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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9
來源|海邊的西塞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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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各個視頻網站都在放一部熱播劇《大秦賦》，我那天瞄了一眼。
這應該是我這個月最後悔的決定。
只看了一集，我就噁心的差點吐出來。
作為一個學歷史出身的人，在我看來，評價一個歷史劇的好壞，有兩個緯度：
第一，作為“歷史劇”，這部劇可以有合理想像，但戲說不是胡說，改編不是亂編。
我們當然無法要求一部電視劇照著歷史原典去拍，但你至少不應該做蓄意的歪曲，把黑的說成白的，把壞的說成好的，把專制君主說成老一輩革命家，搞得跟二月河老師作品一樣，那就太扯了。
第二，作為一部戲劇，其中人物應該反映現實中人的正常情感，而不應該著力刻畫一群神經病。
這幾乎是一切藝術的本職工作。為了自圓其說，脫離真實的人性去強行塑造一些極端的性格，搞的劇裡的人物都不說人話，不干人事。搞得跟二月河老師作品一樣，也很不厚道。
而這個《大秦賦》，很遺憾，它就是這樣一部被二月河老師靈魂附體的精神續作。在這部劇中，你不僅能看到編劇對於歷史基本事實的極度扭曲，還能看到對“戲劇應反映真實人性”這一價值觀的極度背離。
說簡單點，司馬遷和莎士比亞同時被這部劇氣的在棺材裡打滾，你都不知道該先摁哪一個的棺材板好。
亂編歷史的事兒咱就不追究了，更要命的是，我在《大秦賦》中看不到一個價值觀正常的人物。這部劇集採用了典型的人物二元結構——真實的、性格合理的人物在劇中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兩種極端人物：
一種是無限高大上的“大人物”，以張魯一飾演的秦始皇為代表。這種人在劇中的突出特點就是動不動用詩一般的語言、用超宏大的視角，搞一些非常混蛋的發言：
比如聲稱自己統一六國，殺人盈野盈城，是“為了天下的百姓不再受苦”。而被統一的六國百姓，因為都成了他的子民，雖然要被他侵略，被他看，但依然要為他的“大業”而“歡呼”……
我斗膽問一句，憑什麼？
張魯一是個我很喜歡的演員，他的演技能把很多有極端性格的人物塑造的很有說服力，但這部影片中，我只能給他的表演打五分，百分制的五分，這也不怪他，導演給他安排的這個秦始皇實在太混蛋、太神經病了，馬龍白蘭度搬來也駕馭不了。
而與之相對應的，該電視劇著力塑造了另一種重點人物則是“賤民”。
六國百姓面對被秦人亡國滅種的危險，都一副奴顏婢膝的賤樣，面對秦人砍向他們的屠刀，不僅甘之如飴，還跪求吞併。
比如，電視劇中有一個楚國老百姓，居然說出了“我不要當楚民，願成秦人”的台詞。
我看到這段時，都被氣笑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種基礎歷史知識都不具備，都敢跑來當編劇，我真是佩服他的膽量。
真實的歷史上，楚人可比這硬氣多了，即便在迫不得已當了秦人之後，心心念念想著的也是復國。
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出生、前210年蹬腿死掉，第二年，前“楚人”陳勝就喊了句“天下苦秦久矣”的口號。打出旗號“張楚”，號召同胞們都回來當楚人，一呼百應。
然後到了公元前207年，暴秦就在六國百姓風起雲湧的大起義中完蛋了。
楚國人要是都有這奇幻劇裡的投秦覺悟，秦朝會死的這麼脆生嗎？
楚雖三戶，投秦必楚？
對歷史知識的無知，
對人性常識的無恥，
對敘事邏輯的無能。
這三種“難得”的品質中，《大秦賦》的編劇和導演至少要佔有兩種，才能拍出這樣的“神劇”。
更搞笑的是，該劇的主旨居然是用一種推崇至極的口吻，去讚頌秦朝——這個在中國傳統歷史上已經蓋棺定論為暴政的朝代。
