯，也一起成為北約成員國，與俄羅斯相敵對。但是，近年來四國集團卻因經濟發展遲滯和難民分配問題而與歐盟嚴重分歧。2015年10月，波蘭「法律與正義黨」贏得了國會多數席位，競選訴求也同樣是訴求逆轉過去政府所建立的自由民主秩序。該黨領袖卡臣斯基表示，他正在倣傚匈牙利的「非自由主義民主」，領導一場文化反革命。美國總統川普也特別對其大加稱許，這反映出西方文明體系內部的分裂趨勢。換言之，文明的衝突不僅是「文明之間」的衝突，也包含了「文明內部」的衝突。
至於在四國東邊的烏克蘭，原本是在文明分界線的東側，是國力僅次於俄羅斯的東歐第二大國，但由於烏克蘭內部語言丶宗教丶族群與政治認同的分歧，親俄與親西方兩大勢力長期對抗，終於引發流血內戰。2014年2月22日，親俄的總統亞努科維奇被親西方的國會罷黜，逃亡至俄羅斯。而南部親俄的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卻透過公民投票，於3月16日宣佈獨立，立即加入俄羅斯聯邦。而原先由烏克蘭直轄的黑海沿岸重要港口丶也就是「黑海艦隊」總部所在地塞凡堡(Sevastopol)，也宣佈一同併入俄羅斯。目前塞凡堡已成為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之外俄羅斯聯邦的第三個直轄市，而克里米亞則歸屬為俄羅斯第八聯邦管轄區。換言之，克里米亞已完全脫離了烏克蘭的統治，雖然歐盟各國均不承認。
到2021年為止，烏克蘭內戰尚未結束，分離主義者仍然訴求加入俄羅斯聯邦。該國東部的盧甘斯克州和頓內次克州，已在 2014年的公民投票後宣佈獨立，並成立了親俄的政府，推動以俄語（而非烏克蘭語）為主的教育，建立起不同於基輔當局的民族與文化認同。目前兩州因內戰而犧牲的人數，已逾4700人。由於政局紛亂丶經濟情況不佳，導致大量烏克蘭人外移，至少已有200萬人到鄰國波蘭工作。2019年該國平均國民所得為3600美元，僅及鄰國俄羅斯的三分之一丶波蘭的五分之一，全球排名為第119位，在東歐各國中名列末位。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烏克蘭西部的聶斯特河沿岸共和國(Republic of Transnistria)。這是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摩爾多瓦（Moldova）東部尋求分離的自治體，位於聶斯特河與烏克蘭之間的狹長地帶，其主要居民是斯拉夫人（包括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摩爾多瓦本係羅馬尼亞的國土，後割讓給蘇聯成為加盟共和國，長期實施俄羅斯語和羅馬尼亞語並用的雙語政策。但自1989年以後，摩爾多瓦政府推動語言拉丁化的新政策，聶斯特河沿岸居民主要使用俄語和烏克蘭語，乃強烈反對，隨即爆發分離戰爭。在俄軍的強力支持下，該地脫離了摩爾多瓦政府的掌控，成為實質獨立的自治共和國，也是一始終保留蘇聯時代統治風格的特殊區域。2014年以後，該地自治政府希望效法克里米亞的先例，併入俄羅斯聯邦，但因其領土未與俄羅斯相連（中間隔著烏克蘭）而未果。
至於族群衝突最為激烈的南斯拉夫，在內戰結束後，一分為七，目前在文明分界線兩側的分佈情況是：（一） 西側：斯洛文尼亞丶克羅埃西亞，兩國均係天主教國家，已先後加入歐盟和北約。（二） 東側：塞爾維亞，是南斯拉夫的主要繼承國，信仰東正教，與俄羅斯丶中國親善。（三） 由東轉向西：蒙特內哥羅已於2017年加入北約，北馬其頓亦於2020年加入北約。兩國均係東正教國家，與塞爾維亞同宗丶同文丶同種，但明顯的已由分界線東側向西側移轉。（四） 從內部分成東西兩側：在波士尼亞－赫塞哥維那境內，目前按照宗教和族群而分成「波士尼亞－赫塞哥維那聯邦」和「塞族共和國」兩個自治體。前者由穆斯林（波士尼亞族）和天主教徒（克羅埃西亞族）合組而成，佔人口三分之二，受西方國家支持，位屬分界線的西側。後者以東正教徒（塞爾維亞族）為主，佔三分之一人口，為塞爾維亞所支持，屬東側。
