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救真實的歷史

 

沈寧  發表于 2017 年 08 月 09 日

 

作者簡介：沈寧，祖籍浙江嘉興，外公爲現代史著名歷史人物陶希聖，伯父即爲現代史著名“七君子” 之一沈鈞儒。

 

沈寧1977年考入西安西北大學，畢業後任陝西電視臺導演。

 

1983年赴美國留學，曾任美國之音新聞主播，美國空軍學校教官等。

 

目前已出版《美國十五年》、《戰爭地帶—目擊美國中小學》、《商業眼》、《點擊美國中小學教育》、《美軍教官筆記》及長篇傳記小說《嗩呐烟塵》、《百世門風》、《一個家族記憶中的政要名流》等，叙述了許多民國人物的難忘故事，如蔡元培、郁達夫、杜月笙、蔣介石、胡適、陳布雷、蔣緯國等，用他的話說就是「搶救真實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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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8日下午，美南作家協會的會場座無虛席，沈寧則以“民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需要理性研究”破題，逐步介紹了民國肇始後新聞自由、官員清廉、文化燦爛之情形，輔以家庭交往和歷史照片，娓娓陳述了他個人獨到的見解。

 

 

述及到自己家庭滄桑和成長經過，特別提出許多歷史遭到的扭曲，以及搶救歷史真相之必要，令人慨然動容。有關沈寧休斯頓演講的精彩內容，最好的報導就是秉筆實錄，在此擇取其主要段落，以饗文友及讀者。下面即是根據沈寧現場演講的錄音所删節整理：

 

我對民國有特別的感情。

 

第一， 我是民國時期出生在南京，那時候南京是民國首都，我的母親是總統府秘書。我外祖父和母親都跟蔣介石有很深的關係，我父母1946年在上海結婚的時候，當時的上海市長錢大鈞將軍主婚，蔣介石差人送了一幅親筆字，49年之後上級收繳了。

 

第二， 我家的長輩裏有不少人，在民國期間很有聲望，我從小聽過許多故事，也見過他們之中的一些人。

 

第三，我學文出身，喜歡寫作，出版過幾本講歷史的書，做過些相關的研究，多瞭解一些史實。我特別有一種危機感，覺得現在太需要搶救民國時期的歷史，如果我這一輩人再不努力做這件事，民國歷史的很多真相可能會喪失，再也找不回來了。

 

現在是二十一世紀，回過頭來看，從1900年到2000年，一百年間，前期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三十多年，也就是大家常說的民國期間，實在是中國現代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雖然民國建立之後的三十年間，內憂外患不絕，戰火烽烟不斷，可正是那段期間，中國各行各業，都積極轉向現代化，社會空前繁榮，幷在贏得國際尊敬。

 

先看民國時期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當時最有名的報人是張季鸞，陝北人，是我叔祖沈衛老太爺的學生。我家老太爺當時是陝西學台，辦了個宏道大學堂，張季鸞是學堂裏的學生，他到日本留學，也是我家老太爺辦的手續，給的學費。張季鸞主持大公報之後，提出四不主義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

 

大公報從不把國民黨的規定放在眼裏，整天發表駡國民政府的文章，1934年蔣介石在南京開宴會，軍政大員數百，首席主客是張季鸞。張季鸞死了，歸葬陝西，蔣介石親自跑去，扶棺下葬。我父親的好友陸鏗先生，做過中央日報采訪主任，發表文章，痛斥四大家族。中央日報是國民黨黨報，黨報上駡黨領導，今天看是不是很奇怪。可民國時期，幷不少見。蔣介石很生氣，我外祖父找陸鏗談了一次話，就算完事，陸鏗繼續做主任，別說逮捕殺頭，連職都不降。前些年我在舊金山找陸伯伯聊天，他還耿耿于懷，說我外祖父當時跟他談話態度不好。

 

那年頭，駡蔣介石最有名的算是馬寅初，在重慶當面撕破臉的駡，據說給關到牢裏去了。這個說法是真是假，我有點懷疑，因爲正是馬老先生坐牢期間，他有書出版。那麽他到底坐牢了沒有，就算他是坐牢了，大概也是高級監獄，沒有受刑，老虎凳辣椒水，居然還可以著書出版。

 

我的二伯父沈鈞儒先生，也是當時專門跟國民政府過不去的主，關了監牢，那是真的，他在牢裏寫幅字：還我河山。看看這張照片﹐哪像是坐牢？坐藤椅，穿長衫，紙墨筆硯伺候，寫那麽大的字，挂墻上，還讓人照相。馬寅初、沈鈞儒最後都放了，出來繼續駡蔣介石，還受尊敬。