整個劇組裡但凡有一個認真上過中學歷史課的人，都不至於這麼膽大妄為。
你去翻翻中國的正統史書，會所有幾乎所有後世王朝在談及秦朝的施政都離不開“暴”這個字，幾乎沒有正統史官和論者敢在官方敘述中給秦朝以《大秦賦》式的完全正面的評價。
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秦朝實在是太暴虐了，後世王朝必須通過嚴厲的譴責秦朝，才能讓自己與這個夢魘一般的暴政劃清界限，告訴自己的老百姓，自己絕不會像秦朝一樣殘暴，讓民眾們安心。
也正因如此，在中國歷史上，我們其實找不到能與秦朝可相比擬的後繼朝代。各代都是一副“我不是，我沒有，你別亂說”的架勢。也只有五胡十六國時代出過幾個“愣頭青”，敢再以“秦”為國號。
而放眼世界史，如果一定要找一個與“暴秦”相似的國家，我覺得那個在近代曾經禍害過咱們中國人的“日本帝國”倒真與其有幾分神似之處。
不信？咱們來一條一條對照著看。
❷
公元1937年，日本在中國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至少三十萬中國的被俘士兵和平民慘遭殺戮，而在整場侵華戰爭中，日本軍隊在中國製造了大量的成規模屠殺。正因如此，這份血仇讓我們銘記至今，痛恨至今。
趕上前幾天是公祭日，這方面的論述已經很多，我這裡就不多說。
而兩千年前，秦朝對六國百姓的屠殺罪行，其實不遑多讓。
公元前260年，秦軍在長平擊敗趙軍之後，坑殺了投降者四十餘萬人（據《史記》記載）。
這些人到底是什麼身份？《史記》以簡單的“趙卒”一筆帶過，也就是趙軍俘虜。
也就是說，秦軍的罪行，最低也是個大規模殺俘。
但事實上，根據後世的研究者們考證認為，如此駭人的數量其實存在著大量的交戰地區上黨的平民百姓——由於秦軍對長平完成的是合圍戰，可能有大批的民眾根本未來得及出逃，而直接被秦人以“趙卒”的名義進行了坑殺。
實際上，由於秦國在商鞅變法後實行的是以首級論軍功的製度，對占領區的平民進行屠戮，殺良冒功的情況在秦統一六國的進程中很可能是廣泛存在的。
如若不然，你沒辦法解釋以當時的生產力，秦軍怎麼會在兼併戰爭中造成那麼大的殺傷。
我這個人寫稿子不太喜歡生搬硬套數字，怕破壞文氣。但這里為了這里為了增強說服力，更為了給不了解這段歷史的讀者一個直觀的感受，不得不引用一下翦伯讚先生主編的《中外歷史年表》對秦軍斬首的數量做過統計，讓大家看看的秦軍的血腥屠戮有多恐怖：
公元前331年，秦敗魏，斬首八萬;
前312年，秦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
前307年，破宜陽，斬首六萬;
前301年，敗楚於重丘，斬首二萬;
前300年，攻楚取襄城，斬首三萬;
前293年，大敗韓魏聯軍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
前280年，攻趙，斬首二萬;
前275年，破韓軍，斬首四萬;
前274年，擊魏於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
前260年，大破趙軍於長平，坑卒四十五萬;
前256年，攻韓，斬首四萬;
又攻趙，斬首九萬;
前234年，攻趙平陽，斬首十萬……
遍翻秦朝統一六國的歷史史料敘述，最常見的詞彙就是“斬首”、“斬”、“坑”、“屠”、“屠城”、“屠滅”等，看的人都起生理反應了。
問題是殺的這些人，究竟是誰？
那些被斬的首級，到底是不是都是在戰場上從對陣的士兵頭上取下的？
前文說了，在“殺良冒功”無法制止、甚至得到鼓勵的秦王朝那裡，誰也不知道。
與西方史學家不同，中國的古代歷史學者很少做嚴肅的數字計算，但東晉的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一書中，實在忍不住，給秦朝侵略戰爭的殺人數量做過一個粗略計算。
