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由織田信長（1534-82）、豐臣秀吉（1537-98）、到德川家康（1543-1616），日本結束紛亂的戰國時代（1467-1603）、進入現代，剛好與人類史上的所謂大航海時代（15-17世紀）重疊。葡萄牙人在1542年抵達九州南端的種子島，帶來洋槍，同時也展開歐洲人的商務，稱為南蠻貿易。只不過，在1620-30年代，德川幕府致力建國發展，決定採取鎖國政策，不准國人、及外人進出，以避免外力介入，帶來兩百年的政權穩定，型塑了日本人的民族意識、也為日本的現代化奠下穩固的基礎（Reischauer, 1964: 91, 102）。
工業革命後（1759-），西方國家開始向遠東進行擴張，俄羅斯由北來犯，美國東來，英國、及法國由南包抄，日本不能倖免強權環伺（信夫清三郎，1990d：3；蘇振申，1975：124）。儘管俄羅斯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不斷要求通商，終於無功而返；在拿破崙戰爭（1803-15）後，崛起的俄羅斯把心力放在歐陸，而英國則往遠東積極擴張。在1808年，一艘英國艦艇不顧禁令闖入長崎，從此騷擾不斷而來；不過，一直要到英國在鴉片戰爭（1839-42）後取得香港，日本才真正驚覺英國可能帶來嚴重的威脅（Pyle, 1978: 48）。當然，最熱衷要求日本開放的是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希望能讓自己的捕鯨船、以及快帆船入港補給；另外，當蒸汽船開始出現，也希望能獲准設立加煤站（Reischauer, 1964: 109; 信夫清三郎，1990a：144）。事實上，荷蘭在1844年就警告幕府，還是自動開放通商，免得被西方強權使用武力脅迫。
一直要到十九世紀中，美國海軍將領培理（Matthew C. Perry）率領鐵殼黑船抵達，現代化的艦隊環伺東京灣，強制日本「開國」，德川幕府終於在砲口下於1854年簽訂『日美和親條約』（『神奈川條約』）。當時，美國人還跟日本曉以大義，指出英法聯軍對中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60），戰艦很可能接著掉頭轉向日本，不如自動開放門戶；日本擔心步中國的後塵，因此在1858年同意簽訂『美日修好通商條約』（Barnhart, 1995: 6）。這是不平等條約的濫觴，日本除了被迫開港、開市，還接受象徵侵犯主權的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ity），而荷蘭、俄羅斯、英國、法國相繼要求援例簽訂。此後，日本勵精圖治，就是希望能洗刷羞辱、擺脫次殖民地位，跟西方國家平起平坐(註2)（Barnhart, 1995: 9；包滄瀾，1958：291-99）。
薩摩藩以「公武合體」首先發難，表面上是企盼皇室與幕府結合為一體，實際上逼迫幕府退位；長州藩接著以「尊王攘夷」展開「討幕運動」，要求幕府還政天皇；面對內憂外患(註3)，兩藩最後捐棄前嫌組成「倒幕聯盟」，推翻長達250年的德川幕府（包凔瀾，1958；蘇振申，1975；徐先堯，1988）。維新志士以明治天皇為虛尊元首，積極致力現代化的國家建設；明治天皇在1868年親率文武百官宣讀『五條御誓文』，誓言「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國之基業」，從此展開明治維新（信夫清三郎，1990b）。其實，西化是手段，富國強兵的目標還是為了攘夷。
一開頭，日本把一心一意把重心放在安內，外交政策的目標是修訂不平等條約（Pyle, 1978: 70）。由於日本缺乏天然資源，對於積弱的朝鮮跟中國垂涎欲滴，當然希望能擴張勢力；此外，領土擴張是擠身世界強權的指標，如果西方強權可以在非洲、及亞洲遂行支配，為何日本不能起而效尤？到了1880年代末期，明治維新告一段落，由於朝鮮、以及中國滿洲的情勢，群雄對於國際事務躍躍欲試，日本終於跟中國、及俄羅斯兵戎相見。日本一向視朝鮮為一支指向心頭的箭，因為蒙古人在十三世紀曾經由此發兵；日本有樣學樣，在1876年以軍威脅迫朝鮮簽訂『江華島條約』。
緊接著，由於中國視朝鮮為藩屬，中日雙方終於在1894年爆發甲午戰爭（1894），讓世人對於日本刮目相看。戰敗的中國在『馬關條約』（1895）被迫放棄朝鮮的宗主權（也就是承認朝鮮獨立），同時割讓遼東半島、及台灣，日本揚眉吐氣，加入西方強權的條約體系；只不過在一個禮拜後，西方強權擔心日本破壞東亞的均勢平衡，狼狽為奸，由俄羅斯、法國、及德國三強聯手出面，俄國還威脅不惜一戰，日本終究再度屈服西方，吐出遼東半島（Barnhart, 1995: 18-19）。中國對於俄羅斯的仗義執言心存感激，在1898年租借遼東半島、並同意興建由哈爾濱到旅順的滿洲鐵路，卻是引狼入室；對於日本來說，安危繫於朝鮮，要防止朝鮮落入他人，唯有控制犄角相倚的旅順港及遼東半島，視進駐滿洲的俄國為眼中釘，很難嚥下這一口氣。
甲午戰爭後的日本／來源：Keppler（1895）
日本自知無力單獨對付俄國，生聚教訓，在1902年跟英國結盟、打破國際孤立，然後跟俄國展開談判。由於俄國強行派兵進駐滿洲，日本在1905年出退出談判桌，對旅順港的俄國太平洋艦隊發動夜襲，再由陸軍從朝鮮半島進軍包圍；由於英國拒絕俄國通過蘇伊士運河，波海艦隊繞道抵達已經兵疲，在對馬海峽被殲滅。雀躍不已的美國總統老羅斯福出面斡旋，雙方簽訂『朴茨茅斯和約』，由日本接收俄國在滿洲所有利益，西方國家刮目相看；接著，日本毫不客氣在1910年併吞朝鮮，強權沒有表示反對。
儘管日本此時已經完成帝國建構的第一階段任務，自信十足，只不過，卻依然缺乏安全感；為了捍衛本島的安全，必須維持強大的艦隊，特別是防止美國由太平洋東來；為了保護新獲得的領土，必須維持龐大的陸軍（Pyle, 1978: 108-109）。一直到一次大戰（1914-18）爆發，日本派遣軍艦到印度洋、以及地中海護航，躋身強權之列（徐先堯，1988：142）。只不過，就帝國擴張、以及及工業化雙重目標而言，財政負擔相當沈重，國家陷入集體焦慮。