 

說到四大家族，我很懷疑。謊話重複一千遍，不信也得信。我父親有一次到廬山參加記者招待會，宋美齡發表完講話，我父親站起來問四大家族怎麽貪污腐敗，宋美齡駁斥他，弄得滿場記者都低著頭不敢坑聲。不過後來蔣夫人對我家裏人還是很好，很和善。蔣夫人非常了不起，她活到一百多歲，就說明她不是整天算計勾心鬥角的人。

 

抗戰期間，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蔣夫人宋美齡代表國民政府到美國求援，對美國國會做演講，浩然正氣，自信從容，舉止高雅。她的風采當時傾倒美國國會，演講之後，全場起立，掌聲達四分鐘。當時的國會發言人把迎接宋美齡到場那天譽爲美利堅驕傲的一天，贊美中國第一夫人是地球上最杰出女性之一。美國有人評論說：蔣夫人在國會大厦駐足三小時，是美國歷史不能缺少的一頁，也是一個世界性事件。

 

再說宋慶齡。父親生前是宋慶齡基金會的常務理事，老爺子過世之後，我們兄妹從美國回北京，受到宋慶齡基金會邀請，到宋慶齡故居去訪問座談，宋慶齡故居的園子很大，在北京後海，以前是納蘭的王府，可是宋慶齡住的房間却是相當簡樸，我們去看，不能相信她在那裏接見外國元首。

 

我想，以前在國民政府做過官的人，大概怎麽著也貪污腐敗不起來。被歸做四大家族之一的陳立夫先生，跟我外祖父很要好。抗戰勝利，國民政府從重慶搬回南京，我外祖父拿著中央日報的搬家費，一家六口，到了南京，租好房子，就分文沒有了。正愁中飯沒著落，陳立夫先生走進門來。他到新街口辦事，聽說陶希聖剛搬到這裏，就來蹭中飯。外祖母沒轍，只好炒兩碗蛋炒飯打發。陳立夫退休來美國，怎麽個活法？開養雞場。吃蛋炒飯，開養雞場糊口，像是四大家族幹的事嗎？

 

我的外祖父是蔣介石侍從秘書，國民黨中常委，中宣部長，中央日報董事長，可以算高幹了。剛到臺灣，不管多大官，中央黨部和《中央日報》都不分配住房。外祖母自己出去找房子，在臺北新生路和信義路買了一處小宅子。那時候這個地方只有一些日本式小洋房，空空曠曠，價格便宜，不像現在這樣高樓大厦。買了房子，到《中央日報》去申請家具，只領到一張吃飯桌子，四條桌腿，上面架個木板。加四把折叠木椅，不够五個舅舅每人坐一個，更沒有外祖父的坐處。外祖母只好自己買回兩個書桌，四把椅子，讓舅舅們勉强能做功課。五個舅舅上學，每天中午放學回家要吃飯，時間緊，飯量大。外祖母每天出去排隊買米買菜，經常來不及，只好買些麵粉，回家煮麵條。後來王惕吾先生聽說了，不忍心，送兩袋米來。外祖母買個大瓦缸存放，搬家幾次，大瓦缸一直保存著，沒有碰壞，爲了留做紀念，舅舅們至今還感激王惕吾先生，時常對我們講。

 

再看民國的學問家教育家胡適、蔡元培、王國維、陳寅恪、梅貽琦，科學家楊振寧、李政道、葉企孫、錢學森、華羅庚，都是民國造就的人材。還有藝術家趙丹、白楊、梅蘭芳、馬連良、吳祖光、新鳳霞、紅綫女、常香玉，文學家魯迅、巴金、徐志摩、朱自清、曹禺、沈從文、張愛玲，美術家齊白石、黃賓虹、張大千、傅抱石、李可染、徐悲鴻﹐總而言之，大家扳手指頭數數，從民國時期之後，六七十年過去，到今天，有哪個中國藝術家、文學家的成就，能够超過這些人。連說相聲的都沒一個比得了侯寶林。

 

