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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17
民國109年5月9日曾群芳後人曾建元、曾士珍、曾令曦等訪問廖運潘、姜麗芝夫婦於臺北市士林區名山里雨聲街宅邸。（曾薰慧攝影）
我們是臺北高商同學
日本時代在臺灣總督府臺北經濟專門學校（原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讀書時，日本學生占多數，所以臺灣人常常被欺負，打也打不過他們。那時臺灣人口有600萬人，日本人不到40萬，原住民不到20萬人，剩下約550萬左右是臺灣漢人。但考試時，日本人和臺灣人的錄取比例是3：1。三班中，兩班是日本人，只有一班臺灣人。報考的人當中，日本人約100人，臺灣人至少是日本人的五到十倍，所以臺灣人的錄取率非常低。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也很難考，尋常科只有一班，每年只有一或二個名額給臺灣人。日本人多，自然會欺負臺灣人。
現在的人可能很難想像，臺灣人講的日語聽來很滑稽，因為臺灣腔很重。很多人是從公學校畢業的，都是鄉下口音。曾群芳很厲害，他的日語幾乎沒腔調。我那時曾想報考臺北帝國大學預科，同樣是高等學校，我的成績和操行都不錯，也有日本名字武田榮次，但他們根本不收臺灣學生，我報考資料寄出去就被退回來。所以在當時這樣情況下，曾群芳和我都能考上經專，真的很難得。
日本學徒兵生涯
我們一考上臺北經專沒幾天就去當學徒兵，在臺灣13862部隊。我們共有九個中隊，經專學生分在兩個中隊，曾群芳在第六中隊，我在第二。一開始是為了美軍登陸時能夠和他們作戰而成軍，但後來勤務都改為勞動，分發到海邊做碉堡或去修飛機場。兩個中隊共300人，每個中隊下有三小隊，一個小隊50人。曾群芳的第六中隊不知道去了哪，我們則是去了新竹州桃園郡大園庄埔心、蘆竹庄山仔腳、臺北州七星郡汐止街，在汐止時一度被抽調到臺北州海山郡板橋街三楓竹部落那裡挖大漢溪河床沙石，運土列車早晚各一班次，每天會來兩趟，將滿滿的砂石運往松山填補機場跑道。
在埔心時，我們駐紮在一處破廟裡。日本時代，因為皇民化的關係，除了佛教之外，所有廟宇都被廢掉，廟裡的神像都被拿走。美軍軍機偶爾會來嚇你一次。他們都飛得很低，到目的地的上空才掃射，但都只是嚇唬而已，不會真的炸人。日本人沒有雷達，是聽電波探視器偵防的。有一次，降落傘炸彈往下散，掛在大樹上掉不下來。大家都怕死了，就趕緊疏散，找步兵來處理。
曾群芳應該是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就讀時去現稱新豐鄉的新竹郡紅毛庄服役的。經專入伍時到過蘆竹，終戰時是駐在汐止公學校。我和曾群芳沒有遇到過。曾群芳是用日文名字曾我信重，加上講話沒有腔調，我以為他是日本人。所以當兵時，我還不認識他。
在汐止大尖山區挖防空洞和蛸壺只是決戰的假象，日本當時已經自知戰敗了，仍準備要來對付登陸的美國兵。登陸一定會從基隆河岸進入臺北，所以就在沿路挖蛸壺。每個蛸壺小小的，十米之間就挖一個蛸壺，蛸壺和蛸壺之間再挖一個大蛸壺，一個人可以挖三個蛸壺。蛸壺像游擊坑，我方的戰術是，美軍戰車開過時，埋伏把磁鐵炸彈黏到車側，就趕快跑下蛸壺去躲。我們在第二線，將近兩個多月都在做這樣的事情，都是要用來打游擊的。有一天，我們在高處挖洞時，下面有老兵在叫：「我們輸了！」我們不太相信，問他是真的嗎？「渾蛋，這種事能開玩笑嗎？」天皇已經宣布戰敗了，所以後來大家就不挖了，每天整理武器器材等交接那天來臨。日本人很乾脆，輸了就輸了，他們的步槍上有天皇菊花紋章，會先用硬的石頭把它磨掉，交給我們時還叮囑：「這是天皇的舊槍，借給你們，請好好地收著。」我當兵時每個月薪水18元，可以買綠豆湯，一碗一塊，一下可以吃十碗，18元兩三天就用完了。部隊解散時，也發了獎金18元，等於是多了一個月的錢。當兵時配給的飯都是經過處理的半糙米，份量不多，而且營養不良，所以我們每天都像餓鬼一樣。洗澡都在河邊，到處都有溪流可洗，但那時營養不良又太疲勞，不一定會洗。到最後連牙刷也不知道跑到哪，牙粉用完就沒了，乾脆也不刷牙了。
日本天皇投降時，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談不上高不高興。只是覺得美軍如果登陸的話，我們必死無疑，沒登陸就不用死了。