“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有五百餘萬，推民口數，當尚千餘萬。及秦兼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殺傷三分居二。”
也就是說，按照皇甫謐的測算，秦國吞併六國的戰爭，使得天下人口折損了三分之二。
如果這個數據是確切的，那麼秦滅六國的歷史，就是一場效率超過所有現代種族滅絕的大屠殺。
而這個數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獲得了現代史學的追認的，據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早前的估算：在戰國初年時，中國人口數量應在2700-3000萬之間，而到了西漢初年，登記在冊的民眾人口僅為1500萬左右。
經過一百多年的歷史演進，中國人口非但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了接近一半。
當然，我們不能將這個人口損失全都算在秦王朝的頭上，但這個政權應該分擔多少比例，你自己去體會。
是的，這才是歷史的真相，在“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宏大敘事背後，沒有《大秦賦》裡六國百姓把秦朝當做“燈塔國”來簞食壺漿，而只有六國軍民被“虎狼之秦”屠戮的屍山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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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民眾懼怕秦朝，痛恨秦朝，就像抗日戰爭時的中國老百姓痛恨和懼怕日本鬼子一樣。
而這種論斷，是能夠在歷史上找到真實依據的。
典型例子就是長平之戰，長平之戰是戰國末年發生在秦趙兩強國之間的一場決戰，而這場決戰的起因特別耐人尋味：
秦國原先打的是韓國，韓國吃不住打，決定將其上黨郡割給秦，消息傳到上黨之後，上黨郡守馮亭立刻派人前往趙國求助，使者到了趙國後那話怎麼說的呢？
他說，“上黨之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 ——眼下這個局勢，我們不當亡國奴是不可能了，但即便當亡國奴，我們也不願被秦統治，而想當趙人。
看見沒，這才是歷史上真正發生過的“跪求吞併”，只不過是韓國被秦國的暴虐逼的求趙國吞併。
而類似的事件，在長平之戰後又發生了一遍。
長平一戰，“人屠”白起率領虎狼秦師殺了40萬“趙卒”，但得其地而失其民。戰國時代，國力主要決定因素是人口，秦國當然不能容忍這種流失，所以秦昭襄王過了幾年後就命令白起接著打，掀起了滅趙之戰。
以趙國此時的國力，正面硬抗秦國已經毫無勝算。怎麼辦呢？於是趙王就派了一個叫蘇代的說客出使秦朝，去跟秦朝的丞相范雎談。
按說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人家擺明了就是要吞併你，本沒什麼好談的。但蘇代說服范雎的這段話，特別耐人尋味。《史記》專門進行了記述：
“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史記·白起王翦列傳》
蘇代對范雎說：當年秦國打上黨，但上黨老百姓卻都往趙國跑，可見天下人不願當你們秦國老百姓的習慣太久了。現在如果把趙國滅亡了，老百姓也會紛紛投靠他國，留不下幾個人給秦國，與其這樣，還不如割趙國點地算了。
是的，這應該才是秦滅六國時代古代中國上演的真實圖景：秦軍東征西討，但每到一地之前，當地的百姓就紛紛逃難，能走的都走了。整個戰國末期，秦的地廣人稀和山東六國的地狹人稠都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甚至有不少人公開聲稱，自己寧可“蹈東海而死”也不為秦人。
所以我們能夠理解為何秦朝的最終結局會是“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