日俄戰爭前後十年的情勢
在十九世紀中葉，日本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強迫門戶開放，奇恥大辱，憤而在1868年啟動明治維新，不到三十年，先在甲午戰爭打敗中國（清國），又在1905年擊潰俄羅斯，躋身強國之林（信夫清三郎，1990c）。在日俄戰爭前後的十年，俄國是西方國家之一，被日本視為視帝國發展的最大絆腳石。
由十六到十八世紀，所謂的國際局勢，實際上是歐洲強權的競逐，特別是英國以合縱連橫來對抗法國；拿破崙戰爭結束後，英、奧、普、以及俄成為維也納會議（1815）的共主，卻各懷鬼胎。在十九世紀，英國的最大挑戰是如何遏阻俄國的擴張主義，雙方終於爆發克里米亞戰爭（1853-56）；俄羅斯儘管戰敗，仍然一方面蠶食鯨吞中亞，另一方面則繼續東進，特別是與敗給普魯士的法國結盟（1892-1917），英國見狀，便在1902年與日本結盟加以制衡(註4)。
俄羅斯從十六世紀末開始殖民西伯利亞，於1636年就已經擴張到太平洋岸，主要的關注是鞏固黑龍江流域。俄羅斯與日本的邂逅是在十八世紀末，不斷要求通商未果，直到1813年才死心。在鴉片戰爭（1839）後，沙皇驚覺英國在遠東大有斬獲，不甘落後、迎頭趕上。只不過，當美國艦隊抵達東京灣之際，閃躲英艦攔截的俄艦才駛過香港，奮力往小笠原群島前進；日本在1854年底發生8.4級大地震，7公尺高的海嘯摧毀泊在伊豆半島南部下田港的俄艦。俄國如法炮製美、英，簽下『日俄和親通好條約』（1855）；除了日俄瓜分千島群島，由於條約包含治外法權，被日本視為不平等條約。
在英法聯軍之役後，俄國以調停有功跟中國簽訂『北京條約』（1860），取得烏蘇里江以東至海40萬平方公里土地（包括庫頁島），開始在海參崴建立軍港，並在次年嘗試搶奪對馬島未果。在1875年，日本跟俄國簽訂『聖彼得堡條約』，以放棄庫頁島來交換取得全部千島群島。甲午戰爭後，俄國先是協同法、德逼迫日本交出遼東半島，再透過『中俄同盟密?』（1896）獨吞、順手取得夢寐以求的旅順溫水港、進駐太平洋艦隊，同時又興建南滿鐵路(註5)、將滿洲納入勢力範圍，並將手伸進朝鮮的鴨綠江、及圖們江流域，此後，俄羅斯已經取代中國成為日本在朝鮮的心頭大患（Beasley, 2000: 148; Barnhart, 1995: 32；徐先堯，1988: 135）。
儘管日本透過『馬關條約』逼迫中國放棄朝鮮的宗主權，卻一直無法掌控當地政局，躁進的全權公使三浦梧樓策動乙未事件（1895），暗殺親俄反日的閔妃（明成皇后）。俄國回應朝鮮王高宗的求援，在1896年派遣陸戰隊登陸攻佔漢城，翦除親日份子，日本相當懊惱。對於當時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1898）來說，如果能確保朝鮮，滿洲其實可以讓給俄國，相對地，俄國也認為只要能夠確保旅順，就沒有必要涉入朝鮮；雙方稍做妥協，先後簽了『小村-韋貝協定』、『山縣-羅拔諾夫協定』（1896）、及『西-羅仙協定』（1898），承認朝鮮獨立、允諾不介入。
八國聯軍在1900年攻入北京，五萬俄軍藉機進揮軍駐滿洲不退，甚至於打算由鴨綠江興建一條鐵路到漢城，日本倍感威脅；儘管日本當時已經晉身為強權，俄國卻沒有看在眼裡，雙方談判沒有進展（Barnhart, 1995: 32-33）。桂太郎（1901-1906）上台後，日本一方面與英國結盟（1902），一方面向俄國提議以北緯39度線為界，由日本保有南部（韓國）、以北（滿洲）則中立化，即「滿韓交換」，卻遭到嚴拒，雙方終於在1904年兵戎相見，沒想到俄軍如此不堪一擊。日俄戰爭後，雙方在美國的斡旋下簽訂『朴次茅斯和約』（1905），俄羅斯被迫讓出遼東半島（旅順、大連）及南滿鐵路、並割讓庫頁島南半部。
黃種人與白種人的大對決／來源：Bianco（1904）
在美國的默許下，日本透過『乙巳保護條約』（1905）將朝鮮變成保護國。兩年後，日本進一步以『丁未條約』掌控朝鮮內政，朝鮮王高宗（光武帝）被迫遜位給兒子隆熙帝（純宗）。為了牽制美、英，日本與俄羅斯總共進行四次密約（徐先堯，1988：140；信夫清三郎，1990d：42、90、110）：在1907年，雙方除了瓜分滿洲、互不侵犯，日本以承認外蒙古是俄國的地盤做條件，成功交換對方同意朝鮮（加上內蒙古）是自己的地盤；雙方在1910年再度密約瓜分滿州，日本已無後顧之憂，後來乾脆併吞朝鮮(註6)。
一次大戰爆發後，日本加入協約國。俄國在1917年爆發共產黨革命，新政府退出一次大戰，並廢除與各國簽訂的密約；在法國、以及英國的敦促下，原本無意的日本於1918年派遣海軍陸戰隊協同盟軍登陸海參崴、並佔領北庫頁島，前後總共有七萬日軍進駐西伯利亞（俄羅斯遠東地區），遠征軍最遠抵達貝加爾湖畔，支持白軍對抗紅軍、伺機扶植親日政權，直到1922年才撤軍，死亡五千人、徒勞無功（Barnhart, 1995: 56-65, 69; Wikipedia, 2016: Japanese Intervention in Siberia；徐先堯，1988：144-45）。在1925年，日本跟蘇聯簽訂『日蘇基本條約』，放棄北庫頁島（徐先堯，1988：147）。
甲午戰爭前後的日韓關係
夾在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朝鮮，有點像是夾在德國與法國之間的比利時，交鄰與事大，左右為難。自從中國元朝皇帝忽必烈與屬國高麗在十三世紀兩度來襲，朝鮮半島一直是日本的心腹大患，認為由強權支配的朝鮮勢必威脅到自己的安全。日本在十六世紀末以牙還牙，兩度以借道攻明為由出兵朝鮮（1592、1597），終於因為豐臣秀吉病故無功而返（蘇振申，1975：10-11）。日本明治維新以後，視朝鮮為方便取得資源、以及農地的來源，開始有樣學樣美國強迫門戶開放那一套，終究在一次大戰之前加以併吞，進而往中國滿洲擴張，成就大日本帝國。