除此之外，科索沃自治省原屬塞爾維亞的領土，但在內戰爆發後，已於2008年自行宣告獨立，有近100國承認；但塞爾維亞拒不承認，俄羅斯丶中國丶西班牙等多國亦未承認，目前該地有九成人口為阿爾巴尼亞族，只有不到一成為塞族，彼此尖銳對立，視如寇仇，仍時有衝突發生。
質言之，從1989年迄今，雖然「蘇東波」的變革推動了自由化、市場化與民主轉型，但自由民主的秩序仍面臨艱鉅的挑戰，並出現「非自由主義式民主」的新形式。而在文明分界線的兩側，先後出現了嚴重的族群衝突、流血內戰和民主倒退的亂象，許多民眾的日子過得很不好，甚至比1989年以前更為艱辛。這是歷史的弔詭，還是文明的反諷？猶待深思。
針對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各方有很多的批評。其中最普遍的一種看法，指責它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義」，藴涵了白人種族主義優越論的色彩。他堅持基督新教文明的優越性，歧視並貶抑其他的宗教與文明。事實上，美國白人本來就是美洲大陸的外來入侵者，其中大部分是在歐洲受到歧視的宗教異端，以基督新教各派信徒為主，再加上許多在歐洲快要活不下去的「白垃圾」（white trash）[22]，他們為了謀生到美洲大陸尋求新機。這些白人在大量屠殺原住民印地安人之後，又驅趕了法國人和西班牙人，逐步搶佔這塊跨接兩洋的北美沃土。
這些來自歐洲不同地區的移民，逐漸同化成為「白色的美國人」。其中居核心主導地位的則是WASP，也就是白人（White）、盎格魯－撒克遜裔（Anglo-Saxon）和基督新教徒（Protestant）。他們已成為美國文化的主流，同時也是政治經濟上既得利益族群。 基於此，在美國，與新教徒相異的天主教徒、東正教徒和猶太教徒，以及其他的佛教徒和回教徒，都成為相對弱勢的族群。美國立國兩百多年來，循例都是由新教徒出任總統、副總統，一直到1960年，才出現第一位天主教徒的總統──愛爾蘭裔的甘乃迪。又過了40年，到2000年出才現第一位猶太裔的副總統候選人李伯曼，由此可見，WASP確實擁有族群上的優勢地位。
杭廷頓在他晚年最後的著作《我們是誰》（Who are We?，2004）一書中就WASP此一關鍵問題有所討論。他強調自己不是種族主義者（racist），而是一位愛國者（patriot），同時也是一名學者，可是，愛國之心和治學之心有時會有衝突。「我對於這些現象的選擇和說明很可能還是受到我的愛國心的影響。」「請讓我說清楚，我強調的是盎格魯－新教的重要。」「即使是創建美國的那些白人－盎格魯－撒克森－新教徒（WASP）的後裔在美國人口中只佔很小的、無足輕重的少數，美國仍會長久地保持為美國。」
杭廷頓毫不諱言地堅持WASP具獨特的優越性，他認為過去三個世紀以來「盎格魯－新教文化」對於美國人的身份和特性來說，一直居於中心地位。正是它使得美國人有了共同之處。但他也承認這一優勢文化面臨了如下的挑戰：
- 是來自拉丁美洲和亞洲的移民新浪潮。
- 是學術界和流行的多文化主義和多樣化立場。
- 是西班牙語形成美國第二語言之勢，美國社會出現了拉丁美洲化的傾向。
- 是一些群體強調立足於人種和民族屬性及性別的身份與特性。
- 是移民社群及其原籍國的政府對美國社會施加的影響。
- 是精英人士日益強調世界主義和跨國的身份與特性。
