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波濤

王紹光論道中國夢與世界未來|東南衛視《思·享2018》特別節目實錄 來源:國情研究院

 本篇文章轉載自國情研究院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東南衛視《思·享2018》下:《中國道路及世界未來》

 

【編者按】2018年跨年之際,在東南衛視一場四小時不間斷,無觀點不發聲的特別節目《思·享2018》頂級思想論壇當中,以思想碰撞夯實理想信念之基,圍繞當前兩岸關系與中國發展等熱點話題,來自大陸和台港澳頂尖高校、權威科研院所和重量級智庫的12位頂級海內外學者,進行觀點交鋒,與時代脈搏同頻共振,與觀眾分享真知灼見。

《思·享2018》下半場以“中國道路及世界未來”為主題,由鄭若麟先生主持,王紹光、張維為、韓毓海、金燦榮、於洪君等專家學者做客節目,論道中國夢與世界未來。以下根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蘇世民書院特聘教授王紹光現場發言整理。

 

 

王紹光:

政治學學者。山東省榮成人,1954年出生於湖北省武漢市,1972年至1977年任教武漢市堤角中學,恢復高考後考入北京大學。李克強同班同學。北京大學法學士(1982),美國康乃爾大學政治學碩士(1984),康乃爾大學政治學博士(1990)。曾於1990年至2000年任教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系。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座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座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講座教授、英文學術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編。

 

西式民主重程序 中式民主重實質

 

各個國家的人民都支持民主,喜歡民主,但各個國家對民主的理解是很不一樣的。在這個問題上,很多學者已經做了大量的研究。如果說僅僅拿中國和美國比,或者說拿東方跟西方比的話,有一個差別是很清楚的,就是從數據分析來看,西方式的民主更註重程序,東方式的民主更註重實質,即民主能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結果更重要,而不是程序更重要。

 

 

美國政黨為“三無”政黨

 

歐洲的政黨跟美國的政黨不一樣。美國,就根本不知道黨有多少黨員,沒有黨員,沒有黨綱,沒有黨組織,我叫它“三無“政黨。歐洲的黨是有黨證的,有黨員的,是要交黨費的,有黨綱的。所以”黨“與“黨”不一樣。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民族建設和國家建設的推動者,而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

 

民主有多種實現方式 

 

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就是普通人當自己的家,作自己的主。很多人誤以為,民主只有一種實現方式,就是西方的代議民主制。但是,民主的實現方式,有無窮無盡的方式,中國也在探索,我們還需要繼續前行。

 

民調顯示西方青年對民主失去信心

 

最近有幾位西方學者,連續發表兩篇文章,用的是全球的,尤其是西方國家的民意調查數據。他們最擔心的就是,年輕人對西方的民主模式不那麽認同,今後可能出現一些強勢的機構,強勢的人物,能解決問題。他們認為這是最大的威脅。所以你說現在問西方人,他們會未必都認同。至於他們會認同什麽東西,可能還在迷茫之中。對西方來講,中國現在還不是一個選項。

 

中國道路即中國之“道” 

 

道路翻譯成road沒有吸引力,但翻譯成chinese way是有用的。四十多年前有一個美國學者,叫馬克·賽爾登寫了一本書,叫Yanan way,延安道路。模式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pattern,深圳做事的方式叫深圳模式,東莞叫東莞模式;第二層含義,在學科裏模式是可以建立各種變量的,互相相關的一個理論框架;第三個含義是榜樣。講“中國模式”往往不清楚到底是指的是哪一層含義。所以我就避免使用,還是使用chinese way, 或者說是中國之“道”。“道”是中國傳統哲學很重要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的吸引力就在於,它說不清道不明。而說不清道不明就需要悟,是一個很好的事。所以老子講“道可道,非常道”。我們中國之“道”不要把它說得太清楚。

 

中國崛起觸動西方

 各種誤讀紛至沓來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是2017年12月中旬美國民主基金會拿出來的,有159頁之長,但它的對手不僅僅是中國,還有俄羅斯,它裏面做了好幾個個案研究,大量實際上是關於俄羅斯的。但是《經濟學人》刊物,做了一個封面,把“銳”表現了出來,而且只講中國不講俄羅斯。講戰略美國有兩類人,一類人就像寫“戰略報告”這些人,這些人沒讀過《孫子兵法》或者理解不夠,四面樹敵,這是一個很蠢的戰略報告。另一批人是很清晰的,就是抓主要矛盾,抓主要敵人,打擊重要的方向是對準中國。這就是《經濟學人》試圖往那兒引的地方。這也是我們需要警惕的地方。

 

 

