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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意赴台
10月19日上午，解放軍主力開入長春。當時父親由擔架抬著和救護車護送著，被送到了哈爾濱。解放軍方面派了專門醫生和護理人員為他治病。鄭洞國被俘後，留在了大陸。他後期寫回憶錄裡提及這一段，意思是李鴻是在裝病。不過我媽媽和我外婆後來都說，父親當時的確病得蠻嚴重的。我外婆說，長春被圍時，城裡面沒有抗生素那一類藥，如果不是解放軍相救，父親的一條命就沒有了。
到了長春，父親認識了我媽媽。我媽媽馬真一畢業於長白師範學院（現吉林大學）音樂系。她是滿族人，正宗的鑲黃旗，說起來還是格格呢。她在父親擔任長春警備司令的時候與父親相識，後來經兵團司令鄭洞國當證婚人舉辦了婚禮。父親被俘時，母親已懷有身孕，後來在哈爾濱的戰俘營裡，母親生了我姐姐，父親為她取名“哈生”。
長春被解放以後，聽說林彪是希望我父親能加入到解放軍裡面，像60軍軍長曾澤生一樣——曾澤生後來打韓戰，打得虎虎生風。幾位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去看望過他，其中有第一兵團司令蕭勁光，同是湖南籍的肖華、何長工都來看他，想說服其為共產黨政權工作，在軍隊或地方任他選擇，享受解放軍高級將領待遇。但父親說：“絕不與國民黨兵戎相見，這是我做人的起碼原則。”他唯一希望的，是想解甲歸田，回老家種地，做一個普通老百姓——父親不願意中國人打中國人，不喜歡內戰，這是他一貫的想法。
1949年1月底，父親與鄭洞國等諸多在長春被俘的將領，從哈爾濱轉到撫順。幾個月後，他們各自選擇了自己的命運：史說、龍國鈞還有一個兵團副參謀長楊友梅等，被分配到解放軍的軍事院校去任高級教官;父親與彭克立、陳鳴人等人回原籍。當時鄭洞國也沒有接受安排，直到1952年才去北京。
父親回湖南途中路經北京，領導方面再次善意相勸，陳以利害，要他參加工作，無奈他去意已決。在北京停留數日之後，他乘車南下，回到長沙，與親人團聚。當時長沙還屬於國民黨控制，守城的是黃埔一期的陳明仁。當年陳明仁率71軍守四平街，曾與父親率新1軍新38師並肩作戰。此時此地相見，別有一番感慨。陳明仁邀父親協助守長沙，被父親謝絕。事實上陳明仁後來也在長沙起義。在長沙期間，父親閉門謝客，平時讀書、練字、整理戰史。到了1949年7月，長沙局勢急轉直下。解放軍已進駐東郊。父親帶著大哥李定一回到老家湘陰縣鄉間的李家大屋。
作為父親的老上級，孫立人一直牽掛著他以及部隊的情況。父親被困長春時，孫立人曾要求蔣介石用飛機送他去長春，親帶李鴻的部隊解圍，但被蔣介石拒絕。這時，孫立人在臺灣任陸軍副總司令兼臺灣防衛總司令，他派人多方打聽新1軍將領的下落。聽到父親與彭克立、陳鳴人、曾長雲這些他過去的舊部被釋放後，他派曾在新38師任諜報隊隊長的舊屬葛士珩尋訪李鴻。葛士珩由基隆上船偷渡至香港，再轉赴上海，奔長沙打聽李鴻下落。聽說父親已回湘陰老家，葛士珩又到湘陰李家老宅找到了父親。
另一方面，孫立人面見蔣介石，請求准許李鴻等人來台“戴罪立功”。蔣介石起初默然不語，後來問孫立人：李鴻丟了長春，又在共產黨那裡受訓多日，如果他是“匪諜”怎麼辦？孫立人回答說，他對李鴻知之甚深，願以身家性命擔保。
葛士珩找到父親後，給他看了孫立人的親筆信，上面只有寥寥數語：“立人已面呈蔣總統，並蒙總統明示，聯繫來台，共赴時艱。”這封信讓剛剛心情寧靜的父親又不再平靜。他聽說蔣介石對喪師失地但又回歸蔣身邊的黃埔同學不予追究。北平守將李文、石覺是李鴻前期的黃埔學長，李、石都曾列名傅作義的和平通電，並向中共交出本兵團的兵馬武器，隻身南返。但蔣介石並未處罰，反而召見慰問，並迅速發表李文任第五兵團司令官，石覺出任上海防守司令並兼湯恩伯京滬杭警備總部的副總司令官，重掌兵權，再掛帥印。
