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南衛視《思·享2018》下：《中國道路及世界未來》

【編者按】2018年跨年之際，在東南衛視一場四小時不間斷，無觀點不發聲的特別節目《思·享2018》頂級思想論壇當中，以思想碰撞夯實理想信念之基，圍繞當前兩岸關系與中國發展等熱點話題，來自大陸和台港澳頂尖高校、權威科研院所和重量級智庫的12位頂級海內外學者，進行觀點交鋒，與時代脈搏同頻共振，與觀眾分享真知灼見。

《思·享2018》下半場以“中國道路及世界未來”為主題，由鄭若麟先生主持，王紹光、張維為、韓毓海、金燦榮、於洪君等專家學者做客節目，論道中國夢與世界未來。以下根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蘇世民書院特聘教授王紹光現場發言整理。

王紹光：

政治學學者。山東省榮成人，1954年出生於湖北省武漢市，1972年至1977年任教武漢市堤角中學，恢復高考後考入北京大學。李克強同班同學。北京大學法學士（1982），美國康乃爾大學政治學碩士（1984），康乃爾大學政治學博士（1990）。曾於1990年至2000年任教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系。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座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座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講座教授、英文學術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編。

西式民主重程序 中式民主重實質

各個國家的人民都支持民主，喜歡民主，但各個國家對民主的理解是很不一樣的。在這個問題上，很多學者已經做了大量的研究。如果說僅僅拿中國和美國比，或者說拿東方跟西方比的話，有一個差別是很清楚的，就是從數據分析來看，西方式的民主更註重程序，東方式的民主更註重實質，即民主能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結果更重要，而不是程序更重要。

美國政黨為“三無”政黨

歐洲的政黨跟美國的政黨不一樣。美國，就根本不知道黨有多少黨員，沒有黨員，沒有黨綱，沒有黨組織，我叫它“三無“政黨。歐洲的黨是有黨證的，有黨員的，是要交黨費的，有黨綱的。所以”黨“與“黨”不一樣。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民族建設和國家建設的推動者，而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

民主有多種實現方式 

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就是普通人當自己的家，作自己的主。很多人誤以為，民主只有一種實現方式，就是西方的代議民主制。但是，民主的實現方式，有無窮無盡的方式，中國也在探索，我們還需要繼續前行。

民調顯示西方青年對民主失去信心

最近有幾位西方學者，連續發表兩篇文章，用的是全球的，尤其是西方國家的民意調查數據。他們最擔心的就是，年輕人對西方的民主模式不那麽認同，今後可能出現一些強勢的機構，強勢的人物，能解決問題。他們認為這是最大的威脅。所以你說現在問西方人，他們會未必都認同。至於他們會認同什麽東西，可能還在迷茫之中。對西方來講，中國現在還不是一個選項。

中國道路即中國之“道” 

道路翻譯成road沒有吸引力，但翻譯成chinese way是有用的。四十多年前有一個美國學者，叫馬克·賽爾登寫了一本書，叫Ｙanan way，延安道路。模式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pattern，深圳做事的方式叫深圳模式，東莞叫東莞模式；第二層含義，在學科裏模式是可以建立各種變量的，互相相關的一個理論框架；第三個含義是榜樣。講“中國模式”往往不清楚到底是指的是哪一層含義。所以我就避免使用，還是使用chinese way,　或者說是中國之“道”。“道”是中國傳統哲學很重要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的吸引力就在於，它說不清道不明。而說不清道不明就需要悟，是一個很好的事。所以老子講“道可道，非常道”。我們中國之“道”不要把它說得太清楚。

中國崛起觸動西方

 各種誤讀紛至沓來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是2017年12月中旬美國民主基金會拿出來的，有159頁之長，但它的對手不僅僅是中國，還有俄羅斯，它裏面做了好幾個個案研究，大量實際上是關於俄羅斯的。但是《經濟學人》刊物，做了一個封面，把“銳”表現了出來，而且只講中國不講俄羅斯。講戰略美國有兩類人，一類人就像寫“戰略報告”這些人，這些人沒讀過《孫子兵法》或者理解不夠，四面樹敵，這是一個很蠢的戰略報告。另一批人是很清晰的，就是抓主要矛盾，抓主要敵人，打擊重要的方向是對準中國。這就是《經濟學人》試圖往那兒引的地方。這也是我們需要警惕的地方。