戰後初期的校園生活
我們考上臺北經專時，是先報到才分發到部隊。當時的學生只留幾個分隊在學校，但1945年8月大戰結束後都回到學校，由中隊指揮部的兩位教授杉浦治七、鹽谷巖三通知大家9月11日開始上課。開學時，日本期制，直到畢業為止都還是維持三個學期。中間歷經1947年二二八，到4月1日時，那8位老師都被遣返了，因為中國國民黨政府怕他們煽動。
戰後初期有一天，被日本人欺負過的臺灣學生，曾把日本人一個個拉出來揍，叫做鐵拳制裁。我那時不在場。因為瘧疾的關係，學期中幾乎很少在上課，加上我那時住姊姊繡英家，所以和曾群芳很晚才認識。
臺北經專的課程全都是必修，沒有選修。週一到週五每天六節課，週六四節，一周共有34節課。我們沒有教科書。老師講課時，重要的地方會寫在黑板上，有的則照稿唸。曾群芳那時在打曲棍球。有一天，我去看他們打曲棍球。他打完後，坐在我旁邊。我們那時已經認識。曾群芳很黑，綽號Kuro，我對他開玩笑說：「欸，你還不是最黑的，不要太悲觀。」沒想到他大發脾氣。我脾氣也不太好，沒看過人這樣。我說：「你是不是客家人？」他回我：「關你什麼事！」我說：「客家人就是愛發脾氣。我是客家人。」我說他黑並無惡意，曬黑看起來很健康。我們那時都很瘦，當兵很累，吃的都是鵝鴨吃的蕃薯，不是人吃的，放在大鍋裡煮，只加鹽巴，煮起來黑黑的。胖和黑代表健康，可能那天他打輸球才亂發脾氣吧。日本時代的學生講話都很粗魯，有點故意。所以到老時，我跟曾群芳講話都還是這樣，彼此不太客氣。
那時曲棍球並不流行，沒什麼人在打。大概只有三所學校有曲棍球隊，臺北經專、臺南長榮中學校、和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及附屬醫學專門部，所以通常他們都是在學校自己分兩隊比賽。曾群芳他們沒老師教，也沒有學長帶。我們入學時，本科三年級只有三個學生，其他人都去當兵了，甚至跟著部隊回日本去，所以我們做什麼都沒有學長帶。戰後二年級有二十幾個學生，我們差不多七八十個，全校本科頂多130個學生。他們打曲棍球都是自己玩，打得亂七八糟。
在臺北經專時，大家的功課都差不多。日本人的考試只要有唸書就好，一點也不會刁難。難是難在外省人來之後改制為臺灣省立臺北商業專科學校階段的《歷史》、《地理》、《三民主義》、《國文》、《國語》等科目，這些比較麻煩。我們的《地理》老師叫瞿荊州，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但不會講日語。可能他離開日本太久了，我從沒聽過他講日語。他在教我們中國地理時，大概自己也不太懂，加上上課都講上海話，我們國語都聽不懂了，根本沒人聽懂他在講什麼。他講地圖都講「底嘟」，所以學生都叫他「底嘟」。有一天，他大概發現大家不喜歡他，聽不懂不甩他，偷睡覺，突然大發雷霆。後來一次隨堂考試時，離下課還有三十分鐘，大家互看，突然就通通溜掉了，讓老師很沒面子，隔週他就不來了。教我們《國文》和作文的老師是雷石榆，也是留日的，在中央大學經濟科肄業，他的日語也不太好。他被認為思想有問題，情勢還沒很嚴重時，就被帶去基隆遣返中國大陸了。
光復後，我們開始學國語。一開始，有位很有名的日本老師，叫香坂順一。他在光復時，寫了四卷《華語自修書》，發了一點小財，回日本後還變成北京話權威。當時，合併教室可容納一百多人，日本人還沒離開，大家都搶著要聽他的課。但約一個月後，第一批被趕走的是他和本橋春光等另二位也是教北京話的老師。三位日本人是最早被趕走的，因為中國人來，就不需要日本人教國語了。接替香坂順一的，其中一位叫齊鐵恨，但教沒多久就離開了。
二二八和地下黨
騷亂是2月27日開始的，二二八那天我們都還在上課。教我們《經濟學概論》而正在講經濟思想史的老師伊太知良太郎說：「法國革命時巴黎索邦大學（Sorbonne Université）沒停課，所以我們也照常上課。」那天，學校六堂課都上完了。外面市面上的大鼓聲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行政院現址）的槍聲我們都聽得到，只是沒人注意到是槍聲，以為是鞭炮作響。下課時，學校派工友高天送通知我們外面發生的事情，要我們趕快回家。我還跑去新高堂書店／東方出版社買書，看到新臺百貨公司（前菊元百貨店）上面有東西丟下來，下面在燒。我避開那裡，走去延平北路太平町親戚九叔林能安家，才被詳細告知，第二或第三天晚上就戒嚴了。我跑到巷口去，看到路上都是荷槍實彈的軍人，大概麻煩了，就騎腳踏車去北投找我弟弟運淮，到3月2或3日火車有通才回家。所以關於二二八詳細的事我不太知道。我們出來時，碰到一些學生，都有去中山堂聽演講。聽說中國兵會從新竹開上來，所以學生準備組織義勇軍到新莊龜山去攔截。學生當時沒武器，打算徒手應對，我則擔心被捲進去。