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老長官孫立人在臺灣正如日中天。他思考了很長時間，終於還是下決心去臺灣追隨孫立人。
1950年2月3日，父親化裝成商人，帶著母親、我外婆還有剛剛1歲多的姐姐，到了香港。當時很多國民黨將領寓居香港，包括衛立煌在內，知道父親的選擇之後，都勸他留在香港，不要去臺灣，他們說：你知道校長的脾氣，不要去做“張學良第二”！可是父親心意已決。
他們坐輪船到臺灣後，孫立人派人到基隆，將父親接到屏東，安排他們住下。當天晚上，孫立人邀請父親晚宴，兩人相見，父親情緒甚為激動。談到新1軍灰飛煙滅，兩人都感到很傷心。
父親很快給陳誠寫了一封信，詳細講述丟掉長春以及自己後來的經歷。但他一直沒有收到陳誠的回信，心裡不免不安。不久，孫立人帶我父親去看蔣介石，蔣介石告訴他們說過去已過去，不必再提，今後要好好做事。當時蔣介石當面告訴父親，給他兩個選擇：一是擔任新成立的成功軍軍長;二是擔任陸軍軍校校長。父親回到屏東家裡，聽母親說，那幾天可是賀客盈門，十分熱鬧。
誰知話說完不到一周，父親就被抓了起來。
身陷囹圄
1950年5月初，“國防部”派人從臺北來到屏東，告訴父親“上面召見”。母親也被要求同去，除了他們，還有陳鳴人夫婦以及彭克立等人——當時除了父親以外，葛士珩還找到在湖南的彭克立。當時，彭克立的妻子住院即將生產，彭克立留了一點錢給妻子，隻身取道香港搭船來臺灣。他打算在臺灣把生活安頓好之後，再接妻女來台。彭克立於4月底來台，抵台不久得知妻子在家鄉生下第二個女兒。可是6月，他即被捕。
接到通知時，父親已預感到這一去就會凶多吉少。果然，到了臺北之後，他們立即被押送到保密局。不久，曾長雲也被收押進來。最初被捕的是4個人，後來增加到8人、16人，都是孫立人在新38師和新1軍的將校級軍官，可知立案的最終目的還在於對付孫立人。
保密局指控他們是共產黨派遣來臺灣、策反孫立人的“匪諜”。在保密局，他們4人被隔離審問，受到殘酷的刑罰，包括坐老虎凳、用針刺指甲、灌辣椒水入鼻口……父親坐“老虎凳”後，雙腳幾乎廢掉。後來靠獄中難友扶助才能進行簡單的康復，慢慢恢復步行。毆打、疲勞審問，最終目的都是逼迫他們承認和“共黨”有聯絡，是奉“匪”命潛台工作。
在保密局關了一年多後，他們又被移到桃園南坎的保密局監獄，囚禁了3年之後又被移送到龍潭保密局監獄。這是保密局新建的牢房，卻起了一個文雅的名字——臥龍山莊。包括父母在內一共16人都被關在這裡。
我媽媽被抓走的時候，已經懷了我。我是1950年10月20日在監獄裡出生的。那裡並不是一般的監獄，是關所謂“自己人”，就是情報局自己施“家法”的地方，裡面關的都是一些大人物，比如蔡孝乾（注：也叫蔡乾，中共潛伏特工，1950年1月被國民黨逮捕後供出了在臺灣的所有地下成員名單資料，包括朱楓以及職務最高的國民黨“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等）、吳石等所謂的大匪諜關在一起。不過在我出生之前，吳石已經被槍斃了。
同案者不關在一個房間裡，但可以見到。白天他們被允許走出囚室，在庭院裡走動，但不能走出大門。他們可以在經過彼此的牢房門口時匆匆打個照面。同監的還有幾個軍統人員，像黃埔六期的喬家才、王功鎏，還有因寫《殺陳誠以謝國人》而得罪陳誠被關在這裡的龔德柏。裡面有真正的中共地下黨，也有被誣為“匪諜”的。時常有人被拉出去槍斃，有的臨死前高喊共產黨口號，有的則大聲喊冤……