早期的日韓關係，主要環繞著倭寇騷擾。日本在1868年展開明治維新，要求與鎖國的朝鮮建交被拒，一時「征韓論」沸騰，主戰派（武斷派）的西鄉隆盛在1873年主動請纓出兵懲罰(註7)；歸國改革派（內治派）的大久保利通、以及木戶孝允則認為海外擴張是次要的，日本實力不夠、不應輕啟兵戎，否則會讓西方強權坐收漁翁之利（包滄瀾，1958：211-19）。在1875年，日本艦叩關簽訂『江華條約』（1876），承認朝鮮是獨立國家，實質上是要朝鮮脫離中國的朝貢體系；中國則互別苗頭，說服朝鮮跟西方國家簽訂相同條約，以沖淡日本的優勢（Beasley, 2000: 144-45；包滄瀾，1958：300-301）。
朝鮮跟日本、及中國一樣，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面對西方強權的挑戰，內部對於肆應之道沒有共識：王室（事上黨）堅持向中國求援，改革派（開化黨）則主張師法日本維新。在1884年，改革派在日本的撐腰下發動甲申政變，保守派則獲得中國派駐的袁世凱奧援，日本公使被迫竄逃。這時候，日本一方面忙著制憲、另一方面則為了向西方國家展現外交能力而無意擴大爭端，中國也因為跟法國交戰而自顧不暇（1883-85），雙方簽訂『天津條約』（1885）；表面上這是中、日共治朝鮮，實際上承認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日本臉上無光（Barnhart, 1995: 14-15；包滄瀾，1958：305-10）。
進入1890年代，富國強兵的日本已經有實力捍衛獨立自主，外交上不再韜光養晦。由於中國在朝鮮的作為日益挑釁，而俄國在西伯利亞的鐵路又即將完工，加上反對黨大肆抨擊政府卑躬屈膝，日本終究為了朝鮮對中國發動甲午戰爭（1894），由安內走向攘外。導火線在於朝鮮改革派金玉鈞在上海遇刺，中國為了殺雞儆猴而遣還遺體，日本隱忍不發(註8)；緊接著，由於朝鮮爆發東學之亂，中國違反協定片面出兵，讓日本師出有名，一舉攻下大部分朝鮮半島，還以捍衛朝鮮為由佔領中國遼東半島。
大獲全勝的日本跟中國簽訂『馬關條約』（1895），取代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然而，卻在三強的威脅下歸還遼東半島，尊嚴受損；日本自知實力暫且不足，轉而把焦點放在福建，卻被嗤之以鼻，只好生聚教訓。只不過，由於朝鮮政局不穩，相互傾軋的政客挾外人自重，親俄的閔妃（追謚明成皇后）遇刺，也就是乙未事件（1895），朝鮮王高宗父子躲進俄國使館尋求保護，反日情緒日漲。儘管日本希望能以「滿韓交換」媾和，自恃崛起中的俄國執意南擴，沒有料到日本會不惜一戰，終於爆發日俄戰爭（1904）。日本揚眉吐氣，從此相信國家安全繫於帝國建立，弱鄰非得先下手為強，以免強權用來對付自己。
由於取得美國的默許，日本沒有後顧之憂，首先在1905年以『乙巳保護條約』控制朝鮮的外交，納為保護國，已經稱帝（光武帝）的高宗派密使向美國求援碰壁。接著，日本又在1907年以『丁未條約』掌控朝鮮內政，實施間接統治，拒簽的高宗派人前往海牙第二屆萬國和平會議控訴被拒入場，反而被逼謝罪退位給兒子純宗（隆熙帝），這是傀儡政權。最後，日本終究在1910年以『日韓合併條約』併吞朝鮮，毫不靦腆展露帝國主義的面目，美國、英國、以及俄國都不吭聲。這時候，日本的外交障礙已經大致清理完畢，接下來就是著手對中國的蠶食鯨吞，首當其衝的是滿洲。
日本、中國、及俄羅斯之間的韓國／來源：Bigot（1887）
由黑船開國到偷襲珍珠港
正當英國著手染指中國之際，美國也躍躍欲試，高唱門戶開放，希望能分享中國沿海通商口岸，不能說沒有垂涎，終於在1844年仿效中英『南京條約』（1842）簽訂『望廈條約』，取得五口通商口岸。在1846年，美國與英國解決奧勒岡領地的爭執，又在1848年從墨西哥手中取得加州，轉而把焦點轉向太平洋的彼岸(註9)（Pyle, 1978: 48）。在1852年，美國總統菲爾莫爾（Millard Fillmore）訓令培理將軍跟日本建交，表面上的理由是保護美國船隻觸礁獲救的船員、以及建立補給站，真正的意圖是美國打算開始在太平洋大展身手。
培理的東印度艦隊在1853年抵達江戶（東京）外海，幕府不知所措，輿論則有「開國」與「攘夷」兩派（Pyle, 1978: 48-51）：開國派以所謂的「蘭學」學者為主，相信鎖國政策已經失效，不如吸收西方的知識及武器以自保，因此主張在國力尚不足以自恃之前，暫且不要跟強權開戰，不妨務實地委曲求全開放通商口岸；攘夷派則以武士居多，認為中國在鴉片戰爭之所以落敗，主要是因為西方文化及宗教的污染，而非他們的船堅砲利，因此堅持武力抗爭，以免開放帶來政治及文化禍害。
培理將軍在1853年夏天正式提出開港要求，暫時撤往琉球過冬敬候佳音，揚言來春返回。培理果真在次年又來叩關，這回，艦隊已由四艘倍增為八艘，幕府束手無策，內部經過激辯後決定讓步，乖乖就範，跟美國簽訂了『神奈川和約』，開放下田、以及函館兩個通商口岸，日本門戶從此洞開（信夫清三郎，1990a：第4章）。培理在簽完條約後躊躇滿志地表示：「無疑，日本人跟中國人一樣，很會模仿、調適、以及相當順服，根據這些民族性，或許可比較容易引入外國的習俗，甚至於帶入高尚的原則、以及高等的文明生活」（Pyle, 1978: 52）。
一家烤肉三家香，英國、俄羅斯、及荷蘭如法炮製，要求循例簽訂條約；幕府原本還慶幸開放的範圍不大，沒想到，西方強權得寸進尺，要求更多的讓步。帶頭的是美國首任領事Townsend Harris，他軟硬兼施，勸說幕府好好跟美國談判，免得其他強權武力相向，有點鴇母跟龜公在演雙簧，逼迫弱女自脫衣服、免得討皮痛。Harris特別指出英法聯軍已經兵臨中國，隨時可以掉頭用來逼日本簽訂商業條約（Pyle, 1978: 53）。在1858年，日本終於簽訂城下盟『日米修好通商條約』，被迫開放江戶、神戶、長崎、新潟、以及橫濱，海關置於國際宰制、關稅被壓到最低，又強加治外法權。
不久，英國、法國、荷蘭、及俄羅斯簽訂相仿的通商條約（信夫清三郎，1990a：285-87）。儘管日本並未割讓任何領土，這些不平等條約卻嚴重侵犯國家主權，把日本置於近似於殖民地的地位（Pyle, 1978: 53-54）。終究，外交屈辱促成幕府崩解，無意中徹底改變了日本人的世界觀，也就是西方知識的擷取，進而帶動明治維新；透過政治改革、以及工業化，日本展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很快地完成富國強兵，並在十九世紀末開始揚眉吐氣，由自我防衛走向擴張主義。
