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轉載自 日本學刊。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2/11/21
王新生認為，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經50年了。其間，中日關係經歷了階段性變化，我個人將其分為五個階段，第一個十年是友好與合作時期，第二個十年是摩擦與合作時期，第三個十年是對立與合作時期，第四個十年是對抗與合作時期，第五個十年是衝突與合作時期。簡單地講，中日之間的經貿關係一直保持合作的態勢，但政治關係變化很大，從友好到摩擦、對立、對抗、衝突。探究這一變化的背景，既有地區局勢及國際局勢變化帶來的影響（例如冷戰結束等國際格局變化，中美日共同對付來自蘇聯威脅的戰略合作基礎消失等因素），也有雙方經濟實力發生逆轉且差距越來越大所產生的效應（例如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目前是日本的三倍左右，從而影響到兩國的國民情緒等），更有各自國內社會變遷帶來政治結構的變化以及在此基礎上決策過程發生變化所產生的作用。
從國內政治對兩國關係影響的角度看，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50年間，日本的對華政策制定過程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準確地說，1972年到1992年基本上是自民黨內“田中派”（後來演變為“竹下派”）與“宏池會”主導對華政策時期，而且在政黨主導決策過程背景下，行政官僚也給予了較好的配合。具體說來，田中角榮執政時期，自民黨內派系製度化，“田中派”與“宏池會”又是較大派系，具有較強的政治影響力，而且多數成員對華態度積極。另一方面，進入70年代，自民黨長期執政造成黨內出現了許多特定領域的政策專家，即“族議員”，政黨主導決策過程模式逐漸取代了過去的官僚主導決策過程模式。正是在田中角榮首相與“宏池會”成員大平正芳的主導下，日本政府推動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其後，儘管中日關係也有不協調的方面，例如80年代的兩次教科書事件、內閣成員集體參拜靖國神社事件、光華寮事件等，但基本上處在比較良性的時期。特別是在大平正芳內閣、中曾根康弘內閣、竹下登內閣時期，日本向中國提供了三次政府開發援助（ODA）項目，推動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順利進展；1984年，中國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1992年更實現了歷史上天皇首次訪華；中日關係整體呈現友好發展態勢。
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到21世紀初，即1993年到2001年。在這一時期，泡沫經濟崩潰，長期執政的自民黨下台，日本實施了一系列政治、行政、經濟等領域的改革，特別是1994年國會兩院通過的“政治改革四法案”，將過去實施的中選區製改為小選區比例代表區並立制，以及規定由國家向政黨提供政治資金等。新規則改變了日本的政治生態，黨首掌握了選區候選人的決定權和政黨補助金的分配權，致使黨內派系力量減弱。另一方面，自民黨重新上台後，橋本龍太郎內閣大力推進行政改革，計劃從1府22個省廳改為1府12個省廳，在減少行政機構、推動省廳重組的過程中削弱其權限。在這一過程中，行政官僚的主觀能動性受到較大的限制。概言之，這一時期的日本政界、官界均處於調整期，遂造成日本對華政策出現搖擺，即使出身“竹下派”的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執政時，仍然在地區安全問題、歷史認識問題上與中國發生對立乃至對抗，例如在貿易方面出現摩擦、凍結無償援助、釣魚島問題等。特別是1996年的《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1997年的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以及1999年的《周邊事態法》，均將矛頭指向中國，由此也出現了“中國威脅論”等聲音。
第三個階段是21世紀以後，特別是小泉純一郎執政時期，首相官邸主導決策過程的特徵逐漸呈現。不僅表現為日本的對外政策更多體現了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價值觀，如何迎合或控制社會輿論也成為衡量首相能否發揮政治領導力的重要指標之一。之所以出現這種政治生態，其背後是日本社會變遷帶來政治結構變化的影響。具體說來，儘管平成時代只有短短的30年，但它反映了一種社會變遷，也就是從工業化社會向後工業化社會過渡的開端時期。譬如平成時代有兩大社會現象，即導致老齡化少子化的超單身主義與造成通貨緊縮的低慾望主義，均體現了以工作、生活個人化為中心的後工業化社會特徵。
從政治結構的角度看，從工業化社會向後工業化社會過渡的社會變遷造成了組織率大大降低，例如工會組織率只有15%左右，“農業協同組合”的內部凝聚力乃至政治影響力也逐漸減弱等。這樣一來，利益集團在政治過程中的作用驟然降低，特別是其政治動員功能的減退，迫使各個政黨黨首成為選舉的招牌，也就需要“劇場政治家”吸引選票，因而如何應對或控制社會輿論成為製定政策的重要選項依據。較為典型的是小泉純一郎和安倍晉三執政時期，前者能夠煽動輿論，但個人色彩濃厚，儘管當時中日經貿合作由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發展迅速，但中日關係因日本首相屢屢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而處於“政冷經熱”狀態，小泉長期執政的秘訣就在於善於引導輿論。至於安倍晉三，其在第二次執政時期強化了首相官邸主導決策過程體制，也較好地控制了社會輿論，因而維持了長時間執政，在其任期內中日關係出現了逐漸轉暖的現象。
具體說來，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掌政權之初的對華態度強硬，迎合了2010年“撞船”事件、2012年釣魚島“國有化”事件以後的日本民眾情緒。但經過數年的努力，安倍不僅穩定了自己的政權，而且較好地控制了社會輿論，因而在2017年後表現出積極接觸中國的姿態，明確表示參與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中國方面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2018年10月更率領500人的代表團訪華，表示日方願同中方在廣泛領域加強合作，包括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他強調中日互為鄰邦，應按照互利合作、互不構成威脅的精神，根據兩國間四個政治文件確認的共識推進雙邊關係，並為國際和地區和平以及維護自由貿易做貢獻，還提出了“化競爭為協調”“成為合作夥伴而非威脅”“推進自由公平貿易”的中日關係三原則。
概括地講，首相官邸主導決策過程是一種強勢政治領導人的製度設計，但對弱勢政治家來講，反而是一種約束其行為的桎梏。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10年以後，日本國民對華持負面印象佔比一直處在較高狀態，甚至達到90%以上。弱勢首相執政時期，對華政策容易搖擺甚至對兩國關係產生負面影響，例如小泉純一郎執政結束後直到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政之前的六屆政府，不僅自民黨執政時期對華政策不太穩定，民主黨執政時期中日關係更是大起大落。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政結束後的兩任政府大體也是如此，因為疫情原因，菅義偉內閣時期中日關係基本處在停滯狀態，岸田文雄內閣為迎合國內外的氛圍也發表了諸多不利於中日關係發展的言論，並採取相應的行動。儘管安倍晉三遇刺有利於岸田文雄進一步穩固政權，但其在安倍“國葬”問題上的優柔寡斷顯示出弱勢政治領導人的特徵，未來日本的對華政策走向十分令人擔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圖片來源於網絡。實習編輯徐滕博雅整理）
王新生 |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