中西哲學差異導致世界觀不同

西方的哲學理念用中國話可以概括為“同而後和”，我們是“和而不同”。2017年11月西方媒體有好多篇重要的文章講到，我們以前期待中國經濟發展以後會變成跟我們一樣，現在說這是一個幻想。他們意識到不能“同”了，所以得出結論，也不是能跟你“和”。而我們現在還要反覆宣傳的是，要“和而不同”，我們不輸入你的模式，也不輸出我的模式，大家都按照自己的事情做，把這種哲學理念傳播出去，這是我們更大的軟實力。

區分需求和要求

解決“不平衡”與“不充分”

“新三座大山“（教育、醫療、住房）都不“新”。在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我們結婚的時候，誰敢奢望有一個房子，當時能租到十平米的宿舍，就覺得很好。但是那時候人的期望沒有那麽高，所以就沒有“三座大山”的說法。醫療也一樣，以前的醫療服務非常普遍，但醫療水平其實還是很低的，但大家也沒說“三座大山”。

在過去幾十年裏，我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發生了一場革命叫“期望革命”，期望增長的速度比我們實際生活狀況改善的速度要快，所以才帶來了“三座大山”之說。我們不是要解決人民的要求，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達到滿足人民的“要求”，最多能滿足人民的“需求”，一字之差，但意思差得很遠。共產主義也是按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個需是需求，而不是要求。人們的欲望可以是無限的，沒有一個社會可以滿足，也沒有必要滿足所有的欲望。所以要了解人們的基本需求，住房是基本需求，保持一個健康，一個有體面的生活是人民的基本需求，這些事情不能把期望放得太高。

中國13-14%的GDP用於福利開支

我最近做了一個計算，在過去十年裏，中國用於福利開支的費用占ＧＤＰ的比重，出現了一個大躍進，非常非常之快，現在已經達到了ＧＤＰ的13%到14%。當然，跟歐美國家比還不是很高，但是跟我們自己經濟發展水平相比，是高了一點點。

中國解決了半個美國的住房問題

住房是個大問題，但有多少人註意到，從2006年到2016年，中國保障房建設將近６千萬套，假設每家是三口人，三乘六是一億八千萬人，等於解決了半個美國的住房問題。因為這些人不是中產階級，他們不太發聲，因而基本上被媒體忽略掉了，我們很多人也沒註意到。醫療改革也是一樣，要關註的不是聲音最大那群人的需求，而是要去解決普遍的常見病、多發病、地方病，這些是關乎普通老百姓福利的方面。

所以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要是跟普通老百姓的需求相比，而不是跟發聲最大的那個群體來相比。前兩天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一個提法非常好，解決民生問題不要吊高胃口，這種提法以前很少見，但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清醒的認識。

在一次分配上多下功夫

兼顧效率與公平

前兩天有一個研究不平等的國際團隊專門，剛剛發布了2018年《世界不平等報告》，可能會令很多中國讀者感到困惑，因為中國的不平等水平，在那個報告裏面是比較低的，僅僅高於西歐，低於其他所有的地區和大陸。這個我覺得可能是對的。中國是一個大國，除了貧富之間的差距以外，還有地區差距，還有城鄉差距。90年代我大量做的是地區差距研究，那時候地區差距非常大，上海的人均ＧＤＰ是貴州的８倍，高很多，但是從1999年西部大開發以來，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省與省之間，地區之間的差距大幅度地下降，城鄉差距也出現趨穩，甚至下降。現在比較大的問題當然還是，城市內部和鄉村內部貧富之間的差距。

一方面要用稅收的方面解決，這個我也做過計算，不管哪個國家包括瑞典，通過稅收二次分配以後，它的基尼系數，就從0.5以上降到0.3左右。所以稅收是很有用的方法。但這種方法畢竟更適合於資本主義經濟，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除了在二次分配上要做好以外，也應該在一次分配上做好工作，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要控制一次分配的不平等，然後用稅收的方法改善，再把二次分配做得更好。

房地產稅的作用是什麽？

應創新思考

房地產稅確實是應該收的，房地產稅不應該中央來收，應該由地方來收。中央制定一個框架，然後由各地來決定，用什麽樣的方法，用多高的稅率來收地方的房地產稅。還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房地產稅收入主要解決什麽問題。在有些國家，房地產稅主要解決地方的教育問題，這也成了一個很重要的資源，也會帶來新的問題。像美國有些社區的房地產很貴，它收的稅率其實很低，但它的收入很高，這會帶來不同的地區，或者不同的居民之間的教育水平，出現巨大的差距。中國是一個社會義主義國家，怎麽處理這個問題，不僅僅要借鑒別的國家的經驗，還要有創新，要有創新性的思考。