針對杭廷頓提出的觀點，法國學者莫伊西（Dominique Moisi）認為，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世界已經不再被國家與文明之間的文化差異所分割，其中，美國與歐洲實際上卻是被恐懼的情感所主導，害怕失去自己的國家身分和目標，形成了一種「恐懼的文化」。然而，對於回教徒與阿拉伯人而言，歷史上的冤屈、全球化經濟中被排斥的命運、以及各地出現的宗教衝突，這三者結合形成了一種「羞辱的文化」，進一步發展成為「仇恨的文化」與之抗衡。至於亞洲，則是在繁榮與發展中創造了一種「希望的文化」。在上述這三種文化的主導之下，各民族之間情感的互動，將會重塑今後的世界。
莫伊西的觀點反映了當前美國與歐洲民族主義快速崛起的趨勢，一種「恐懼的文化」正在形成。其中包括下列共同特質：對美國國家身分的茫然、對歐盟統一理念的質疑、對文化多元主義的憂慮、對少數民族及外來移民的排斥，以及，對伊斯蘭教及回教徒的恐懼。[23]這正是杭廷頓在人生終點的大哉問：「我們究竟是誰？」究竟是要選擇世界主義，帝國主義，還是民族主義？
這正是孫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討論的核心議題，他認為「民族主義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而帝國主義則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別國的主義，即中國所謂勤遠略。」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在戰爭的頭一丶二年，都是德丶奧二國獲勝，法國的巴黎和英國的海峽幾乎都被德丶奧二國攻入，條頓民族便以為英國必亡。英國人便十分憂慮，見得美國的民族和他們相同，於是拿撒克遜民族的關係去煽動美國。美國見得和自己相同的民族的英國，將被異族的德國滅亡，也不免物像其類，所以加入戰爭去幫助英國，維持撒克遜人的生存。」由此可知，在一次大戰之後的一百年，美丶英丶加丶澳丶紐五國組成的「五眼聯盟」，共同合作對抗崛起的中國，實係帝國主義對抗其他民族的邏輯再現。只是現在的敵人，不再是歐洲的德丶奧條頓民族，而變成了昔日的「次殖民地」中國。
但是，杭廷頓指出，21世紀的美國不論是採取國際主義或孤立主義的立場，也不論是立基於多元文化或採取片面的行動，其實都不再符合美國自身的利益。美國惟有採行大西洋主義（Atlanticism）的立場，也就是跨越大西洋和歐洲的夥伴密切合作，才能保護西方文明的利益和價值。但很顯然川普總統並不支持「大西洋主義」的合作觀點，而且堅持「唯美獨尊」。他不但反對歐盟的團結與統一，還亟亟於撕毀國際協定，退出國際組織、並鼓動歐洲各國退出歐盟。另外，他對於美國主導的「北約」也不熱衷，反而認為「北約」是一個過時的東西。川普要求歐洲各國增加攤派維持「北約」的經費，並要從徳國撤出美軍，這才符合他心目中的美國利益。但正是這樣的唯利是圖、斤斤計較、美國至上的孤立主義觀點，突顯了川普與杭廷頓兩人間的重大分歧，這同時也是川普與拜登立場的分野。
2021年2月19日，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中指出，「美國回來了」！他要修復在川普任內受到重創的歐美關係，並稱北約是「全球史上最重要的軍事同盟」，而美軍撤出德國的行動也已停止。換言之，「大西洋主義」才是美國的新選擇，而美國與歐洲的重新合作將是未來的新趨勢。但是這時的中歐關係已不同於過去了。
