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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缺乏民主精神嗎？不見得。中國古訓講“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承認旁人之精神，何等明白？還有中國最講禮讓，其一種尊重旁人之精神，充分可見。既然有此一根本點，則其餘四點，相隨而來，尤其富有第三點“講理”之精神，俗語“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即其明證。然而“民主”何以現在竟為一新鮮之物呢？我的回答是：中國人雖不缺乏民主精神，但他自古缺乏集團生活。集團生活，家族生活，同為最早人群所固有，但西洋人則偏趨於集團生活之路，中國人則偏趨於家族生活之路。
由於缺乏集團生活，故缺乏團體內開會取決多數之習慣——民主之第四點。由於缺乏集團生活，故缺乏團體不干涉個人自由之習慣——民主之第五點。換言之，中國所最缺乏者，是“政治的民主”。今天感覺新鮮者，亦只是“政治的民主”而已。乃至在政治民主上，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則，中國亦只缺乏民治（by the people）制度而已。
關於此層，梁任公先生《先秦政治思想史》裡面說得很明白，關於中國人缺乏集團生活一層，在我的《中國文化要義》一書裡，言之甚詳。這裡只說幾句。
中國人的社會生活顯然可見有下列四大短處：
第一是缺乏法治精神：亦即事事不按照法律來辦，執法的精神不夠，而且很容易徇情。外國人則比較守法，這就為外國人平素過集團生活，凡事在團體內，都一律辦理，不能通融。團體人多時，非此不可。但在家庭之中，則一切情形，就要兩樣。有老，有壯，有少，有男，有女，有親疏，遠近，種種不同，應該要分別辦。
第二是缺乏紀律習慣：所謂紀律習慣，是在人多的時候，能夠有條理，有次序，並不因人多而紊亂，儘管人多，行動起來，還能敏捷，迅速，這就完全靠的是紀律。例如火車站，汽車站，電影場的賣票，在西洋人，凡是遇到這種事情，都要買票，依次辦理，沒有爭先恐後的情形，中國人則不會有很好的秩序，這就是紀律的習慣沒有養成。
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南京國民政府，召集第二次內政會議，出席者除各省民政處（廳）長外，還邀請各界專家，在會上討論到如何開鄉鎮保民大會等情形。當時，江西省主席兼民政廳長熊式輝就說：“不必要開什麼鄉鎮保民大會，會決開不好的。”晏陽初先生也是被邀請的一個，馬上立起來說：“我知道你們那裡開會是開不好，因為你們沒有辦平民教育。”熊式輝又說：“不只我們 江西人開會開不好，就如我們中央委員開會，也都開不好。”
習慣之養成在平素，非短期教育所能為功，中國人，雖大學畢業者，一樣開會開不好，這就是缺乏紀律習慣和組織能力。
第三是缺乏組織能力：晏陽初先生曾對我說過，有一個美國人向他說：“一個中國人是聰明的，兩個中國人就蠢笨了。”這是說明中國最缺乏組織與合作。
河南胡石青先生，曾遍遊全球大陸，到過很多國家，見聞極廣。他回國來述說他見聞的結論：“華僑的天份高，日本人及當地土人，逐處都趕不上，中國人行行都出色，雖強盜乞丐，亦為外國人所不及，在墨西哥，就有一華盜，非常出名。惟華僑，勿論作甚麼，都是他個人本領的表現，而不是組織的能力，不能群策群力。”所以在華僑自身無組織，政府不知保護的情形下，中國人常常仍受日本人與土人的欺負。
何謂組織能力呢？組織能力是比紀律習慣更高的能力。習慣是可以被動的養成，如訓練壯丁，可以把他們訓練得有紀律，但還不能訓練到使其有組織。組織是大家合攏起來，每一個人都不卑不亢，很耐煩的商量辦事；商量之後，能夠有所決定，而且痛快的執行，這是為中國人所最不易見的。
中國人有兩偏，一是我作主，一切聽我的；一是聽人作主，自己甘於被動；最難得是不卑不亢，大家合攏 來商量辦事。譬如“五四”運動，其時我正在北大教書，當時學生運動，是很有名的，但學生會就組織不好，表面學生會轟轟烈烈，但裡面有一個現象，就是其中熱心者，可以廢寢忘食，這就是大家都讓他作主的時候，一旦他的主張遇到阻礙，大家不聽他的，馬上就消極得一切不管，這就是缺乏組織能力的證明。
從前在鄒平，我的一個朋友作實驗縣長，他跟我說：“中國人，真是沒有辦法。我有時下鄉，看到地方應該要辦的事，就集合當地民眾，叫他們來商量，但總是商量不攏。末了只得由我從他們的幾個意見中，採取一個辦法，但辦起來，很不痛快，因為那些意見未被採取的人，消極抵制之故。後來旁人告訴我說，當初不應該要他們商量，乾脆叫他們辦就好了。”這就是中國人缺乏組織能力。
這種耐煩商量的能力，互相讓步的雅量，是團體中作一份子所必要者。既不是作皇帝，亦不是作順民。有一個人說一句刻薄話說：“中國人不是作皇帝，就是作順民。”其實中國人，都是皇帝，也都是順民。當他在家裡關起門來就是皇帝，出了門非常容易馴服妥協，豈不是一個順民？總之，剛好不能夠有組織能力，不能作民主團體生活中的一個人。
第四是缺乏公共觀念：如合作社社員，對於合作社，政黨黨員對於政黨，地方人對於本地方，國民對於國家，這些都是公共觀念。大體上說，集會結社之事，在中國從前本來很少，所以對於團體觀念，中國人比較缺乏。五十年前，梁任公先生提倡維新，著有《新民說》一書，他說：“中國想建設一個新國家，必須先要有新民；新民是不同于舊時的中國人，必須要具備幾個條件，最必須的條件，就是公德。”中國人過去太重私德，缺乏公德，父慈子孝，都不外乎是私德，但如何為公共服務，就不講求。反之西洋卻處處是團體。
此四大短處，全從一根本事實演來，此根本事實為何？那即是家族生活偏重（正面）集團生活缺乏（負面），此一事實在中國自古迄今一貫到底，未曾改變。
所以若問：中國人究竟缺乏甚麼？我答：“缺乏集團生活。”
2018/9/19
本文摘自梁漱溟，《中國文化的命運》（第三版），文化藝術出版社，2016年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煥鼎，字壽銘，又字漱冥，後以漱溟行世。中國現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主要著作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鄉村建設理論》《中國文化要義》《人心與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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