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網絡

近日，英國《經濟學人》、美國《華爾街日報》、法國《國際通訊》等一些西方媒體再次掀起對所謂“中國威脅論”的炒作。令很多國人不理解的是，這次這些媒體竟然炒作中國開放疫情管控對西方產生的所謂“威脅”。自疫情發生之後的三年裡，西方媒體從來沒有停止過宣揚中國疫情管控對世界經濟所造成所謂的“威脅”，例如對供應鏈、產業鍊等的“威脅”。但今天，這些媒體一轉臉就無端地認為，中國的重新開放將擾亂世界經濟，原因是這將對價格、利率和原材料等構成壓力。

▌西方對華輿論的本質是偽善

這些炒作，將西方媒體對華輿論的偽善性質暴露無餘。中國人對西方媒體構建各種“中國威脅論”可以說是習以為常了。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各種“中國威脅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但應當看到，近年來，西方對華輿論越來越意識形態化了。在意識形態主導下，不管中國做什麼都會被視為是對世界的“威脅”。

西方輿論界對中國新冠管控舉措變化的幾乎一致的看法便說明了這一問題。在通常情況下，自稱為“多元”“民主”和“追求真相”的西方媒體不可能對一件事物有一致的看法。只有在所有媒體統一在同一種意識形態之下時，他們才會有一致的看法。

不管在任何社會，以意識形態看問題是最簡單、方便和廉價的。因此，在學術界，意識形態被視為是軟力量，也就是說，一旦人們接受了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那麼在看待事物的時候，不需要做任何的思考，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來。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只從意識形態出發看問題，便看不到事物的真相了。

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在新冠疫情管控方面就是這樣的。新冠疫情最初暴發的時候，因為西方國家無法進行有效管控，造成了大量的死亡。但無論是西方政客還是媒體都是以“自由民主”來為管控的無效做辯護，認為“自由”的價值（即政府不管控）要高於死亡的價值，同時他們把中國政府的有效管控視為是“專制”，犧牲了老百姓的“自由”。中國政府放開新冠疫情管控之後，西方媒體又大肆鼓吹，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社會要發生“革命”了，中國政府不得已而為之。

但西方媒體的這些看法都不是基於事實之上，只是簡單地從西方意識形態對中國的政策做了一個是非判斷而已。在全球範圍內，中國疫情管控政策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非常有效的。和其他任何社會一樣，中國社會中也有一些抱怨，尤其是對某些地方政府在管控方面層層加碼和一些專家不基於科學之上的言論，令不少老百姓非常反感。但總體上說，中國的政策使得中國避開了疫情初期最糟糕的情況，即原始毒株和德爾塔變異毒株所帶來的非常高的致死率，避免了一些國家所經歷的大規模死亡。開放之後，中國社會老百姓的行動和西方輿論所說的“中國老百姓再次生活在對新冠的恐懼之中”剛好相反。管控放鬆之後的幾天之內，老百姓就走出家門，該做什麼就做什麼，甚至沒有經歷美國等一些西方社會所經歷的疫情之後老百姓不願出門的辭職潮（the Great Resignation）。

美國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間的“大辭職潮”（圖源：Statista）

就經濟而言，疫情管控必然會對內外部經濟產生一些影響，尤其是對供應鍊和產業鏈的影響。這似乎給了西方輿論一些經驗證據，說中國的管控行為破壞了現存的供應鍊和產業鏈。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即使在疫情管控期間，中國的大門依然開放。中國是最早控制住疫情，實現復工復產的經濟體，持續為全球經濟作出貢獻。正因為如此，這些年中國的出口依然取得了很好的增長，並且比預期的還要好。近來中國出口受到影響，更多的是非新冠因素造成的，包括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及其與中國的“脫鉤”行為。

更為荒唐的是，現在中國放開了，經濟生活很快恢復了正常，西方輿論再次將此視為對世界經濟構成了威脅。

2020年3月，富士康科技集團實現復工復產（圖源：新華社）

西方輿論的這種虛偽性由來已久。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進程，西方肯定的輿論不多，加以否定則是不勝枚舉，有太多的著述預測中國經濟的解體了。然而，中國經濟並沒有出現像所有這些預測中那樣的問題，更不用說是解體了，而是根據自己的規律在穩步前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最大推動者之一。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包括中國在內的金磚五國（BRICs）的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50%，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貢獻率依然在30%左右。