日本先在1894年打敗中國，接著又在1905年擊潰俄羅斯，美國總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刮目相看，表示（Pyle, 1978: 107）：「這是世界前所未見的大事，連特拉法加海戰(註10)都不能比擬，當捷報傳來，連我自己都不敢置信！不過，當接二連三接獲訊息，我高興得簡直變成日本人了，根本無法辦公！我當天跟賓客分享日本海的戰事，因為這將左右日本帝國的命運。」樂不可支的老羅斯福受託斡旋，日本與俄羅斯簽訂『朴次茅斯和約』（1905）。
美國將日本介紹給西方強權／來源：Keppler（1899）
其實，自從日本在1902年與英國結盟以後，美國保持樂觀其成的態度，並透過一系列的協定，承認日本在東北亞的地位，特別是默許日本在1905年將朝鮮納為保護國(註11)；這時候，強權在東亞各擁勢力範圍：英國擁有長江流域及華南、法國掌握中南半島、德國控制山東半島、俄羅斯及日本瓜分東北亞、美國殖民菲律賓（Pyle, 1978: 134）。沒想到一次大戰爆發、破壞東亞的均勢平衡，日本柿子撿軟的吃對德國宣戰，趁機以英日同盟佔領德國在中國（山東）、以及南太平洋的領土(註12)，西方強權自顧不暇，眼睜睜讓日本坐大（Pyle, 1978: 120）。
日本在1915年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美國強烈反彈、堅持中國門戶開放、反對日本覬覦，埋下日後兩國翻臉的種子；威爾遜高唱民族自決、主權完整，誓言「不容日本欺凌中國」，儼然是中國的保護者（Pyle, 1978: 135）(註13)。這時，雙方已經隱隱約約察覺彼此在太平洋的利益衝突，而軍方特別注意到未來可能在軍備上的競爭(註14)。只不過，在巴黎和會上，對於日本要求『凡爾賽和約』納入種族平等條款，美國與英國擔心內部反彈不敢支持，十足偽君子，日本代表團終於體會，西方強權絕對不會接納自己（Pyle, 1978: 136）。儘管美國對於日本開始戒慎小心，終究還是因為擔心日本拒絕加入國際聯盟，因此同意將日本對於山東半島的需索放入『凡爾賽和約』。
日本不勞而獲德國在山東的權益，隨後，在美國主導的華盛頓會議中，英日同盟擴張為『四強條約』（1921）、以及『九國公約』（1922），日本搖身一變為強權。特別是在『華盛頓海軍條約』（1922）中，英國、美國、以及日本的戰艦比例設為5：5：3，日本志得意滿，相信從此可以跟美國好好做生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1923年表示：「往前看，兩國委實沒有任何理由相互對抗」（Pyle, 1978: 137-38）。
事實上，美、日之間的齟齬可以溯自移民法規。在1905年，加州議會決議要求聯邦政府限制日本移民，白紙黑字稱之為「不道德、動輒爭吵、只要微薄的工資」；次年，舊金山市政府又刻意成立學校安置日本、朝鮮、以及中國學童，儼然是種族隔離；終究，雙方為了不傷和氣達成默契，美方廢除法規、日方也同意自我設限勞工前往美國本土，但日本人還是覺得自尊受損，認為美國不願意平起平坐（Pyle, 1978: 135-36; Hane & Perez, 2009: 209-10）。
然而，美國國會在1924年打臉自己的總統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立法（Immigration Act）嚴格限制亞太國家移民，特別是排斥日本人；人口問題嚴重的日本不滿美國背信棄義，國務卿休斯（Charles E. Hughes）相當沮喪，認為政府先前在華盛頓海軍會議的努力付諸流水（Pyle, 1978: 138；徐先堯，1988：147）。在經濟大恐慌期間，日本的對外貿易日益衰退，親西方的政府並未獲得英、美挹注，而倫敦海軍會議（1930）更被反對黨視為出賣國家利益；此時，關東軍日益騷動，日本在1931年吞噬整個滿州、扶植滿州國，全盤推翻與西方合作的政策，著手準備同時跟美國、俄羅斯、及中國作戰（Pyle, 1978: 144）。
在1937年，日本藉蘆溝橋事件入侵中國，美國則全力強化在太平洋的海軍部署。在1940年，日本海軍判定美軍會在1942年稱霸太平洋，相信此後必須轉而取得荷蘭在印尼的油源，必須先下手為強。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在1940年與德國、以及義大利簽訂『三國同盟條約』，這是軍事同盟，用意是孤立美國、嚇阻兵戎，以便接收西方在東南亞的殖民地。美國總統羅斯福強烈反彈，禁止廢鐵、鋼鐵、以及原油輸日，並要求日本撤出中國；日本則認為此舉不啻把自己當作二等國家，相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由於儲油捉襟見肘，而美國海軍日益壯大，日本決定孤注一擲，在1941年發動珍珠港奇襲，同時對英、美開戰，也就是所謂的「大東亞戰爭」。
由清末到民國的日中關係
對於日本來說，古老的中國文明猶如希臘、羅馬遺緒之於北歐，特別是在大唐盛世，日本政府遣送優秀的年輕人前往中國吸收知識，回國後成為社會的菁英（Reischauer, 1964: 16, 19）。從三國時代起，日本不免作為中國的朝貢國(註15)；在元朝的時候，蒙古人兩度發兵征服日本失敗（1274、1281），中國自是日本戒慎小心的巨鄰。在明神宗萬曆年間，豐臣秀吉兩度出兵朝鮮，最終目標是中國，最後因為病死而止（1598）。儘管德川幕府採取鎖國政策，中國儒家思想在江戶時代完成本土化，朱子、陽明儒學成為日本的道德規範（蘇振申，1975：70-71）。進入十九世紀，中國（大清）被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瓜分，日本也面對美國鐵殼黑船的叩關，前者展開自強運動、後者則進行維新運動，儘管兩國在1871年簽訂『中日修好條規』（林明德，2005：1），終究還是兵戎相見(註16)。