聽說去年海外作家回到福建參觀林語堂故居，想想林語堂那時候，民國時期，不管他寫什麽，都能出版。這道理挺簡單，先要能出版，才能出大師。我有時候琢磨如果莎士比亞、狄更斯、雨果、托爾斯泰生在中國，會怎麽樣？如果生在民國時期，也許還有點戲，要是沒生在民國時期，那就栽了。林語堂要不是活在民國時期，他絕成不了大師。還有張愛玲，不槍斃就算她走運，還想出書？巴金、曹禺、沈從文、老舍、錢鐘書、茅盾，離開民國時期那個環境，又活了好幾十年，可是怎麽樣？

 

要說民國人物，頭一個當然是孫中山先生。前兩個月過雙十節，丹佛英文報紙登一篇報導，說中國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孫中山正在丹佛爲民國革命募捐。他在博德演講，接到革命軍電報，催他回國就任大總統。孫中山急忙動身，坐了一個月的船，才到上海。我讀了之後，才知道丹佛跟民國還有這麽一段緣分，挺震驚。我們實在對民國歷史知道得太少了，必須趕緊補課。

 

孫中山之後，早期民國最重要的人物是袁世凱。不管後來人怎麽評論袁世凱，駡他賣國是不尊重歷史。袁世凱做總統的時候，日本爲竊取在中國的利益，向中國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無理要求，袁世凱絞盡腦汁，動用各種手段，幷向外界透漏日本要求，爭取民衆支持。先後歷時三個月，談判25次，逼迫日本兩次修改要求。日本提出最後通牒，用支持革命黨發動戰爭威脅，袁世才答應了日本的修正案，簽署其中關于山東和南滿的兩條，這兩條都沒有喪失中國主權。這些史料原件據說還保存在天津博物館內，有案可查。但是至今還是有媒體繼續編造袁世簽署二十一條的謠言。民國時期的政治領袖至少不賣國，而民國之後很多人連這條底綫都保持不住。

 

日本人到了華北，總想找北洋軍閥出來做傀儡，沒有找到段祺瑞，可是找到了吳佩孚。在大多中國人的印象裏，吳佩孚是個野蠻粗魯的軍閥，那又是被欺騙。其實吳佩孚是文人出身，清末登州府院試，他以第三名中秀才。後來得罪了縣太爺，被革了功名，才流亡從軍。也因此，他比其他草莽英雄高明許多，能力强，功勞大，很快成爲統領中國半壁江山的大帥。

 

美國《時代》周刊創刊于1923年，第二年首次刊出中國人封面，不是孫中山，不是蔣介石，而是吳佩孚，稱他是中國最强人。當時美國人認爲，最有希望統一中國的人是他。

 

斯大林派到中國的特使越飛，給斯大林拍電報說：從吳佩孚那裏回來，從未見過這樣完美的軍事組織：秩序和紀律極其嚴整，操練和訓練尤其出色。

 

吳佩孚的死，比較一致的說法是被日本特務所害。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吳佩孚戰敗，隱居起來。九一八事變後，吳佩孚通電反對僞滿洲國。1935年日本策劃華北五省自治，請吳佩孚做華北王。吳佩孚拒絕。

 

七七事變後，日軍又請他出任北平維持會會長，他不幹。1938年日軍把華北僞政權和僞南京政府合併爲一個漢奸政權，又拉吳佩孚做中國王。吳佩孚仍舊不答應，日本人很惱火，1939年12月4日，日本特務川本少將，日本軍醫石田，帶了衛隊，到吳佩孚家，藉口給他治牙病，强行開刀，造成喉管切破，血流如注，一叫而絕身殉國。1940年1月24日，吳佩孚出殯，送行隊伍千人之多，北平市民自發沿途聚集，電車汽車全部停駛。

 

我從小聽大人講，我家有幾個救命恩人。其中就有杜月笙和萬墨林，上海灘上有名的青幫老大。爲從上海日本人手裏營救我的母親，杜月笙從香港飛重慶，面見蔣介石。回香港的時候，遇日本空軍阻截，猛烈掃射。機師把飛機一路升高，甩掉日機。當時飛機設備簡陋，飛至八千尺，空氣稀薄，杜月笙呼吸困難，幾乎窒息。杜月笙下飛機，被擔架抬回家，經醫生急救，才喘過氣來。從此杜先生身體就垮了，最後也是因爲氣喘病過世的。所以是杜先生以命換命，救出我母親的性命來的。

 