那些被侵略、受屠戮的六國民眾日夜盼望著秦朝儘早完蛋，因為在他們眼中，暴虐的秦朝與後來侵略屠戮整個東亞的日本基本沒有什麼區別。
若一定要說區別，就是後世的日本帝國好歹還懂得給自己扯上一塊“大東亞共榮”的遮羞布，而滅六國的秦朝連這個都不跟六國百姓講，就是要夷其宗廟、毀其社稷、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什麼“為了天下的百姓不再受戰亂之苦，寡人決心開戰。”之流的神邏輯，都是當今編劇替秦王朝想的。其荒唐搞笑程度，不亞於“擊斃當事人以阻止其自殺。”
人家秦國當年的發動對外戰爭的理由很耿直，就是單純的想“廣其土，拓其地”。至於土地上的“六國人民”，秦始皇根本沒心思在乎，秦國軍人們則覺得那是可以用來充軍功的首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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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秦帝國崛起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最終沒有任何一個階層，能夠從這種崛起中真正得利。這跟舊日本帝國也是謎之相似。
“國家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工具”。這是馬克思對於國家性質的精准定義。以這個定義而論，一個國家崛起和強大，應當至少是有利於這個國家內部的一群人的，將這個人群擴展範圍的越大，每個人從中得益越多，這個國家的崛起就越正義而偉大。
以這個標準去審視人類歷史上文明的興衰，我們就能給很多國家的崛起給一個相對客觀的評價。比如19世紀“殖民主義之王”、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
在他的執政期內，比利時從一個風雨飄搖的小國迅速完成了崛起，國民財富急速增長，民主化進程也同步推動。你如果是生活在那個年代的比利時人，一定非常喜歡這位開明君主。
然而，利奧波德二世面對其殖民地剛果，卻完全是另一幅面孔。在執政的40年內，利奧波德二世以鐵腕殘暴的剝削、壓迫剛果黑人民眾，強徵當地人為他勞動，造成了大約300萬剛果人死亡，這個人對剛果人來說，就是一個血腥的劊子手，為人所痛恨。
所以，利奧波德二世治下的比利時崛起是毀譽參半的，它確實惠及了比利時民眾，但卻給剛果人留下了累累血債。
歐洲歷史上的殖民主義帝國，大多帶有這種“半好半壞”的性質，它們確實惠及了本國的民眾，卻給其他民族帶去了苦難。
然而，還有另外一種惡性的“崛起”模式，除了“帝國”這個名頭被無限吹大之外，沒有任何人從其崛起中獲得實際好處，二戰前的日本，就屬於此例。
上世紀70年代中日恢復邦交時，我國老一代領導人曾經對那場戰爭定性：“發動侵略戰爭的是一小撮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日本廣大人民也是戰爭的受害者。”
這話初聽起來很多人不理解，但實則特別一針見血，當時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邁向的就是這樣一條瘋狂的歧途：
在軍國主義的狂熱號召下，日本不僅將戰爭的災難播撒向全亞洲、全世界，自己的民眾也深受其害。在軍國主義迷夢的號召下，男子獻出生命，女性出賣貞操，整個國家將無盡的財富投入到瘋狂對外擴張這個無底洞中，最終在兩顆核彈中被炸得灰飛煙滅，什麼都沒剩下。
這其中的具體故事，我們有機會在詳談。
而當我們把目光放回到兩千年前，去審視秦王朝，我們會看到幾乎同樣愚蠢的崛起思路。
舊日本帝國講“軍國”，秦帝國則講“耕戰”，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告訴老百姓，他們生命的意義就是“為天皇效忠”，而秦帝國的設計師商鞅則告訴他的君主，其治下的臣子和百姓，就是幫他打仗或供其奴役的工具人。