根據歐盟統計局在2021年2月15日公布的數據，中國在2020年超越美國，成為歐盟的最大貿易夥伴。中歐雙方的貿易總額為5860億歐元。歐盟對華的出口額增長2.53%，提高到2025億歐元，歐洲自中國的進口額則增加5.6%至3835億歐元。相對的，美歐雙方的貿易總額則是5550億歐元，歐盟對美出口額下降13.2%，自美進口額也降低了8.2%。至於2020年美國GDP的成長率是負3.5%，創下74年來最差的紀錄。
同樣是在2020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德國最大的出口市場。由於得益於中國經濟在疫情中快速復蘇，德國汽車、機械製造、化工等行業業績顯著提高。以汽車業為例，賓士汽車在2020年前三季度在華銷量同比增長8.3%。寶馬集團在中國市場的生產較前一年度增長7.4%，創下該集團自1994年進入中國市場以來的最佳銷售紀錄。由此看來，美國如果要恢復與歐洲的同盟關係，形成新的「大西洋聯盟」，對抗假想敵中國，恐怕還有長遠的路要走。
六、結語
1989年東歐變天，隨後兩年蘇聯解體，西方國家洋溢在自由民主大勝的樂觀氣氛中。但30年之後，當我們回顧「蘇東波」的發展歷程，雖然表面上推進了自由化、市場化與民主化改革，但真正的自由民主秩序卻不易落實。在東歐、中亞和俄羅斯，相繼出現了嚴重的族群衝突、流血內戰和民主倒退的現象，民選的獨裁丶非自由主義的民主和民族民粹主義卻日益勃興，形成新的專制威權，對民主造成威脅。許多民眾的日子過得很不好，甚至比過去共黨統治時代還要艱辛。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曾經如此描述：「我們那時覺得，選擇已經做出，蘇聯共產主義毫無希望的完敗了」。但今天，年輕人已經領教了什麼是資本主義：不平等、貧困、厚顏無恥的炫富。「於是學生們情緒激進，夢想進行革命。社會上又出現了對蘇聯的嚮往對史達林的崇拜」。這正是在東歐地區一些民粹威權政體，相較於自由民主，更受到支持的背景。
中東歐民主化變革的經驗顯示，所謂的「歷史的終結」並未實現，而且此一被標誌為「新歐洲」的地區還同時面臨著三大困境的考驗：
第一，民族主義的勃興與文化認同的分歧。極端的排外情緒與右翼的新法西斯主義正在「新歐洲」滋生蔓延。
第二，經濟發展的不足、分配的不均與國家能力的下頽。民眾普遍質疑全球化和市場化改革，到底是給那些人帶來了好處。
第三，民粹主義與「非自由主義式民主」的持續增長。民粹政治人物大擅勝場[24]，他們操控民意、挑動對立，威行專政，也導致自由民主秩序的中挫。
質言之，自由民主體制的穩定基石並未真正奠立，而民族民粹主義卻已成為新的威脅。
[1] 美國前國務卿Madeleine Albright 指出，「唯美獨尊」是一個老舊的口號，「唯美獨尊委員會」(American First Committee)成立於1940年，是由綏靖主義者、孤立主義者和納粹同情者，為了抵制美國參第戰而成立的。該委員會成立的頭十二個月裡面，有超過八十萬人參加，也吸引了政治光譜上不同的人，包括企業大亨、社會主義者以及飛行員林白等名人參與。在日本攻擊珍珠港四天後，希特勒向美國宣戰，「美國獨尊委員會」旋即宣告解散，但「美國獨尊」這一名號卻帶上天真無知與道德盲目的印記。(Madeleine Albright, 2018: 216)
[2] 美國學者Angola Lieven指出，「不管川普個人素質是否有問題，他幾乎是這個傳統的完美代表人物：仇視移民，信奉經濟保護主義，不信任與外國的結盟──極度仇視任何被認為對美國會造成威脅的人──再加上反對在海外推動民主事業以及全面推行美國第一政策，即美國利益絕對優先。」參見：利文：2017。針對這種民族主義加民粹主義的現象，英國學者Roger Eatwell 和Matthew Goodwin在新著中稱之「民族民粹主義」，本文參照此一用法。參見：Roger Eatwell & Mattew Goodwin, 2018.