杜先生到重慶，把外祖父帶到香港的汪日密約影件，給蔣介石看。蔣介石看過，决定公布天下。安排妥當之後，杜月笙提到，我的母親和兩個舅舅被日汪扣留上海做人質。蔣介石聽了，就把汪日密約放回到檔案櫃，告訴杜月笙，先把我母親他們救出上海，然後再公布密約。因爲蔣介石這個命令，母親才被杜月笙的五十個槍手營救出上海。

 

長輩中的朋友郁達夫。我外祖父在安慶法政專科學校教書的時候，郁達夫剛從日本回國，在安慶一中做教員，成了朋友。他們一群文友墨客都沒有帶家眷，常在一起聚會。只有郁達夫帶了元配太太孫荃，郁達夫是個多情種，很愛自己的鄉下女人。上課也好，聚會也好，不管多忙，有個十分鐘二十分鐘，一定趕回家去看老婆。安慶是個山城，爬上爬下的，郁達夫爲看老婆，走路旋風一樣。我的外祖父說，那一份濃情，很是難得。誰也想不到，五年之後，郁達夫到上海，一參加革命，立刻變心，把孫荃和子女趕回老家，自己與王映霞在杭州訂婚。

 

現在的人很少瞭解蔣百里將軍。他跟我父親是同鄉，浙江嘉興人，自小習文，中過秀才，跟梁啓超、徐志摩等大文豪都很有交情。他到日本留學，讀軍事，爲富國强兵。他在日本軍校讀書，成績出色，全校第一名，獲天皇賜刀，讓日本人很丟臉。回國後，他任保定軍校校長。他曾經作爲蔣介石特使，訪問歐洲，面見過希特勒二把手戈林，也面見過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替中國軍隊爭取武器裝備。

 

1938年蔣百里病逝後就地埋葬。過了十年，1947年好友協助遷葬，起棺發現，竟然尸身不朽。生前至交竺可楨大哭道：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國戰勝矣！一時衆人泣不成聲。遺骸火化後遷葬西湖。蔣百里的夫人是個日本人，他的三個女兒都非常美麗，其中一個蔣英，歌唱家，是錢學森夫人。小女兒蔣和，跟我父母大學同班，後來在北京做德文翻譯，我小時候經常跟隨母親到她家去聽故事。

 

近幾年國內開始有選擇地公布一些歷史真實，其中包括抗日戰爭時期的高陶事件。感興趣的，可以找中央電視臺的五集電視片「奪命追逃」來看，主角是我的外祖父，還有我母親一些鏡頭。1949年蔣介石撤退臺灣，乘軍艦離開上海，到了吳淞口，我的外祖父惦念我母親，請求蔣介石停了船，發電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派人到我家接母親和我，坐快艇到吳淞口登船，一塊出海。母親堅决沒有走。

 

說到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先生跟我家是同鄉，我的父親跟陳布雷先生的兩位女公子中學同學，而且曾經跟小女兒陳漣戀愛，後來陳漣在西南聯大，又跟我母親同學。再後來陳漣參加共産黨，跟我的父親斷絕戀情，與袁永熙結婚，革命去了。他們夫婦在北平被捕，押送南京。蔣介石讓陳布雷處置，其實就是放陳漣他們一條生路，結果陳布雷當然就把女兒放了。陳漣他們到了上海，就是住在我母親家裏，過了幾天北上山東。山東當時是共産黨根據地。四九年後﹐陳漣是高幹。我父親調到北京後﹐去天安門看游行，在觀禮臺上遇見陳漣，打了個招呼。從此就沒有再見到過。後來陳漣的經歷，各位去看這本書，叫做「兩代悲歌」，裏面提到的沈君，就是家父。

 

其實蔣介石先生的中文底子很好，我的外祖父執筆替蔣介石寫「中國之命運」，逐字逐句蔣介石都改過。「中國之命運」出版之後，衆說紛紜，蔣緯國不高興，跑去找我外祖父理論。我外祖父把手稿一本一本拿出來給他看，每頁上面都是密密麻麻批了紅字，根本已經看不出外祖父的黑筆，整本書實際都是蔣介石自己寫的。

 

歷史不應該遺忘，1942年10月初，蔣介石敦促美國等西方國家自動放棄對華不平等條約，被接受了。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簽訂平等新約，隨後西方各國陸續同中國簽訂新約，危害中國近百年的不平等條約自此廢除。10月蔣介石與美英蘇聯合發表四强宣言，共同擔負戰後國際和平安全的責任。

 

