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丁雲鵬白馬馱經圖（局部）

在公元前後，佛教開始傳入中國，佛教美術亦隨之在中國發展。《後漢書》卷八十八說：“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晉袁宏《後漢紀》的記載與此略同；又《佛祖統紀》等書也記其事。傳蔡愔於明帝永平初遣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一說永平九年)，偕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當時以白馬馱經及白氈裹釋迦立像，因在洛陽城西雍關外建立白馬寺，並在寺中壁上作千乘萬騎三匝繞塔圖。《魏書·釋老志》說：“自洛中構白馬奪，盛飾佛圖，畫蹟甚妙，為四方式。”又說：“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台及顯節陵上。”這是中國最初自作的佛教畫，可惜已隨古建築而毀滅了。據此則造像、畫佛、造塔的圖樣，最初都是從印度傳來的。

山奇大塔

關於印度的佛教美術，現遺存者，如第一期的佛陀迦耶，第二期的巴魯特(Bhashat) 、山奇(sanchi)都無佛像，只有佛座和佛的足跡，以表示佛的存在。到第三期的阿摩拉瓦提(Amaravati)雕刻了佛像與佛足跡，兩者同時存在。到第四期的阿旃陀(Ajanta) 、犍馱羅(Gandahza)有佛像而無佛足跡，並刻佛傳，佛像有進一步的成就。犍馱羅為中國敦煌移民月氏人所建國都，取希臘所遺文化而光大之，故月氏佛教美術，獨具特色。

 

庫木吐拉石窟石窟壁畫

傳入中土，首達西疆。今存者有拜城縣克孜爾明屋壁畫，繪有佛傳及佛本生故事，庫車縣庫末吐喇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等，皆沿絲綢之路，東來而至甘肅，有敦煌鳴沙山莫高窟、永靖炳靈寺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安西榆林石窟、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四川廣元石窟以及江南攝山石窟等，石窟之數，不可勝計。全國造像、碑、幢之類，歷世殘毀頗多，今所保存，亦為世界之冠。在公元一世紀時，月氏成立貴霜王朝，繼續佔領西南高附，東南罽賓，以及整個犍陀羅。地當絲綢之路商業要衝，財力雄厚，貿易常用金幣。貴霜第三代迦膩色迦王，出於小月氏，其漢名的前面，有“真檀”二字(真檀與真陀，皆于闐之別名，月氏大部西遷，小部留于闐，迦膩色迦屬于闐小月氏) ，示其世系所出，其人雄才大略，利用佛教，向外擴張，當其與印王戰，勝利媾和之時，曾向印王索取佛缽及辨才比丘。佛缽以示傳法正統，辨才及高僧馬鳴，用以號召四方。建塔立寺，第四次結集佛經，始刊之文字。佛教經像，傳於中土，即自大月氏得來。而中國西部佛教藝術，亦以于闐、龜茲所保存者最多。敦煌、雲岡，馳名世界，實有由來。自餘朝鮮、日本等地，皆學於中國，可以不論。至印度所傳佛教經像藝術，當公元九世紀後，為印度教人、回教人所毀，幾於澌滅；賴中國所存經像，較為豐富，保持至今。

 

莫高窟北魏壁畫捨身飼虎圖

中國在佛教藝術上的成就，無論造像、繪畫和建塔等，都是在中國土地上發育成長的，它具有中國的民族風格。在初期西來的道路上，如新疆的克孜爾明屋壁畫和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畫，雖曾受有西來影響，但同一題材，內容和表現的方法都不同。印度的佛教壁畫在阿旃陀石窟中，表現不少娛樂場面，飲酒宴談，神通遊戲，菩薩人物裝飾富艷，婉變多姿，色彩鮮明。即降魔變這樣的題材，也佈置得如同演劇的場景一樣，使人並無畏怖之感。反之在敦煌北魏壁畫中，畫出了苦行的故事，如捨身飼虎、強盜挖目，人生如在地獄中，陰森可怖。大概在當時不斷戰鬥屠殺的年代中，人民求生無計，得不到快樂的生活，統治者又藉宗教來鎮壓人民，使其心靈上甘於服帖。在線條與色彩上，也是粗獷而強烈，看不出柔和與可親的感情，這是當時以宗教為實用主義的工具在美術上的必然反映。

 

莫高窟390窟隋代壁畫觀音像

但到隋唐統一時代，佛教美術就完成了中國化的進程。這個趨勢開始於隋唐以前。早在梁代，張僧繇善畫佛像，獨出心裁，創立了“張家樣”，佛像的中國化，從他有了很好的發展。其子善果和儒童，也善畫，並擅佛畫，能傳其業。善果畫悉達太子納妃圖，靈嘉寺塔樣；儒童畫釋迦會圖，寶積經變圖。在南北朝的後期，張僧繇的影響很大，有不少學習他的畫派。所謂“望其塵躅，有如周孔”，可見聲望之隆。他用簡練的筆墨，繪畫佛像。《歷代名畫記》說他“筆才一二，而像已應焉，因材取之，今古獨立。像人之妙，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佛教繪畫在中國的發展，當隋以前，僧繇是一個有力的推動者。

 

笈多造像

其在北朝，北齊曹仲達佛畫頗享盛名。曹氏來自中亞的曹國，帶有西域的作風，在中原既久，畫藝漸進於中國民族風格。創立了“曹家樣”，為唐代盛行的四大樣式之一，它的特點是衣服緊窄，大約與印度笈多朝的雕刻，有同樣的作風，與吳道子結合了中國的傳統風格所創立的“吳家樣”並稱；所謂“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就是對他們概括的評語。曹畫雖失傳，但看到鹿野苑所藏釋迦立像，衣如濕沾體上，就可想見曹畫。吳畫衣帶寬博，飄飄欲仙，在敦煌壁畫中還可找到他的作風。