早在1874年，日本初試啼聲，以琉球船員被台灣原住民族殺害為由出兵台灣，也就是「牡丹社事件(註17)」；當時，日本有人力主併吞台灣，不過，前往北京與李鴻章交涉的全權大臣大久保利通主張和解，簽下『北京專約』（又稱『台灣事件專約』），以「保民義舉」間接取得琉球的主權（維基百科，2016：北京專約；Reischauer, 1964: 135；包滄瀾，1958：241-53）。此時，中國大體還是將日本當作對抗西方的潛在盟友在；一直到日本在1879年將琉球納為沖繩縣，中國於體會結盟是不可能的（Leung, 1983: 279）。
雙方正式翻臉則是為了中國的藩屬韓國。對於日本來說，隔著對馬海峽的韓國如同芒刺在背，至少應該納為勢力範圍，主戰派甚至於主張動武。在1875年，日本仿效美國，以武力逼迫韓國簽訂『江華條約』（1876），表面上承認韓國獨立，實質上將韓國脫離中國的朝貢體系（Beasley, 2000: 144）。
面對日本的挑釁，中國抗議無效，只好說服韓國跟西方強權依樣畫葫蘆簽約，同時強化跟王室的關係；相對地，日本則跟改革派兩班貴族結盟，並邀請韓國人前來留學（Beasley, 2000: 145）。在1884年，改革派官員發動政變，中、日雙方心有旁騖，暫時以簽訂『天津條約』（1885）作為緩兵之計。此後十年，中國任命袁世凱為駐朝鮮總督，積極擴張通商，日本日益心焦。
在1890年代，日本的安內攘外政策開始見到成果，西方強權在1894年同意結束治外法權，半個月後向中國宣戰、發動甲午戰爭（信夫清三郎，1990c）。雙方的引爆點是東學黨之亂（又稱東學黨起義、或東學農民運動），韓王要求中國派兵平亂，日本擔心俄羅斯藉機往南擴張，決定先下手為強，以中國違反協議為由孤注一擲出兵，試圖一舉取代中國在韓國的地位；沒想到，日本不僅佔領大部分韓國，還進軍南滿州，更配合英國攻下山東半島的威海衛，隨時可以攻取北京，中國只好羞辱地簽下『馬關條約』（1895）（Beasley, 2000: 145-46; 陳鵬仁，1997）。
中國甲午戰敗，意味著「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自強運動（1861-95）徹底失敗。日本予取予求，中國在『馬關條約』除了被迫承認韓國獨立，還答應賠償軍費以交換威海衛的歸還，並割讓遼東半島、及台灣澎湖。日本要求遼東半島的理由是為了捍衛在韓國的地盤，俄羅斯則認為此舉將威脅本身在滿州的利益；俄羅斯在法國、以及德國的撐腰下表示不惜一戰，要求日本將遼東半島歸還中國，由於英國、以及美國並無意願奧援，日本不得不吞下尊嚴讓步，眼看煮熟的鴨子飛走（Beasley, 2000: 147）。李鴻章簽下條約後嘆道：「日本將成為終世之患！」
對於中國來說，竟然敗給彈丸小國日本，當然是奇恥大辱；至於『馬關條約』，失去藩屬朝鮮也就罷了，竟然被迫割讓跟日本並無任何瓜葛的台灣，是可忍、孰不可忍。儘管如此，由於文字相近，中國依然以日本為現代化的榜樣，譬如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派重臣張之洞，他在《勸學篇》〈遊學〉一章中（1898）寫著：
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註18)上為俄，中為日本，下為暹羅，中國獨不能比其中者乎？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
也難怪，光緒皇帝進行戊戌變法（1898），還召見伊藤博文表示：「貴我兩國，同在一洲，居至親至近之地。今我國正值變法之際，必要處，還欲一聞貴爵之高見。希貴爵深體此意，就變法之?序、方法等事，詳細告知朕之總理衙門之王大臣。」不久，康有為、梁啟超推動百日維新失敗，流亡日本。事實上，一直到滿清被推翻之前，中國的新政（現代化）還是師法日本；進入二十世紀，當時就已經有100名學生前往日本就讀，在短短四年內，人數成長為800人，連滿清政府都鼓勵留學日本念軍事學堂(註19)（任達，2015；汪向榮，1988；Whiting, 1989: 30-31）。
在1896-98年之間，列強在中國的作法改弦更張，將開放通商口岸轉為勢力範圍的擴張，俄羅斯盤據滿州（含旅順港在內的遼東半島）(註20)、德國囊括山東(註21)、法國控制南部(註22)，而英國、及美國則推動門戶開放，要求貿易雨露均沾，日本左右為難(註23)；如果為了在韓國的利益而跟俄羅斯結盟，日本勢必要放棄長城以北，最後決定採取英、美的路子，虛與委蛇前往華中、華南發展，只不過，本身的工業條件並沒有競爭力，在福建的開展並不順遂(註24)（Beasley, 2000: 149）。
在八國聯軍擊潰義和團之際（1900），軍紀良好的日本還獲得曇花一現的國際讚譽(註25)（Beasley, 2000: 149）。日本領悟與俄羅斯終須一戰，孤掌難鳴，因此在1902年與英國結盟，在1905年擊潰俄羅斯，接收遼東半島、以及南滿鐵路。一開頭，日本政府投鼠忌器，不敢公然將滿州納為勢力範圍，一方面不願意引發反日風潮，以免影響日貨在中國市場的擴張，另一方面也是期待英、美投資南滿鐵路，不想公開抵觸他們的門戶開放政策；伊藤博文主張跟中國及強權的關係甚於對滿州的控制，畢竟，「滿州絕非日本的領土」（Beasley, 2000: 152-53）。
上面寫著「很高興加入大家的行列，然而，恕我多言，先前要不是諸位之中有人阻我制服中國，此番，就不會如此費事了！」（Delighted to Join you, gentlemen; but permit me to remark that if some of you hadn’t interfered when I had him down, it would have saved us all this trouble!）加入八國聯軍的日本/來源：Swain（1900）