中西哲學差異導致世界觀不同


西方的哲學理念用中國話可以概括為“同而後和”,我們是“和而不同”。2017年11月西方媒體有好多篇重要的文章講到,我們以前期待中國經濟發展以後會變成跟我們一樣,現在說這是一個幻想。他們意識到不能“同”了,所以得出結論,也不是能跟你“和”。而我們現在還要反覆宣傳的是,要“和而不同”,我們不輸入你的模式,也不輸出我的模式,大家都按照自己的事情做,把這種哲學理念傳播出去,這是我們更大的軟實力。

 

區分需求和要求

解決“不平衡”與“不充分”

“新三座大山“(教育、醫療、住房)都不“新”。在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我們結婚的時候,誰敢奢望有一個房子,當時能租到十平米的宿舍,就覺得很好。但是那時候人的期望沒有那麽高,所以就沒有“三座大山”的說法。醫療也一樣,以前的醫療服務非常普遍,但醫療水平其實還是很低的,但大家也沒說“三座大山”。

在過去幾十年裏,我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發生了一場革命叫“期望革命”,期望增長的速度比我們實際生活狀況改善的速度要快,所以才帶來了“三座大山”之說。我們不是要解決人民的要求,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達到滿足人民的“要求”,最多能滿足人民的“需求”,一字之差,但意思差得很遠。共產主義也是按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個需是需求,而不是要求。人們的欲望可以是無限的,沒有一個社會可以滿足,也沒有必要滿足所有的欲望。所以要了解人們的基本需求,住房是基本需求,保持一個健康,一個有體面的生活是人民的基本需求,這些事情不能把期望放得太高。

 

中國13-14%的GDP用於福利開支

 

我最近做了一個計算,在過去十年裏,中國用於福利開支的費用占GDP的比重,出現了一個大躍進,非常非常之快,現在已經達到了GDP的13%到14%。當然,跟歐美國家比還不是很高,但是跟我們自己經濟發展水平相比,是高了一點點。

 

中國解決了半個美國的住房問題

 

住房是個大問題,但有多少人註意到,從2006年到2016年,中國保障房建設將近6千萬套,假設每家是三口人,三乘六是一億八千萬人,等於解決了半個美國的住房問題。因為這些人不是中產階級,他們不太發聲,因而基本上被媒體忽略掉了,我們很多人也沒註意到。醫療改革也是一樣,要關註的不是聲音最大那群人的需求,而是要去解決普遍的常見病、多發病、地方病,這些是關乎普通老百姓福利的方面。

所以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要是跟普通老百姓的需求相比,而不是跟發聲最大的那個群體來相比。前兩天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一個提法非常好,解決民生問題不要吊高胃口,這種提法以前很少見,但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清醒的認識。

 

在一次分配上多下功夫

兼顧效率與公平

 

前兩天有一個研究不平等的國際團隊專門,剛剛發布了2018年《世界不平等報告》,可能會令很多中國讀者感到困惑,因為中國的不平等水平,在那個報告裏面是比較低的,僅僅高於西歐,低於其他所有的地區和大陸。這個我覺得可能是對的。中國是一個大國,除了貧富之間的差距以外,還有地區差距,還有城鄉差距。90年代我大量做的是地區差距研究,那時候地區差距非常大,上海的人均GDP是貴州的8倍,高很多,但是從1999年西部大開發以來,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省與省之間,地區之間的差距大幅度地下降,城鄉差距也出現趨穩,甚至下降。現在比較大的問題當然還是,城市內部和鄉村內部貧富之間的差距。

 

一方面要用稅收的方面解決,這個我也做過計算,不管哪個國家包括瑞典,通過稅收二次分配以後,它的基尼系數,就從0.5以上降到0.3左右。所以稅收是很有用的方法。但這種方法畢竟更適合於資本主義經濟,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除了在二次分配上要做好以外,也應該在一次分配上做好工作,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要控制一次分配的不平等,然後用稅收的方法改善,再把二次分配做得更好。

 

房地產稅的作用是什麽?

應創新思考

房地產稅確實是應該收的,房地產稅不應該中央來收,應該由地方來收。中央制定一個框架,然後由各地來決定,用什麽樣的方法,用多高的稅率來收地方的房地產稅。還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房地產稅收入主要解決什麽問題。在有些國家,房地產稅主要解決地方的教育問題,這也成了一個很重要的資源,也會帶來新的問題。像美國有些社區的房地產很貴,它收的稅率其實很低,但它的收入很高,這會帶來不同的地區,或者不同的居民之間的教育水平,出現巨大的差距。中國是一個社會義主義國家,怎麽處理這個問題,不僅僅要借鑒別的國家的經驗,還要有創新,要有創新性的思考。