[3] 美國紐約新社會研究學院教授Federico Finchelstein指出，民粹主義是二次大戰之後，在法西斯主義重構之下，一種民主的威權形式(authoritarian form of democracy)。在法西斯主義式微後，民粹主義第一次以政權（regime）的形式出現。民粹主義者以「人民」為名，在代議民主出現危機後，透過民主途徑掌握政權。但他們卻不是單純的「人民」的信使（messenger），而且自行其是。參見：Federico Finchelstein, 2017: 98-104. 川普努力打造白手起家的形象，他講話含混不清，形象粗直，但卻得到許多中下階層人士的認同，認為他「聽起來就像是我們當中的一員」，「說出了自己的心聲」。參見：Susan Jacoby, 2018／曹聿非譯，2018：295。
[4] 在美國，文化多元主義表現在語言政策上，是全國範圍內採「英語第一」(English First)政策，但在一些少數族裔人口較多的地區，則允許第二語言或第三語言通行，如西班牙語、華語等。但在瑞士和加拿大等地，卻是多種語言擁有平等的地位，共同列為「國家語言（national languages）或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s）。在瑞士，是指德語、法語、義大利語和羅曼語(Romansh);在加拿大，則是英語和法語。
[5] 新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市場機制，支持私有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活動，主張解除管制（deregulation）。新自由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環境保護主義；支持利用經濟、外交或軍事介入等手段擴展國際市場，以達成自由貿易和國際分工的目的。
[6] 希拉蕊•柯林頓擔任美國國務卿時支持利比亞反抗軍推翻利比亞強人格達費，卻因無法控制反抗軍，造成美國大使和外交官被殺害，這種干預主義政策顯然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也無法解決利比亞的民主重建問題，實可視為干涉主義政策的失敗。同樣的，歐巴馬總統扶植敘利亞的溫和叛軍，對抗 ISIS(伊斯蘭國)的努力也歸於失敗。由此看來，干涉主義措施既不符合歐美自身利益，也未必能體現人道主義及人權保障的戰略目標，而且還造成此一地區的紛亂與不安，使政治穏定變成泡影。川普在總統大選時提出與希拉蕊完全相異的孤立主義政策，反映許多美國人對干預政策的強烈不滿。
[7] 相對於美國民主黨的「大政府」主張，共和黨一向反對擴張政府的角色與功能，主張輕賦簡政、有限政府或「小政府」。但川普卻主張增加政府支出，反對自由貿易，主張採高關稅，並大打貿易戰。
[8] 全球化產生了深遠的經濟和政治後果，它加劇了窮國和富國內部的不平等，利益主要歸集於占不到1%人口的金融資本所有者；而缺少公平的再分配機製造成各國民眾的高度不滿，這種不滿的情緒又被操弄民主的民粹政客所利用。這正是當前困境的癥結所在。
[9] 據《紐約時報》2020年4月24日的報導，當美國人滿為患的醫院病房和蜿蜒的失業隊伍的影像在世界各地播放，歐洲民眾正難以置信地注視這個最富強的國家。德國柏林的大學校長恩德來恩說：「當人們看到紐約城的照片時，我們都驚呆了。看看失業者排起的長隊。2200萬人」！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一生篤信「大西洋主義」的阿什也說：「我感到極度悲傷」。這些人現在看到的美國，在保護自己的公民方面卻不如許多獨裁和民主政體；它不僅不能領導世界應對危機，甚至還辜負了美國人民。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的豪斯曼說：「美國沒有全球領導，也沒有國家和聯邦的領導。這是美國領導力在美國的失敗」。