在這時候，中國爆發革命運動，日本決心確立在中國的支配（Barnhart, 1995: 21）。日本兩邊押注，官方支持大清皇帝，私下則卵翼革命份子；在1905年，孫中山於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原本的六點《革命方略》（1906）還主張跟日本合作（Whiting, 1989: 32）。在1911年，中國革命成功，日本文武看法不一：與軍部關係密切的右翼團體黑龍會同情革命份子，透過三井等公司提供武器，希望革命成功能獲得商業上的特許；儘管如此，日本政府終究西瓜倚大邊，選擇支持袁世凱的北洋政府，孫中山在1913年被迫離開東京（Beasley, 2000: 154; 信夫清三郎，1990d：83-84 ）。
一次大戰在1914年爆發，日本趁機對協約國的德國宣戰，除了佔領德國在太平洋的島嶼，還進軍山東膠州灣租借地、以砲艇強行佔領青島，並在次年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要求接收德國在中國的鐵路、及礦業特權，還堅持指派軍事顧問，儼然以中國的保護者自居；日本以5月7日作為最後通牒，後來被中國人視為「國恥日」。中國相當錯愕，袁世凱政府向英、美求援無效，只好屈服；北洋政府在1917年對德宣戰，段祺瑞為了取得貸款，先後與日本密簽陸軍、及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1918），形同自我矮化為附庸國。
由於獲得英國、法國、義大利、以及美國的首肯，日本有恃無恐，大大方方參加巴黎和會，『凡爾賽和約』（1919）同意將德國在中國的租借地交給日本。由於中國政府任人宰割，引發五四運動，中國代表團當下不敢簽署和約。荒謬的是，羞辱中國的並非交戰的德國(註26)、而是作為盟邦的日本；儘管中、日雙方終究在1922年解決山東問題，中國的現代民族主義已經被點燃，中國人對於日本的印象丕變，日本已經不可能成為中國的盟友（Whiting, 1989: 34）。
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在1926年發動北伐，次年定都南京（寧漢分裂），接著進軍華北，終於在濟南與日軍發生衝突，引發五三慘案（1928），正式反目成仇(註27)。在1928年，日本人撐腰的張作霖由北京退守瀋陽，關東軍密謀炸毀鐵路（皇姑屯事件），希冀引來國民軍報復、再藉機佔領滿州，未果，文人政府垮台。在1931年，關東軍藉口中國軍隊炸毀南滿鐵路佔領瀋陽（九一八事變），並計畫佔領滿州、及內蒙古，「下剋上」的氣焰高漲，文人政府無力節制。緊接著，日海軍陸戰隊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1932），這是侵門踏戶中國的本土（proper），已非遙遠的東北可以比擬。隨後，日本扶植溥儀的滿州國政權（1932），國際聯盟組成李頓（Lytton）調查團，日本乾脆在1933年退出國聯以表抗議，人肉鹹鹹。在1937年，日軍發動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日終究爆發全面戰爭。
結語
中國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台灣人從此淪為殖民地。回頭看歷史，中、日兩國在十九世紀末為了支配韓國兵戎相見，台灣人無妄之災。從國際政治理論的現實主義角度來看，不管是小國、還是弱小民族，對於外部的結構似乎只能逆來順受，頂多只能看人臉色、企盼恩寵庇護。日本從一個小國到崛起中的強權，企盼的是能與西方國家能平起平坐，甚至於有樣學樣，服膺帝國主義，終究鎩羽而歸。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開始對外擴張，首當其衝的韓國成為試劍練刀的對象，進而挑戰背後的宗主國中國。接著，日本與英國結盟，牛刀小試，沒有想到俄羅斯竟然不堪一擊。一次大戰後，日本趁勢接收德國的地盤，西方國家刮目相看。作為亞洲競逐的後起之秀，美國一開頭以調人的姿態出場，對於日本戒慎小心，雙方最後不免一戰。終究，日本除了體會到美國的強大，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獨善其身，只能選擇扈從。
台灣地處東亞通渠，強權覬覦、兵家必爭。四百多年來，不管南島的原住民族、還是漢人墾殖者，相繼面對外來統治政權，不屈不撓，武力抗爭不斷，不免遭致無情打壓及摧殘。由於這樣的被殖民經驗，台灣人彷彿只能聽天由命，上焉者選擇精神上的抗爭，中焉者無奈苟延殘喘，下焉者積極委身。鑑往知來，日本由防衛到攻擊，付出相當慘重的代價。我們如果不願意隨波逐流，至少也要能從前車之鑑汲取教訓。
參考文獻
小堀桂一郎，2015。《昭和天皇???時代》（新版昭和天皇）。京都：PHP研究所。
包滄瀾，1958。《日本近代史》（上卷）。自印。
任達（Douglas R. Reynolds）（李仲賢譯），2015（1993）。《近代中日關係史》（China, 1989-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香港：商務印書館。
余杰，2005。《百年中日關係沈思錄》。香港：三聯書店
汪向榮，1988《中國的近代化與日本》。台北：百川書局。
林明德，2005。《近代中日關係史》（二版）。台北：三民書局。
信夫清三郎（周啟乾譯），1990a。《日本近代政治史：第一卷──西歐的衝擊與開國》。台北：桂冠圖書。
信夫清三郎（周啟乾譯），1990b。《日本近代政治史：第二卷──明治維新》。台北：桂冠圖書。
信夫清三郎（周啟乾譯），1990c。《日本近代政治史：第三卷──天皇制的建立》。台北：桂冠圖書。
信夫清三郎（周啟乾譯），1990d。《日本近代政治史：第四卷──走向大東亞戰爭的道路》。台北：桂冠圖書。
徐先堯，1988。《日本近代史觀》（三版）。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張之洞，1989。《勸學篇》（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29342）（2017/1/1）。