間接稅是流轉稅,跟消費相關,是不太公平的。窮人的消費是剛性,富人的消費是彈性,所以以流轉稅或者間接稅為主的話,有一個不公平的效應。財產稅可以解決不公平問題的杠桿作用。

 

 

現有養老模式無法支撐農村養老

 

實際上中國的養老問題,或其他的更多問題,更多是在農村和邊遠地區。城市裏面至少有退休金,即使服務質量不高,至少有服務體系正在建立起來。城市裏有心靈慰藉的問題,農村裏面子女都出去以後,心靈蔚藉如何解決?中國很大,問題很多,而且每一個問題都有多種解決方式,而不是一種方式,所以這需要在中國各個地方,用自己的實踐來解決這些問題。理念要相同,但是解決問題的智慧,還是來自於民眾來自於基層。

 

西方對中國實行雙重標準

 

西方對中國的標準,叫它雙重標準或多種標準,是不為過的。看到美國增長兩點幾說增長強勁,中國增長6.7%,說正在衰退。從邏輯上來講,實在是很莫名其妙。西方的思維方式是,我看你要拿你跟你的理想比,我看我自己要跟我自己比。雙重標準,它老在用。

 

 

中國需要政治改革

但並非要按照西方的標準

 

有些人的政治改革的標準就一條,出現了多黨競爭沒有,只要還是共產黨執政,沒有多黨競爭就沒有政治改革。所以我的意見是,把政治改革改為用政治變動這個詞,變動的話你不能承認它沒有變動。今天中國的政治運作的方式,不要說跟四十年前、三十年前比,哪怕跟五年前、十年前比,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你用變動來講政治變化,那就很清晰了。中國確實需要政治改革,在這麽快速發展的過程中間,經濟基礎、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共產黨人需要改革,我們現在講不忘初心,當年的黨就是工農的黨,當時的社會結構講的工農兵,加上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全都包括了。現在講工農兵、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好多東西都沒有包括,這個黨怎麽改革本身就是一個大的問題,所以政治的變革,中國是需要的。但是,不是按照西方人的期待來進行的。

 

中美關系何去何從

美理論界難尋出路

 

今天的中美關系跟以前的美蘇關系,還是有很大的不一樣,至少可以指出兩點。第一,蘇聯跟美國對峙時的經濟總量從來沒有接近美國,還差得很遠,而中國如果現在按PPP計算的話,經濟總量實際上已經超過美國。第二,蘇聯的經濟跟美國經濟沒有什麽關系,而現在中美之間的經濟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國已經不能像以前一樣,說我把你搞垮了,我就成功了。一旦中國崩潰了,對世界是不得了的事,所以這不是他們的優先選擇。他們的戰略優先選擇是,我改變你,我同化你,讓你變成跟我一樣。他現在的難點在於,他已經意識到,改變你同化你,也成為一種不可能。怎麽辦?所以他們現在的理論家,面臨一個巨大的問題,你想說服他們的現實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家,沒有可能,因為他們的腦筋是固化的,但他們找出路找不到。所以他們碰到的問題比我們更多,我們還有“和而不同“的理念,他們的理念還沒有提出來,我們要幫他形成新的理念。

 

歐洲內外交困

中國要在矛盾轉化中尋找機遇

 

 

站在歐洲的角度來看,它的麻煩其實很多。它看到俄羅斯非常進取,對它有威脅,它要抗衡俄羅斯。歐洲本身也不是鐵板一塊,它現在看捷克看得不順眼,看匈牙利不順眼,看波蘭不順眼,說這些地方的民主都出現危機了。歐盟碰到了英國”脫歐“,在很多重大國際問題上跟美國又出現矛盾,看中國也不太順眼。從我們的角度看,我們跟他們的關系有很多矛盾,但它碰到的麻煩更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機會其實是蠻多的。你有那麽多的不確定性的東西,我們給你一個確定的東西,對改善中歐關系,是一個很好的機遇。

 

“一帶一路”開啟陸海融合新時代

 

從16世紀開始開啟了海洋時代,一直延續到現在。”一帶一路“如果做起來的話,也許就進入了陸海時代,而不僅僅是海洋時代,這是一個很大的戰略性轉移。這個轉移是很重要的。我們以前老是往中國的東邊看,西邊有那麽大的腹地,那麽大的大陸,一直延伸到整個歐亞大陸,連接非洲大陸,把地圖換一個角度看,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帶一路“的重要性在這地方,認識世界有一個新的方式,要擺脫海洋時代的束縛。

 

2017年,臨界點

2018年,新起點

 

從人類發展史的角度看,中國進入了一個臨界點。

新起點往前走有很多的困難,有很多不確定性,但是我們以前也是這麽走過來的,今年也會這麽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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