1943年11月18日，蔣介石偕同宋美齡前往埃及，同羅斯福、丘吉爾舉行開羅會議，主張所有日本竊奪之中國一切土地，如滿洲、臺灣、澎湖，均應由中華民國恢復之，會後中美英三國共同發表開羅宣言。那時候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併列，成爲反法西斯同盟國主要領導人。

 

講民國，絕對繞不開抗日戰爭。現代世界歷史上，哪一場戰爭，比中國的抗日戰爭更加慘烈，比中國的抗日戰爭犧牲過更多的生命？沒有。同時，現代世界上，哪一個民族，比中國人對待自己那段偉大歷史更加淡漠，比中國人對待自己那些民族犧牲更加輕描淡寫，比中國人對待英勇捐軀的同胞更加蔑視，甚至不惜對死者繼續惡毒謾駡和侮辱？也沒有。

 

在這裏，必須舉幾個具體數據，請各位自己分析。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逐漸成爲亞洲頭等强國，又經長久備戰，九一八事變時，日本已有四百五十萬訓練精良裝備充足的陸軍，配備近二百萬噸兵船的海軍，配備兩千七百架全天候飛機的空軍。而中國剛經歷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常年征戰，消耗巨大。抗日戰爭初期，國軍海軍僅有五萬噸兵船，空軍僅有三百架舊式飛機，陸軍加預備役共二百五十余萬，士兵缺乏教育，軍官缺乏現代戰術訓練。

 

抗戰初期，日軍一個師裝備五千多匹馬和五百多輛汽車，步槍每人一支。國軍每個師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槍，多數師沒有裝備坦克和大炮，更談不上陸空協同。國軍士兵大多在戰場上遭遇日軍坦克，才曉得天下竟有這等新式武器。全國可動員兵力四百萬餘人，步槍總共只有一百萬支，兵工廠每月用來造兵器子彈的原料三百噸，要靠美國飛機空運輸入。製出的子彈，包括機關槍子彈，平均每個士兵才分得四發。史迪威將軍任美國駐華武官時，親眼看見一九三八年國軍一個團，全團只有輕機槍四挺，每挺配子彈二百發，十分鐘就射完了。

 

抗日戰爭初期，國軍裝備和力量，根本無法與日軍對抗。一九三六年，整訓的國軍只完成了一半，訂購的軍事設備大部分尚未運到，連囤積起來準備打半年仗的糧食彈藥，也還不足三份之一數量。西安事變發生，蔣介石不得不接受展開全面抗日的條件。接著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件爆發，全國人民抗戰呼聲更高，國民政府被迫對日宣戰，匆忙把準備不足的國軍開上前綫，正面與日軍作戰，雖然國軍將士英勇奮戰，終究裝備相差太遠，屢戰屢敗。

 

1937年的八一三淞滬會戰，國軍總兵力超過七十五萬，一戰便傷亡四十余萬官兵。馮玉祥回憶，在上海戰場，一百里以外看，半邊天都是紅的。我們的隊伍每天一個師一個師，兩個師兩個師地加入前綫，有的師上去之後三個鐘頭就死了一半，有的堅持了五個鐘頭就死了三分之二。我的舅公萬耀煌所率二十五軍，在淞滬會戰中全軍覆沒。史迪威將軍親眼看到只有四挺機槍的國軍那個團，在德安戰役中，與火力强大的日軍激戰了兩晝夜，犧牲六百將士，傷五百官兵，剩餘官兵奉命後才撤出陣地。

 

八年抗戰，國軍空軍六千一百六十四名飛行員殉國，四百六十八架戰機被擊落。國軍海軍全軍覆沒，所有艦艇全部打光。國軍傷亡官兵達三百二十二萬人，二百0六名國軍將領爲國捐軀，包括八名上將，四十一名中將，七十一名少將，計有集團軍總司令兩名、軍長八名、副軍長兩名、師長二十名、副師長十三名、旅長十七名。殉國的二百0六名國軍將領，全部是國民黨員，大多是黃埔畢業的俊杰。

 

去年是九一八事變八十周年，我寫了一本書，叫做「矗立心底的紀念碑」，我在序言裏有這樣幾句話：「想一想，我們今天之所以還活著，我們中華民族之所以繼續生存著，就是因爲那些英雄們曾經在抗日戰爭中犧牲，我們欠著他們成千上萬的性命，欠著他們無限的再生恩情。如果我們不能在祖國每寸土地上，建造起高聳的抗戰紀念碑，我們至少應該在每個人自己的心底，建立一座神聖的抗戰紀念碑。」

 

我的演講完了，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