間接稅是流轉稅，跟消費相關，是不太公平的。窮人的消費是剛性，富人的消費是彈性，所以以流轉稅或者間接稅為主的話，有一個不公平的效應。財產稅可以解決不公平問題的杠桿作用。

現有養老模式無法支撐農村養老

實際上中國的養老問題，或其他的更多問題，更多是在農村和邊遠地區。城市裏面至少有退休金，即使服務質量不高，至少有服務體系正在建立起來。城市裏有心靈慰藉的問題，農村裏面子女都出去以後，心靈蔚藉如何解決？中國很大，問題很多，而且每一個問題都有多種解決方式，而不是一種方式，所以這需要在中國各個地方，用自己的實踐來解決這些問題。理念要相同，但是解決問題的智慧，還是來自於民眾來自於基層。

西方對中國實行雙重標準

西方對中國的標準，叫它雙重標準或多種標準，是不為過的。看到美國增長兩點幾說增長強勁，中國增長6.7%，說正在衰退。從邏輯上來講，實在是很莫名其妙。西方的思維方式是，我看你要拿你跟你的理想比，我看我自己要跟我自己比。雙重標準，它老在用。

中國需要政治改革

但並非要按照西方的標準

有些人的政治改革的標準就一條，出現了多黨競爭沒有，只要還是共產黨執政，沒有多黨競爭就沒有政治改革。所以我的意見是，把政治改革改為用政治變動這個詞，變動的話你不能承認它沒有變動。今天中國的政治運作的方式，不要說跟四十年前、三十年前比，哪怕跟五年前、十年前比，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你用變動來講政治變化，那就很清晰了。中國確實需要政治改革，在這麽快速發展的過程中間，經濟基礎、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共產黨人需要改革，我們現在講不忘初心，當年的黨就是工農的黨，當時的社會結構講的工農兵，加上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全都包括了。現在講工農兵、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好多東西都沒有包括，這個黨怎麽改革本身就是一個大的問題，所以政治的變革，中國是需要的。但是，不是按照西方人的期待來進行的。

中美關系何去何從

美理論界難尋出路

今天的中美關系跟以前的美蘇關系，還是有很大的不一樣，至少可以指出兩點。第一，蘇聯跟美國對峙時的經濟總量從來沒有接近美國，還差得很遠，而中國如果現在按PPP計算的話，經濟總量實際上已經超過美國。第二，蘇聯的經濟跟美國經濟沒有什麽關系，而現在中美之間的經濟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國已經不能像以前一樣，說我把你搞垮了，我就成功了。一旦中國崩潰了，對世界是不得了的事，所以這不是他們的優先選擇。他們的戰略優先選擇是，我改變你，我同化你，讓你變成跟我一樣。他現在的難點在於，他已經意識到，改變你同化你，也成為一種不可能。怎麽辦？所以他們現在的理論家，面臨一個巨大的問題，你想說服他們的現實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家，沒有可能，因為他們的腦筋是固化的，但他們找出路找不到。所以他們碰到的問題比我們更多，我們還有“和而不同“的理念，他們的理念還沒有提出來，我們要幫他形成新的理念。

歐洲內外交困

中國要在矛盾轉化中尋找機遇

站在歐洲的角度來看，它的麻煩其實很多。它看到俄羅斯非常進取，對它有威脅，它要抗衡俄羅斯。歐洲本身也不是鐵板一塊，它現在看捷克看得不順眼，看匈牙利不順眼，看波蘭不順眼，說這些地方的民主都出現危機了。歐盟碰到了英國”脫歐“，在很多重大國際問題上跟美國又出現矛盾，看中國也不太順眼。從我們的角度看，我們跟他們的關系有很多矛盾，但它碰到的麻煩更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機會其實是蠻多的。你有那麽多的不確定性的東西，我們給你一個確定的東西，對改善中歐關系，是一個很好的機遇。

“一帶一路”開啟陸海融合新時代

從16世紀開始開啟了海洋時代，一直延續到現在。”一帶一路“如果做起來的話，也許就進入了陸海時代，而不僅僅是海洋時代，這是一個很大的戰略性轉移。這個轉移是很重要的。我們以前老是往中國的東邊看，西邊有那麽大的腹地，那麽大的大陸，一直延伸到整個歐亞大陸，連接非洲大陸，把地圖換一個角度看，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帶一路“的重要性在這地方，認識世界有一個新的方式，要擺脫海洋時代的束縛。

2017年，臨界點

2018年，新起點

從人類發展史的角度看，中國進入了一個臨界點。

新起點往前走有很多的困難，有很多不確定性，但是我們以前也是這麽走過來的，今年也會這麽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