[10] 《紐約時報》在4月17日刋載專文〈川普對世衛組織的批評合理嗎？〉指出雖然掌握的資訊有限且多變，世衛組織仍做出了快速而穩定的反應，始終將這種新的傳染病當作一種重大威脅來對待，並說服其他國家也這樣做，事實證明的確是這樣的威脅。為了轉移因自己的處理不當而導致美國未能做好防備的批評，川普指責世衛組織管理不力，但仔細回顧可以發現，世衛組織的行動比許多國家的政府更有遠見和快速，也比自身在以往流行病中的表現要好。儘管世衛組織也犯錯誤，但幾乎沒有證據表明，世衛組織應該為歐洲和美國相繼發生的災難負責。
[11] 「疑歐論」亦稱「歐洲懷疑主義」，反對歐洲統一，建立中央集權化的歐洲聯盟，它強調各國應獨立自主、維護主權的完整，不受歐盟官僚的掌控。
[12] 在英國方面，由於保守黨政府不願承擔歐盟成員國的道義與責任，拒絕接受中東歐移民配額，在2016年6月舉辦了「脫歐公投」，最後脫歐派以52：48的略多比數獲勝，英國和歐盟也開始走向裂解。結果不僅造成英磅重貶，股市急降、經濟情勢也快速下頽，進一步危及歐盟的團結與發展。脫歐公投也造成英國的嚴重內傷，促使蘇格蘭與北愛爾蘭兩地民眾重新考慮是否該選擇另一條「脫英公投」之路，選擇獨立。兩地民眾多半主張應繼續留在歐盟之內，但看到脫歐公投的結果後，許多人也開始考慮，既然英國人決定脫離歐盟，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為什麼不能選擇脫離英國而獨立呢？這已造或英國內部分裂的隱憂。
[13] 2017年10月7日，巴黎聲明《一個我們能夠信靠的歐洲》的簽署人包括：Phillipe Bénéton (法國)、Rémi Brague (法國)、Chantal Delsol（法國）、Roman Joch (捷克)、Lánczi András（匈牙利)、Ryszard Legutko (波蘭)、Sir Roger Scruton(英國)、Robert Spaemann (德國)、Bart Jan Spruyt (荷蘭)、Matthias Storme (比利時)。
[14] 英國「脫歐黨」是一個主張退出歐盟的民粹型政黨，它在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中取得大勝，一舉取得26席，成為歐洲議會中英國的最大黨。該黨主席法拉奇宣布在同年的國會大選中參選，以便展現對保守黨及工黨的不滿。然而該黨的支持者迅速被保守黨所吸納，因而爭取不到任何的下院議席。據法拉奇表示，在英國脫歐任務完成後，「脫歐黨」將更名為「改革黨」（Reform Party）。另外該黨在威爾斯地區的議會中擁有4個議席。
[15] 法國「國民聯盟」在2018年6月之前稱為「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是法國極右翼的民族民粹主義政黨，主張反移民，反歐盟及反伊斯蘭教，同時也抱持反猶太的立場。在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民族陣線得票率高居第一，引發了法國國內對極右勢力的憂慮。2015年的大區選舉中第一輪投票仍然得到第一，但第二輪投票因社會黨退選支持共和黨，最終導致「民族陣線」無法取得任何大區的控制權。2017年法國總統選舉中，「民族陣線」的瑪琳·勒朋以第二名21.3%得票率進入第二輪投票；她在第二輪投票中取得了33.9%的選票支持，但敗給了馬克龍。
[16] 德國「另類選擇黨」強力主張反移民、持疑歐論的立場，該黨主張將「伊斯蘭不屬於德國」寫入政治綱領，並提出「反猶太」的主張，認為德國人若要走出困境，就必須對納粹歷史發起「180度的認知翻轉」，不能再一味的自我檢討、否定過去。目前該黨已獲得一成五左右選民的支持，在國會709席中掌握91席，在全德的州議會共1866席中擁有244席，另外，在歐洲議會的德國代表96席中，也擁有11席。