國民革命軍來臺接收時，我去到淡水迎接他們。他們是搭帆船過來的，從帆船下來時，破破爛爛的。他們的步槍有些是從日本接收的，其中一部份聽說還是軍閥時代的，都很舊，但只有三分之二的人有武裝。他們背著紙做的傘和扁擔，可能裝的是糧食和食器等，看起來很重的樣子。有人跟我說，他去幫國民革命軍扛了一樣東西，不知道是什麼，像竹子一樣粗粗長長的，黑得發亮。後來才知道那是枕頭，兩三人一起睡的。因為頭髮的油，枕頭又黑又臭。這種樣，難怪學生想跟他們拼一下。那時已經有點亂，所以我們的第三學期幾乎沒上課。
我和曾群芳在一起的機會很少，因為他的玩伴是陳英泰那些人，我的玩伴是客家人，而且都是附近住一起的。雖然我們倆的方向不一樣，但碰到時還是會講話，逗來逗去。有學生想要武裝起義，我是想，他們要用什麼名義去？沒有訓練也沒組織，只是烏合之眾，等於去送死，在學校唸書會比較好。和我常在一起的人沒像鄭文峰那麼激進。鄭文峰當兵時也不甩日本人，不怕死，也很敢打架。他的故鄉嘉義縣朴子鎮被槍斃了好幾個人。鄭文峰和我一起在臺大法學院商業專修科畢業後再插班經濟學系，我們平常聯絡不多，學校也很少點名，我是一天路過臺北車站時看到死刑犯槍決的公告，看到鄭文峰的名字，才知道他休學了，心中十分震驚和難過。
我沒發現曾群芳那時也有參與武裝起義。臺大商科畢業幾年後有一次，我在新竹縣竹東鎮上碰到他，我約他一起搭新竹客運到我住的北埔鄉，到的時候正好快中午，我說，「難得看到你，我請你吃日本料理！」我們走到餐廳門口，他突然不進去，說有事，要去番婆坑。我問他去那裡做什麼，他說他有親戚在那裡。我還是想留他吃飯，甚至想載他過去，他堅持不肯。後來我想，雖然那時他已經自新了，他還是怕連累到我和我岳父北埔姜家。我問過曾群芳，覺得那時他很不夠意思。他承認說他怕連累到我。原來是他爸爸曾鴻鈞在那裏打煤礦，所謂的親戚是他的爸爸。
當時，竹東、北埔被抓走很多人。我為了幫岳父姜阿新忙，在北埔住了十二年。我是民國42年2月離開臺灣銀行後移居北埔沒多久就遇到曾群芳。後來，我們永光股份有限公司的茶葉事業失敗，什麼都沒了，我就到臺北螢橋來投靠大姊繡英和姊夫詹梅谷。民國54年，曾群芳在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任職。某天，曾群芳和他竹南公學校的同學林健一來找我。那時我處境很慘，不知道未來怎麼走。我對曾群芳說：「很慘啊。」他說：「你本來就這樣啊！」我心裡想，欸，你這傢伙怎麼這樣講，好像我活該的樣子？！後來我想，其實我們從學生時期就這樣子講話了呀，鬧來鬧去，其實那感覺仍真實地存在。客家人的正義感特強，脾氣不太好。後來我才知道曾群芳也是客家人，原來是這樣。他看同學看不慣時就不甩人家，不想衝突就閃人。我後來才知道曾群芳被逮捕的事，他沒有告訴我。我在竹東見到他時，他穿著普通，完全看不出來他那時身邊發生了什麼事。他的事情我都是後來才知道的。他還提醒我寫書時不要寫他名字。
民國39年，我從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畢業後進高雄左營臺銀工作。那時陳英泰已經被抓走了，他是在銀行總行被帶走的。林從周也在臺銀上班，但我去臺銀時，他也被抓不在那兒了。很多人畢業後去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工作，陳廷裕也待過臺糖，他是很老實的人。
我去高雄的第一天，入住臺銀的三樓單身宿舍，第二天清早聽到鼓聲，探出窗看到槍斃場景，死刑犯被綁在卡車前，背上插牌子，正在進行槍斃前的遊街示眾。當時我心裡很感慨，對這個國家深感悲觀。
晚年的歌友
我和曾群芳後來比較常往來，是從加拿大回來後，部分因為參加綠水會的關係。2005年我返臺定居前，每年都會回來，每次一定會跟他去唱卡拉OK。後來，叫他來他都會來，但很少唱。他的好朋友鄭錦洲很愛唱歌，到最後幾年還是很愛唱，但一個人沒辦法唱，都會找他一起唱。曾群芳過世前一週，我才和他聊了很久的電話。我和群芳兄於四分之三世紀之交淡如水。
廖運潘口述，曾士珍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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