 

莫高窟初唐壁畫

隋唐代的壁畫，今存於麥積山石窟與敦煌的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畫，尤為富美，色彩鮮麗，人物造型端莊華貴，男女的形貌，都非常映麗。往往以當時的貴官貴嬪為範。音樂弦管、胡旋、柘枝，都搬到佛前演奏，極樂世界也就是人間的世界。盡態極妍，較之阿旃陀壁畫，尤或過之。佛前供養人像有諸王貴官，幾與佛軀相等。這與其說是為佛教宣傳，無寧說是為當時的上層社會，追求享樂，粉飾藻繪，期望在當前身後，都得到感觀上的滿足了。

 

莫高窟61窟五代維摩詰經變

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畫與彩塑的洞窟共207個，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第220窟，造於貞觀十六年(642) ；盛唐的第335窟，造於垂拱二年(686) ，第130窟和第172窟，造於開元、天寶年間(公元八世紀前半) ；中唐的第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為張議潮建，窟外北壁上有鹹通六年——公元856年所寫的莫高畫記)等，都存有輝煌燦爛的作品，可為唐代佛教美術的代表。這些洞窟壁畫，雖則出於無名畫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風，應該與吳道子、閻立本諸大家的作品是相一致的。例如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在座前的聽眾，有諸王貴官，與現存的閻立本的帝王圖相似，由此可以推知這些圖像應有共同的畫法，為當時的規範。

 

敦煌220窟初唐淨土變

這些壁畫的內容，表現的題材是佛經經變故事、淨土變相以及佛菩薩像等。唐代佛畫內容較之過去更豐富，色彩也比較絢爛，表現的境界也更擴大。唐代最流行的是佛教淨土宗，因此淨土變相在壁畫中表現得最多，約佔228壁。其他如藥師淨土變相、報恩經變相等，也往往採取淨土變相作為主要的部分。

莫高窟321窟壁畫

在淨土變相中，把極樂世界裝飾得非常美麗，其中有七寶樓台，香花伎樂，蓮池樹鳥，表現出無盡的美景。用富麗的物質現象，去描繪觀想法門境界。其中表現了樂觀美滿的生活，表現了音樂舞蹈、香花美果等享受的慾望，與出世苦行禁慾的態度，有很大的差異。而且所繪的佛、菩薩、諸天、力士等，都是美麗與健康的化身，對於美和健康的讚賞，這和唐代的社會生活，人民的愛好是完全一致的。唐代的佛畫中，並且點綴著許多人間社會生活小景，由神的世界走向人的世界，神與人融合為一片，樂觀、明朗，富有情趣，這些佛畫可以說與世俗的情感願望相結合，因此它深入到一般民間社會中，滋生在群眾的心靈中，佛教的寶殿，不單是禮拜的地方，也是娛樂遊觀的地方，它得到了民間的擁護，為此後開拓了廣大的園地，在中國繪畫中，也擴大了它的影響。

炳靈寺169窟第9龕三佛立像

佛教美術在雕塑方面，也有其偉大的創造。在佛教東來的通路上，經過新疆維族自治區時，遺留有古代龜茲、高昌等洞窟的造像，經過甘肅河西走廊時，遺留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靈寺、天水麥積山等石窟造像；再東進而有山西大同雲岡、河南洛陽龍門、山西太原天龍山、河北磁縣響堂山、河南鞏縣石窟寺、山東雲門山、江蘇連雲港、遼寧義縣萬佛堂等大小石窟造像，蔚為盛觀。在江南的有攝山石窟像，在四川的廣元石窟、大足石窟，以及巴中、通江等地石窟造像，分佈既廣，數目亦多，不能備舉。樂山大佛，尤呈偉觀。從北魏到隋唐時期，中國的雕塑藝術，在佛教方面，創造了很多偉大的工程，以上所記的各石窟中，亦以北魏隋唐時代的最為精美，其中云岡與龍門的石刻，可為代表。其他全國各寺院中的金銅造像、石刻造像碑、木雕、夾紵乾漆造像，還不計其數。佛教對於中國的雕刻與彩塑藝術，留下很大的成績，在北魏時期的石窟造像，或受有外來影響，但與印度犍陀羅造像和簽多造像，也各有不同的風格，至唐代而民族形式，愈深成熟，它的妙相莊嚴，表現了中國人的氣魄，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水平。在甘肅的敦煌與天水麥積山，由於石質是礫岩，不便雕刻，匠心獨造，改用彩塑，唐塑在莫窟中，煥發光彩。江南楊惠之，成為泥塑名家。自後宋元以來，各寺泥塑甚多。此種技法，也是中國佛教藝術所特有的。

關於佛塔的建築，中國與印度的窣堵波(saupa)殊不相似，印度的方墳、圓墳以藏佛骨，中國則用各種不同的形式建造，遺存的佔塔中，以重閣累積者為多，所謂塔勢如湧出，則是一致的。中國佛塔，基層亦藏舍利，上層常用以藏經，且供登眺，唐玄奘所建大慈恩寺有大雁塔，聞當時亦備藏經，學士登臨，題名誌慶，塔影凌雲，塔鈴搖風，這在世界的高層建築上，也是別有逸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