[17] 波蘭「法律與公正黨」在2001年由列赫·卡臣斯基與雅羅斯瓦夫·卡臣斯基兄弟成立。該黨信奉自由市場經濟，反貪腐、反墮胎合法化和LGBT權益、主張疑歐論、擁護天主教會的社會保守主義立場。在2005年波蘭議會選舉中，該黨獲勝，列赫·卡臣斯基當選波蘭總統。其孿生長兄雅羅斯瓦夫•卡臣斯基後來出任總理，但在2007年的波蘭議會選舉中敗給了「公民綱領黨」。2010年波蘭發生空軍圖-154墜機事件，總統列赫•卡臣斯基遇難。目前該黨係由雅羅斯瓦夫•卡臣斯基擔任主席，在波蘭國會下議院460席中，該黨擁有199席；在參議院100席中，擁有48席。
[18] 2015年10月，波蘭「法律與正義黨」贏得了國會多數席位，其競選訴求是逆轉過去政府所建立的自由民主秩序，而且很快就取得了對媒體、司法體系和憲法法院的控制權。該黨領袖雅羅斯瓦夫•卡臣斯基表示，他正在效仿匈牙利的「不自由民主」模式，領導一場文化反革命。川普特加稱許。
[19] 歐洲議會原有751席，2019年英國脫歐後，縮減為705席。
[19] 波蘭「法律與公正黨」在2001年由列赫·卡臣斯基與雅羅斯瓦夫•卡臣斯基兄弟成立。該黨信奉自由市場經濟，反貪腐、反墮胎合法化和LGBT權益、主張疑歐論、擁護天主教會的社會保守主義立場。在2005年波蘭議會選舉中，該黨獲勝，列赫·卡臣斯基當選波蘭總統。其孿生長兄雅羅斯瓦夫•卡臣斯基後來出任總理，但在2007年的波蘭議會選舉中敗給了「公民綱領黨」。2010年波蘭發生空軍圖-154墜機事件，總統列赫•卡臣斯基遇難。目前該黨係由雅羅斯瓦夫•卡臣斯基擔任主席，在波蘭國會下議院460席中，該黨擁有199席；在參議院100席中，擁有48席。
[19] 2015年10月，波蘭「法律與正義黨」贏得了國會多數席位，其競選訴求是逆轉過去政府所建立的自由民主秩序，而且很快就取得了對媒體、司法體系和憲法法院的控制權。該黨領袖雅羅斯瓦夫•卡臣斯基表示，他正在效仿匈牙利的「非自由主義式民主」模式，領導一場文化反革命。川普特加稱許。
[20]「非自由主義式民主」是自由主義式民主的反義，指的是雖然已舉行民主選舉，但整體上並未呈現充分的法治(rule of law)、人權保障、分權制衡丶公民社會自主性和政治經濟的自由化(liberalization)。簡言之，雖然已有民主選舉，但法治與自由化程度卻嚴重不足。
[21] 1993年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在《外交季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明的衝突》的文章，1996年，他又將此文擴展為一本專書《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22] 白垃圾是指貧窮白人，特別是美國南方鄉村地區的窮困白人，暗示較低的社會階層和不體面的生活方式。參見：Nancy Icenberg, 2017／王怡芬譯，2019。《白垃圾》。臺北：八旗文化。
[23] 針對美國在新冠疫情中的表現，莫伊西提出了一個新問題，「美國是不是已經成為一個本末倒置的不良大國」？他說：「美國的表現不是差，而是指數級的差」。在許多歐洲人眼中，美國在疫情中暴露了兩個重大弱點：第一、川普反覆無常的領導，貶低了專業知識，而且常常拒絕科學顧問的建議；第二、美國缺乏健全的公共衛生保健系統和社會安全保障體系。因此，許多人都認為，這可能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第一次無人再向美國尋求領導的全球性危機。引自《紐約時報》2020年4月24日的報導〈一個失去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
[24] 這些人包括：匈牙利的奧班、俄羅斯的葉爾欽、烏克蘭的庫奇馬、白俄羅斯的盧卡申科，喬治亞的蕯卡什維利、塞爾維亞的米洛塞維契、克羅埃西亞的圖季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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