不管西方輿論如何有意無意地曲解甚至妖魔化中國經濟，人們應當感到高興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經濟之於世界經濟的確變得如此重要，以至於中國的任何變化都會對世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這種影響力從前只存在於19世紀的大英帝國和20世紀的美國。即使是冷戰期間的蘇聯也不曾有類似的影響。蘇聯儘管強大，但其經濟一則規模小，二則不開放，沒有和西方或者其它經濟體融合，因此內部變化的外部性很小。今天的中國不僅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和世界經濟體融合。在改革開放之前，不管中國內部發生什麼，似乎不存在外部性。但現在不管中國人吃什麼、吃多少，都會對外部產生影響。即使是美國，自特朗普政府以來，不僅在高科技上對中國“卡脖子”，而且要進行系統脫鉤，但迄今其封殺中國的願望並沒有能夠實現。例如在芯片領域，美國的“卡脖子”和脫鉤行為，殺傷的不僅僅是中國的企業，也是西方自身的企業。美國的行為除了破壞了原先存在的“芯片秩序”外，並沒有建立起其所希望的新“芯片秩序”。

儘管西方輿論界盛行中國“經濟威脅論”，但如果去問問各國的企業界到底誰在威脅世界經濟，大多人都會選擇美國——因為其這些年來自私自利、毫無休止的加息政策。美國每一次加息政策都對世界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包括美國的盟友。對此，美國的歐洲盟友或者亞洲盟友都有公開的抱怨。

▌意識形態主導 西方對華輿論的原因

第一，對西方政治人物來說，意識形態主導是出於在對華競爭中勝出的政治需要。美國總統拜登當選之初就把中美之間的競爭定義為所謂的“美國民主”與“中國專制”之間的競爭。這些年，美國更是把中國視為是唯一有能力和意志在全球範圍內對美國構成競爭的國家。對美國來說，基於意識形態之上的對華政策既是整合美國國內力量的“軟力量”，也是美國“團結”其盟友共同應付中國“挑戰”的軟力量。

拜登政府極力推動所謂“民主峰會”（圖源：布魯金斯學會）

第二，對一些西方資本來說，意識形態主導是出於在經濟競爭中勝出的需要。因此，美國的互聯網巨頭每每拿中國的互聯網說事，總是拿要和中國競爭來規避或者延緩內部反壟斷的需要。新疆棉的問題也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產生的。

第三，對西方媒體來說，意識形態主導既是出自意識形態的需要，同時也迎合了日益高漲的民粹主義。在社交媒體和自媒體時代，流量是一切，其他都不重要。應當看到，即使是面對國內問題，西方媒體也是從意識形態出發的。美國的社交媒體這些年來一直分化著美國社會，左右派媒體間的紛爭不亞於民主共和兩黨的紛爭。面對本國的問題尚且如此，對中國就更是如此了。

▌如何理性應對 西方偽善的對華輿論

那麼，中國如何應對西方對華輿論的偽善性呢？

首先，我們要理解西方輿論的這種行為。中國本身就有過數次類似的經歷。想一想晚清的時候，中國的精英人物，包括知識精英是如何看待西方的就知道了。當時的知識界還不是一味地愚昧？兩次鴉片戰爭中被西方所打敗，中國的精英們依然相信這只是西方人是野蠻人之故，因此中國無須改革和變化。直到被從前視為“學生”的鄰居日本打敗之後，中國的精英們才覺醒過來。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再次經歷了這種情形。當時，因為處於孤立狀態（不管是什麼樣的原因），我們缺少對西方的了解，以至於人們認為西方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同樣，今天的西方輿論界對中國崛起抱有普遍不確定性甚至恐懼感，而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則會讓他們曲解對中國的認識。

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的外部性、對西方社會的影響也是客觀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我們的一些人對西方經濟的外部性也曾經有過類似的“威脅感”，當時也盛行過“狼來了”的聲音。現在西方一些國家也開始對中國經濟的外部影響有了“狼來了”的感覺。