郭弘斌，2003。〈日本出兵廈門與孫文惠州起義〉（https://www.taiwanus.net/history/4/13.htm）（2017/1/5）。
郭曄旻，2016。〈1862年的日本人如何看待上海？〉（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89754）（2017/1/5）。
陳鵬仁，1997。《從甲午戰爭到中日戰爭》。新店：國史館。
??堅，2016。〈1900年：廈門事件〉（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531f640102wdai.html）（2017/1/5）。
黃自進，2008。〈北伐時期的蔣介石與日本：從合作反共到兵戎相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0期，頁169-214。
維基百科，2016。〈北京專約〉（https://zh.wikipedia.org/wiki/北京??）（2017/1/5）。
維基百科，2016。〈兒玉源太郎〉（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兒玉源太郎）（2017/1/5）。
維基百科，2016。〈藍辛-石井協定〉（https://zh.wikipedia.org/wiki/藍辛-石井協定）（2017/1/5）。
蔣子駿，1990。《辛亥革命與台灣早期抗日運動（西元一九一──一九一五）》。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蘇振申，1975。《日本近世史》。台北：名山出版社。
闞正宗，2008。〈殖民初期（1895-1906）日本東本願寺派在福建的活動〉（http://fguir.fgu.edu.tw:8080/handle/039871000/12107）（2017/1/5）。
ウィキペディア，2016。廈門事件（https://ja.wikipedia.org/wiki/廈門事件）（2017/1/5）。
Barnhart, Michael A. 1995. Japan and the World since 1868. London: Edward Arnold.
Beasley, W. G. 2000.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since 1850, rev.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Bianco, T. 1904. “Le Grand Duel Jaune et Blanc.” (The Great Duel between Yellow and White) (http://www.mfa.org/collections/object/the-great-duel-between-yellow-and-white-413892) (2017/1/4)
Bigot, Georges Ferdinand. 1887. “Lutte entre la Russie, la Chine et le Japon pour la Coree: Une partie de peche.” Tobae, No. 1 (http://www.wikiwand.com/fr/Georges_Ferdinand_Bigot) (2017/1/4)
Fogel, Joshua A. 1995.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rmonk, N.Y.: M. E. Sharpe.
Hall, John Whitney. 1968 (1991). Japan: From Prehistory to Modern Time. Ann Arbor: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ane, Mikiso, and Louis G. Peres. 2009. Modern Japan: A Historical Survey, 4th 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Hoston, Germaine A. 1994. The State, Identity,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China and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eppler, Udo J. 1895. “Easter in the Old-world Barnyard: A New Chicken Hatched.” Puck, April 17 (https://www.loc.gov/resource/ppmsca.29001/) (2017/1/3)
Keppler, Udo J. 1899. “Japan Makes Her Debut under Columbia’s Auspices.” Puck, August 16 (https://ocw.mit.edu/ans7870/21f/21f.027/civilization_and_barbarism/cb_essay02.html) (2017/1/3)
Pyle, Kenneth B. 1978.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 Co.
Reischauer, Edwin O. 1964. Japan: Past and President, 3r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ff.