被關在這裡的成員複雜。軍統高幹喬家才也被關在這裡。喬伯伯在軍統當中資歷很老，他出身山西大戶人家，當年是熱血青年，不從事家族生意非要從軍。後來做到保密局北平站站長，和毛人鳳資歷相當。喬伯伯個性耿直，得罪了毛人鳳。戴笠死後，毛人鳳怕喬伯伯搶他的大位，誣告他貪污。他在北平被逮捕入獄，隨後五花大綁押送到臺灣。本來毛人鳳還要把他槍斃的，據說是蔣介石下手令留了他一命。喬伯伯跟我們關在一起，獄卒們對他十分客氣。出獄後，他寫了很多文章，也出版了自傳《關山煙塵記》，後以90高齡在睡眠中離世。
母親臨盆時，獄方沒有帶她到外邊的醫院，而只是把她帶到牢房附近的一個小空屋做臨時產房。他們在外邊找來一個護士為她接生，接生的醫療工具很簡單，護士的態度又不好。媽媽生下我之後，護士為她縫合傷口時，也不打麻醉，媽媽痛得難以忍受。因為在產前產後，她都要做粗活、擦地板，用冷水洗衣服，造成媽媽後來長期的關節疼痛。洗過的衣服，只能掛在牢房裡靠窗的地方，讓風吹幹。父親與母親見不了面，他知道生了個兒子，獄友們建議他給我取名“獄生”——我後來被改為“定安”，意思是將來一定能平安走出黑牢。李敖先生曾說：李鴻的這兩個孩子，一個生在共產黨戰俘營裡，“哈生”，一個生在國民黨監獄裡，“獄生”。想起來，這真是國共鬥爭下莫大的諷刺和悲劇！
後來最好奇的是，對政治沒有一點概念的母親，怎麼會被控為“匪諜”被關了7年？父親後來告訴我，1948年，曾有《新聞天地》一記者來長春，說是要採訪國軍整備情況，實際上卻是要求父親給一筆跑路費。當時長春被圍，情況惡化。父親沒有答應，那位元記者恨恨走了。國民黨失去長春以後，這個刊物登出來那個記者寫的文章，說長春的淪陷，是因為“匪諜”馬真一給李鴻軍長打了一個毒針，導致他患了傷寒而臥床不起，最後不得不投降。臺灣的一些書，包括當時在五六十年代欽定的《大陸是如何失去的》，竟也引用這篇報導，說是我媽媽拿了一個毒針給我爸爸打下去，威脅他：你現在要替我們人民立功。說我媽媽是共軍使用的美人計、匪諜，埋伏在他身旁。我母親在判決書上的罪名是“知匪不報”，那時候在臺灣是一個很重的罪名，要關你多少年就關你多少年。
媽媽後來也多次談起，保密局的人其實查得非常清楚，知道她對政治、軍事一竅不通，壓根兒不是什麼“匪諜”。媽媽雖然沒有遭受酷刑，但是被打耳光。審訊她的人說：“你知道我們為何只抓你而不抓其他人的老婆？因為你受過高等教育！你識字，她們不識字！”
我就是在監獄裡長大的。原本他們是想把我們一直關在這裡的。關到第7年的時候，母親抗議說，孩子該讀書了。這樣才開了一個庭，把我們放了。我被關了7年2個月。
過去的很多事情我都不願意提。所謂的“白色恐怖”對我來說不是陰影，是深深的傷害。我能記事的時候，偶爾會在某一天一大清早，進來幾個大漢，把牢房裡的難友像抓雞一樣抓出來——我們的牢房都是一小間一小間，牢房的門低矮，進去是要俯身鑽過去的，就是要羞辱你——我記得有一個中年女子，身穿旗袍——我至今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一見獄卒就知道大事不妙，雙腿頹軟，幾個人三兩下就把她架走。接著大門砰然關閉，過了一會兒，就聽外面“砰”的一聲槍響，一個好好的人就這樣永遠不會再見到了。這是我親眼見到的，這樣的經歷一再出現，怎麼會對我的一生沒有影響呢？！曾經有很多媒體想要採訪我，我都不願意重提往事。雖然過去也讓我很憤憤不平，但是現在好不容易有種走過亂世劫後餘生的感覺，就好好活著吧。
蒙冤