面對西方虛偽的對華輿論，有一點是需要明白的：即使西方的輿論基於意識形態而非事實之上，它們依然有很大的影響力。近代以來，西方憑藉著一系列因素，包括成功的現代化、自文藝復興以來所構造的強大的知識體系、先進的傳播技術等，一直佔據著輿論領域的霸權地位。我們應當承認，西方的軟力量依然強大。

我們也要承認，西方基於意識形態之上的對華輿論能夠對西方的對華政策產生巨大的能量。歷史上看，西方往往在把一個國家妖魔化的同時把自己道德化，或者說妖魔化和道德化往往是一體兩面。如果這樣，西方很容易把內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延伸到國際政治上，從而論證自己對另一個國家的衝突甚至戰爭行為的合法性，即所謂的“正義的戰爭”。在美蘇冷戰期間，在意識形態領域，蘇聯就是在和美國西方集團競爭中失敗了。對今天美國（西方）基於意識形態之上的對華輿論，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加以忽視。

1987年，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與美國總統裡根簽署《中導條約》（圖源：Getty Archive）

第二，我們應當總結國際經濟（例如蘇聯的經驗）和我們自己的經驗（例如前些年和西方輿論的“嘴仗”），思考如何理性地應對西方基於意識形態的對華輿論。 

經驗地看，應付一種來自基於意識形態的輿論攻擊，最有效的並非是拿出另一種也是基於（不同）意識形態的對外輿論。簡單地說，互相“打嘴仗”不僅沒有效果，反而會使得形勢惡化。蘇聯就是這樣的例子——因為以自己的意識形態來應對西方的意識形態，而失敗告終。 

換一種說法就是，應付假新聞最有效的方式並非是製造另一種假新聞。因此，在西方用基於其意識形態之上的輿論妖魔化中國的時候，我們需要做最簡單的事情，那就是回歸基本事實、回歸科學、回歸理性。 

第三，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實現可持續的發展。這首先對自己有利。要意識到，執政的基礎是自己的國民，並非來自西方輿論界的讚美。或者說，政府是得到大多數老百姓的擁護而執政的，而非由西方輿論所產生的。在發展過程中得到大多數老百姓的擁護，這是長治久安的基礎。這對國際經濟也是有利的，即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構成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巨大動力。如前所述，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一直對世界經濟增長保持著最大份額的貢獻。 

這裡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構建基於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知識體系的頭等重要性。知識體係是一個國家軟力量的基礎。就國際軟力量而言，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種基於我們自己實踐經驗之上的知識體系，而非意識形態。今天我們已經提出了構建自主的知識體系，但在這方面，依然需要持之不懈的努力。 

第四，我們要承認大國經濟的外部性，因此要繼續和其他國家做好經濟政策溝通和協調工作，不論溝通和協調的對像國是大國還是小國，這是一個大國應負的責任。其實，中國也從這份大國責任中獲益匪淺。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向亞洲國家承諾人民幣不貶值。而當時的人民幣不貶值變成了亞洲區域的國際公共品。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作出了同樣的貢獻。對開放疫情后中國經濟的再出發，我們不僅要看到虛偽的西方輿論界，更要看到很多國際機構的正面評價和高期待。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韓國政府向IMF求援，但IMF嚴苛的“金援”條款也引發抗議（圖源：網絡）

第五，開放、開放、再開放。不管中國怎麼做，西方總存在著一個意識形態陣營，即用意識形態看中國的群體，疫情三年的確惡化了這種情況。嚴峻的疫情影響了國際旅行的方便，一些西方媒體和學者在不能“眼見為實”的情況下傾向於從意識形態出發來推論和評價中國，因此強化了輿論界的“清一色”意識形態色彩，似乎強化了原來的西方意識形態陣營。 

疫情的開放也在為西方各界認識中國創造條件。美國和西方不只是存在一種意識形態，也並非所有的人都相信輿論界流行的意識形態。中國的開放為西方不同社會群體提供了一個“眼見為實”的機會。中國應當加大對西方社會群體的開放，包括企業、資本、媒體、大學和研究機構等。這些群體對中國意識的改變，可以使得那些基於意識形態之上的輿論無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