Swain, Joseph. 1900. “’Rubbing It in!’ Japan (addressing the Powers).” 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 July 4, p. 11 (https://ia902604.us.archive.org/28/items/punchvol118a119lemouoft/punchvol118a119lemouoft_bw.pdf) (2017/1/4)
Wikipedia. 2016. “Japanese Intervention in Siber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panese_intervention_in_Siberia) (2017/1/8)
註解：
1.原文見小堀桂一郎（2015：310），譯文見周啟乾（信夫清三郎，1990d：417）。語出《論語》顏淵：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2.當時最為頤指氣使的是英國公使，動輒威脅一戰（包滄瀾，1958：194）。
3.英國軍艦在1863年砲轟薩摩藩的鹿兒島（薩英戰爭），次年，英、法、美、以及荷四國聯合艦隊砲轟長州藩的下關（下關戰爭），殺雞儆猴意味甚明，兩藩自知日本尚且無力對抗西方強權，侈談攘夷（包滄瀾，1958；147-48）。
4.英國為了制衡俄羅斯，費心討好日本，早在1894年同意在五年內撤銷治外法權；在1898年，英國藉口制衡俄國在旅順極大連的租借地，向中國強租威海衛，事先取得日本同意，私相授受交換承認福建是日本的勢力範圍：在八國聯軍之際，英國歡迎日本加入，還同意提供軍費（Barnhart, 1995: 13, 16, 30-31；徐先堯，1988：135）。
5.旅順是溫水港，不過，與海參崴中間隔著朝鮮，所以不能接受日本加以支配（Han & Perez, 2009: 180）。
6.隨後兩次是在1912、及1916年。
7.在1874年，江藤新平發動佐賀戰爭，失敗梟首。為舒緩主戰派的不滿，政府派遣西鄉隆盛之弟西鄉從道遠征台灣、教訓牡丹社的原住民族。儘管如此，西鄉隆盛最後還是在1877年爆發西南戰爭。
8.中國將金玉鈞的遺體、以及刺客遣還朝鮮，前者以叛國被斷四肢、後者獲得重賞，日本群情譁然（包滄瀾，1958：315）。
9.美國以舊金山作為與上海、以及廣東直航通商的港口（Hall, 1968: 250）。此後，美國在1867年跟俄羅斯買下阿拉斯加，又在1898年併吞夏威夷、殖民菲律賓。在美西戰爭（1898），日本維持中立，對於美國吃下夏威夷，日本也沒有意見；日本原本希望跟美國共管菲律賓，後來眼見美國進軍，對於菲律賓民族運動者的求援充耳不聞（Barnhart, 1995: 28）。
10.亦即Battle of Trafalgar（1805），英國重擊法、西聯合艦隊。
11.也就是『塔夫脫-桂協定』（Taft-Katsura Agreement）。
12.包括加羅林群島、馬里亞納群島、馬紹爾群島、帛琉、以及雅浦島，都位於赤道以北。戰後，日本的統治獲得『凡爾賽和約』確認，屬於國際聯盟的C級託管地，日本稱為日本委任統治領南洋群島，設有南洋廳。
13.日本向美國低頭，在1917年跟美國簽訂『藍辛-石井協定』（Lansing-Ishii Agreement），誓言在中國尊重「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及維持中國政權及領土完整原則，而美國則曖昧地承認日本因為領土比鄰（territorial contiguity）、因而在中國享有「特殊的利益」（維基百科，2016：藍辛-石井協定；Hane & Perez, 2009: 209；徐先堯，1988：143）。
14.另外，協約國在1918年出兵俄羅斯遠東地區，日本質疑美國覬覦東清鐵路、以及西伯利亞鐵路（Barnhart, 1995: 63; Hane & Perez, 2009: 210）。
15.日本並非中國（大清）的藩屬、而是前朝貢國。
16.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還是透過中國來瞭解國際情勢，主要是歸功於彼此可以透過漢字進行筆談（Fogel, 1995: 80）。
17.日本人稱為「台灣出兵」、或是「征台之役」，林明德（2005：5）的用字則是「台灣事件」，相當中性。
18.中間這段是「不特此也，俄之前主大彼得憤彼國之不強，親到英吉利、荷蘭兩國船廠，為工役十餘年，盡得其水師輪機駕駛之法，并學其各廠製造，歸國之後，諸事丕變，今日遂為四海第一大國。不特此也，暹羅久為法國涎伺，於光緒二十年與法有釁，行將吞併矣，暹王感憤，國內毅然變法，一切更始，遣其世子遊英國，學水師，去年暹王遊歐洲，駕火船出紅海來迎者即其學成之世子也，暹王亦自通西文、西學，各國敬禮有加，暹羅遂以不亡。」
19.根據Hoston（1994），中國留學生也是透過日本理解西方的馬克斯主義。
20.在『馬關條約』後，德國夥同法國支持俄羅斯，強硬要求日本吐出遼東半島，由俄羅斯在1896年以調人取得遼東半島。
21.在1898年，德國則藉故強租膠州灣99年，並獲得山東鐵路權、及礦權（徐先堯，1988：135）。
22.法國強租廣州灣99 年，伺機擴張兩廣、及雲南（徐先堯，1988：135）。
23.日本在1907年跟法國簽訂協約，相互承認對方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日本為滿州、蒙古、及福建，法國為雲南、廣西、及廣東（Wikipedia, 2014: Franco-Japanese Treaty of 1907）。
24.日本在1898年跟中國簽訂『福建省不割讓條約』，把福建視為勢力範圍。在1900年，台灣總督府策動廈門事件，出動陸戰隊登陸廈門，遙相呼應中國革命策劃的惠州起義，未果（維基百科，2016：兒玉源太郎；??堅，2016；闞正宗，2008；郭弘斌，2003；蔣子駿，1990：100-101；徐先堯，1988：136；???????，2016）。
25.有趣的是，中國流亡學者余杰（2005：62）的說法是「日軍在北京竭盡燒殺搶劫之能事」。
26.其實，中國並未派兵前往歐洲參戰，不過，卻有數十萬名華工參與戰場上的構工。
27.蔣介石原本與日本合作反共，在1927年8月被逼下野，9月訪日，日本政府委婉表達希望北伐軍以華中為界（黃自進，2008：196-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