後來“中央研究院”的朱浤源博士給我看了一整份1950年蔣介石對父親案件的批示，上面寫：“此案未呈閱，待閱後再定。”蔣的手下把李鴻抓走，關了好一陣子了。用現在的說法，“羈押期滿”，再關下去總得要給個說法，起碼下面軍法單位的人沒有辦法，只能寫個簽呈上去，意思是問老蔣該怎麼處理，如果是“匪諜”就得槍斃。老蔣這個批文是在裝傻，好像在：“你們這些人是在幹什麼，我說過等我瞭解以後再說，你們搞不懂嗎？怎麼玩忽如此。”下面的人才知道原來蔣介石根本是殺不下手，想把這個抗日有功但剿“匪”無力的學生打入大牢不要處理，讓他就此人間蒸發。
我後來想，在長春被圍的時候，蔣介石大抵是希望李鴻能像邱清泉、黃伯韜這一類的黃埔門生，兵敗就“自裁”在沙場上，然後給他樹立一個“烈士”的貞節牌坊，當個好樣板。老蔣當然會這麼想：李鴻、廖耀湘、鄭洞國，你們幾個戍守東北的將軍，兵敗而沒有“殉國”，實在太令我失望了！我原來這麼重用你們，你們又是我學生，現在要你們殉國的時候，一個個都貪生怕死——“貪生怕死”這4個字，是後來明明白白地寫在對李鴻的起訴書上的。你們沒有死，現在來臺灣了，我又實在黑不下心把你們殺掉，因為我知道你們不是“匪諜”——如果李鴻真的是“匪諜”的話，像吳石、朱諶之（注：即朱楓）那樣，很快就沒命了。諷刺的是，敗走臺灣的人心裡都明白，丟掉大陸的責任，哪裡是幾個將軍扛得起來的？後來在我父親的葬禮上，有幾副對聯是這樣寫的：
“統帥有權丟大陸，自可複職;將軍無力保孤城，當然坐牢。”
“誰敢講，統帥無能，整個江山丟棄盡;人皆說，將軍有罪，剩餘生命未拼光。”
父親一直不承認是受中共指派來台策反的，漫長的歲月裡，除了在軍法處曾開過一次草率的庭訊外，他們這幾個人從來沒有收到起訴書、沒有開庭審理。所以父親他們是“不殺不審不判不放”，一直被關在黑牢裡度過漫漫歲月。那個黑牢，即便是臺灣當地人也沒幾個人知道。地處偏鄉，四周都是田，它像一個戒備森嚴的城堡，高牆纏繞刺鐵絲，持槍衛兵把守鐵門，外邊人只知道是一個公家機關，大門打開吉普車進去之後裡面就是另一個陰森森的世界。可能蔣介石到老了自己都忘了還有那些被他犧牲的棋子關在裡面。蹲進黑牢16年後，1966年，軍法局方以“棄守長春”為罪名起訴，判處李鴻無期徒刑。
喬家才在那裡關了10年才被放出來。他後來親口告訴我，他出來以後，想去找能講上話的人，跟老蔣求個情，關了李鴻十幾年，應該放了。可是思來想去又都不敢輕易動作。喬叔叔說他們怕提起這事，那個老糊塗的反應是：“什麼，李鴻還活著？”然後紅筆一揮：“槍斃！”那樣的話救都救不了。我看過蔣介石紅筆簽過的字：“留之何用，槍斃！”明明下面人呈上的公文是判了幾年，他用紅筆劃一個大叉，“槍斃！”簽下去這個人就完了，明明下面人想救他，結果適得其反。
父親是1950年被抓的，孫立人當時還沒有被軟禁，至少從表面上看，他還正處於如日中天之時。後來很多人也問：孫立人為什麼不出面力保李鴻？
1998年3月5日，臺灣“立法院”為“孫案”舉辦了一個公聽會，主持人是“立法委員”謝長廷和謝聰敏，當時谷正文、李敖和孫家子女都在。谷正文在臺灣被稱為“活閻王”，當時是很會抓“匪諜”的保密局地下局長，剛好他的兒子谷驛和我是大學同學，在一次華航空難中不幸殉職。谷正文當時起立發言說：我以前在主管“肅諜”，李鴻這個案子我是知道的，我相信他不是“匪諜”。李鴻將軍自上海保衛戰之後，就一路跟隨孫將軍，前後20多年。李將軍既然被誣為“匪諜”，那時候孫將軍還當陸軍總司令，孫將軍為何沒有辭職以力保李將軍？當時孫家子女，還有孫立人的侄孫孫善治都在場，會場鴉雀無聲，場面有點尷尬。
散會以後，孫善治過來跟我說，情治人員當時恐嚇孫將軍，如有任何救援行動，他們將會先下手立即斃了李鴻等人。所以孫將軍也不敢有所動作。另外，當時孫將軍已經逐漸被削弱，其實也沒有多少實權。
