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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於《歷史學家茶座》2009年第一輯，原標題為“郭沫若和秦始皇”
有人插話：“秦始皇焚書坑儒。”毛主席立予駁斥：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
讀中學的時候，我最崇拜的人是郭沫若。我崇拜他的詩，烈火一樣燃燒的句子、大海一樣翻滾的激情，狂奔的天狗、涅槃的鳳凰，無不令我心馳神往。我崇拜他的戲，燕市擊築的高漸離、竊符救趙的如姬、捨身殉師的嬋娟，個個使我如醉如癡。在我幼小的心靈裡，郭沫若就是中國的拜倫、莎士比亞。
五六十年代：艱難的轉彎
出乎郭沫若的意料，他的摯友、導師、心中的太陽毛澤東，卻鍾情于秦始皇。其實，這資訊早在重慶報紙發表《沁園春·雪》的時候，就已經透露出來了。但那時二人的關係尚屬諍友，郭的《甲申三百年祭》還被毛主席列為延安整風文獻之一。儘管郭文的原意是惋惜正直的知識份子李岩被殺，指出李自成失敗的原因是重用權臣、驍將，不用知識份子，為此他甚至想寫李岩和紅娘子的悲劇，以警後世。但毛主席卻從文章中總結出“革命勝利後不能驕傲”的歷史教訓。文章雖說見仁見智，可毛主席把郭沫若的史論當做革命的鏡子，卻是不爭的事實。 有此一層關係，郭沫若罵罵秦始皇也就不會感到有什麼不便了。
五十年代，情況發生了變化。右派知識份子向党的倡狂進攻，使毛主席進一步理解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良苦用心。事情是由範文瀾的一篇文章引起的。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主席說：
這篇文章引了許多事實證明厚今薄古是我國的傳統，引了司馬遷、司馬光，……可惜沒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張“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個厚今薄古的專家。
這時有人插話：“秦始皇焚書坑儒。”毛主席立予駁斥：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
如此明確地肯定秦始皇，而且是以和歷史學家範文瀾對話的方式發出來，並且點名民主人士“罵我們是秦始皇”，這不能不使郭沫若驚悸。於是，他開始了艱難而又苦澀的轉彎。
六十年代初，郭沫若出版了《讀〈隨園詩話〉劄記》。全書凡77條，其中第8條就是《論秦始皇》。在《詩話》中，袁枚曾對羅兩峰的詩“焚書早種阿房火，收鐵還留博浪椎”，擊節稱妙。郭沫若駁斥袁枚：“何妙之有？”
先駁焚書：
以焚書而言，其用意在整齊思想，統一文字，在當時實有必要。然始皇所焚並不多，書多藏在官家，民間欲學書者可就官家學習，此猶今之圖書館也。
次駁收鐵：
秦始皇收天下兵器，……所收者乃銅而非鐵。
故始皇毀兵，在中國為銅器時代向鐵器時代之過渡。且毀兵器而為鐘，不更有偃武修文、賣刀買牛之意耶？
“普天四海大燒其書”變成了辦圖書館，為彈壓民眾所採取的“收天下之兵”竟成了“偃武修文”的創舉。為了轉過這個艱難的彎子，郭沫若可謂煞費苦心。
1963年3月，郭沫若和翦伯贊在廣西不期而遇。翦將途中所作之詩錄請郭沫若斧正，郭遂將“雄才千古說秦皇”，改為“雄才今日識秦皇”。他是這樣解釋的：
因為古來都是罵秦始皇的，由毛主席的《沁園春》才把他肯定了。這樣說也和老兄的“不到靈渠岸，無由識秦皇”，扣合起來了。（張傳璽《新史學家翦伯贊》）
雖然都是迎合，郭比翦顯然高了一籌。“古來都是罵秦始皇的”，輕輕的一句話，既蕩開了郭沫若當年的“錯誤”，又擺正了文人和領袖的地位，郭、翦二人目睹靈渠之後方才認識的雄才，偉大領袖早在幾十年前就肯定了，史識之高下盡在不言之中。不久，郭沫若又在記遊詩中寫出：“秦皇畢竟是雄才，北築長城南嶺開。”用以和翦詩酬答唱和、聲氣相應。至此，兩位史學大師在秦始皇問題上，終於和偉大領袖取得了一致，咸與維新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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