父親的屬下袁子琳來看我們的時候，我也問這個問題。他有不同的見證。他說，1950年，李鴻即將被捕的消息傳出，孫立人也在場，他非常憤怒。席中甚至有部屬說大家要和蔣家拼了。但是，反而是父親很冷靜地制止，並交代了後事。袁子琳分析說：孫將軍、李將軍都是標準的軍人，不搞政治，卻因此而得罪了某些人，甚至某些當道，所以才有這個下場。他還告訴我，宋美齡曾經推薦某個親戚進入陸軍總部服兵役，以免被派往危險的金馬前線。這名親戚本人更親自來到鳳山，但是被袁子琳代替孫立人拒絕了。後來宋美齡更親自引薦，但是袁子琳說，“還是被我們拒絕了”。孫系人馬如此“不識時務”，乃至於被當局排擠，由此可想而知。孫將軍在1955年被罷官軟禁，直到1988年才恢復自由。現在看來，“李鴻案”正是“孫案”的前奏。當年，父親與陳鳴人、彭克立等稅警4團和新38師的能征善戰的軍人來台，在那些要把孫立人搞掉的人看來，這是為虎添翼，一定要剪除掉。炮製李鴻等人“匪諜案”，既可剪除孫立人的羽翼，又為整肅孫立人製造口實，可謂一箭雙雕。
當年孫立人下面還有另一位得力幹將——唐守治。唐守治屬於孫立人這一系列裡比較高階的，很早就被蔣經國“吸收”去了，所以他扶搖直上，一直做到“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到了臺灣以後，新1軍的主要幹將大多集中于屏東和鳳山。比如我們住的屏東這個眷村裡面幾乎全都是孫立人以前的部下。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知道，裡面有一些被蔣經國“吸收”了——我們叫“細胞”，作為眼線替蔣家收集情報並監視其他人。
唐守治後來是怎麼從高位跌下來的呢？聽那些父執輩說，有一次他未經核可就把派駐臺灣南部的嫡系部隊調到北部，讓蔣家起了疑心：你想幹什麼？大概骨子裡還是不太相信他，因為他畢竟跟隨了孫立人很長一段時間。另一方面，孫將軍其他的部下都跟他斷絕來往，根本瞧不起他。他自己必定也相當難過。雖然不能說是“背叛”或“出賣”孫將軍，但他當時所作所為起碼是不合做人的義理的。臺灣有句形容這種情形的俗話，“切西瓜偎大邊”，有幾分趨炎附勢的意思。唐守治的兒子不學好，與另外一對兄弟拿槍去搶一個名歌星，跑到人家家裡，把人綁起來，問銀行的帳戶，搶到一筆鉅款。這個案子很快就破了。因為那時臺灣是戒嚴時期，施行軍法，結夥搶劫是唯一死刑。有人向蔣經國求情，說這是唐守治的兒子;蔣經國聞之大怒，說這種東西留他幹什麼。就這樣三個年輕人都被槍斃了。唐守治的太太據說好賭，加上兒子又出大事，他可能感到人生無望，先是拿槍把他老婆打死，然後飲彈自盡。那一天正好是蔣介石去世。各大報紙頭版頭條，連篇累牘地說蔣“崩殂”;而唐守治的死，只縮在小小的一角，不到50個字。
彭孟緝和唐守治一樣，同是父親黃埔五期的同學。當時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是“二二八”事件的所謂劊子手之一，因為濫殺了一些臺灣士紳而被稱作“臺灣屠夫”。我爸爸出事的時候，正是他在小蔣面前最得意的時候。我父親出事的時候，包括我父親後半生的落魄，包括他出獄後的生活，這些人沒有一句話的關懷、一個電話的問候，什麼都沒有，避之唯恐不及。甚至有傳言說，黃埔一期的學長黃傑曾向老蔣建議槍斃李鴻。不過回想起來，在那個時候風雨飄搖、兵荒馬亂的時代，那些蔣家近臣不對我父親落井下石就已經很不錯了。蔣經國是1988年1月去世，父親是8月去世的。他去世的時候，這些黃埔時期的學長與同學，像是黃埔四期，曾同在一個連隊，跟他借過錢的“國防部長”高魁元等等，沒有一個出面致悼的。
(明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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