實際上，秦王朝在發動對六國的兼併戰爭之前，首先發動的，就是對自己國內所有階層的掠奪性內戰：
與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提出的“民本”“民富而國強”思想針鋒相對。反應商鞅思想的《商君書》中專有《弱民》一篇，其開篇就提出“民弱國強，國強民弱”的政治公式，強調“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的思想。
在商鞅的邏輯中，只有壓抑民眾的慾求、智能、意願、權利，才能夠強迫他們服從君主所製定的“法”，而只有所有民眾都甘受奴役、服從法，國家才能強大。
所以商鞅苦口婆心的教育君主：“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故戰事兵用曰強。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賞。治民羞辱以刑，戰則戰。民畏死、事亂而戰，故兵農怠而國弱。”
總而言之，商鞅這傢伙的邏輯，就是要把民眾約束的死死的，讓他們最少限度的從國家的強盛中“分肥”，這樣才能讓他們“好管”。
有人說，商鞅是“東方的馬基雅維利”。
我說，馬基雅維利要是知道你敢這麼比較，一定掐死你的心都有了，人家雖然寫《君主論》，教君主怎麼使壞、陰人，但人家還寫過《論李維》討論共和製啊！哪像商鞅這麼一門心思、一肚子壞水？
正因如此，很多嚴肅史家在寫到商鞅最終下場時，都抑制不住幸災樂禍之情，說他是“作法自斃”。
說白了：活該啊！
基於這種陰毒至極的思想建立起來的權力體系，你當然不能指望老百姓能從秦帝國的強盛中獲得什麼好處。
至於貴族，上過中學的人都知道，在商鞅變法中他們一開始就被列為了被打倒的對象，整個中國貴族精神的沒落，自商鞅變法始，這裡不贅述了。
所以，在整個秦帝國中，最終從其擴張崛起中受益的，似乎只有皇帝一人。
他在這場對內和對外同時發動的無限度的兼併遊戲中大權獨攬，享受了無上的尊榮。
然而，歷史上的真相真的如此嗎？
讀《史記·秦本紀》和《史記·秦始皇本紀》，你會有一種突出的感受，秦朝最高統治者的孤獨、偏執與癲狂，是隨著其集權的一步步加劇和秦國領土、勢力的不斷擴張而同步發展的。
在秦孝公時代，最高統治者偶爾還能做一下正常人，跟親近臣子打打哈哈，展現自己隨和的一面，到了秦昭襄王時，統治者已經必須做一個恩威無常以馭臣下的獨裁君主。
而到了秦始皇時，他已經化身為了必須視權力為其唯一行動指南的“權力野獸”。
他為了保障自己的權力，賜死了自己的“相父”，幽禁了自己的母后，撲殺了自己的弟弟，疏遠了自己的兒子。在晚年躲在深宮中拒絕與人相見，並瘋狂的懼怕死亡，為了追求長生不老藥而相信低級騙術，最終死在這一迷途當中。
這個秦帝國崛起的唯一“法定受益人”，他的人生真的是幸福的嗎？
至於他死後其兒子胡亥的故事，那更是一個知名的悲劇，這個本性其實並不太壞的年輕人上台之後迅速的淪入了癲狂，屠殺了自己兄長和幾乎所有兄弟姐妹，然後在短暫的窮奢極欲當中以“二世而亡”為秦帝國畫上了句號。
在秦二世的生命最後時刻，面對來逼宮的趙高，刀架在脖子上，秦二世這個倒霉孩子總算清醒點了。
他苦苦哀求：我不當皇帝了，當個王行不行？當諸侯行不行？當個大夫行不行？當個庶人行不行？
但得到的回答，都是不行。
他的生命，已經被之前的揮霍過度透支了。
雖然他當時並不知道，自己的胡作非為，早已被標上了那麼昂貴的價格。有一天必須用生命來償付。
是的，絕對的權力，不僅導致絕對的腐敗，也通向權力持有者的自我毀滅。
所以秦帝國的崛起，是一場沒有任何人群從中受益的宏大悲劇，六國的百姓與士族被屠殺，秦國臣子和民眾被駕馭奴役，甚至看似至高無上的皇帝本人，也因絕對的權力而扭曲變態，走向毀滅。
這就是一場空前宏大的悲劇，也正因其創痛之巨，中華民族才在其後進行了自省與自新。
在秦帝國屍體上建立的漢朝，選擇用道家的“無為而治”和儒家的民本思想去消解秦朝法家製度中的毒性，用了幾百年的時間，好不容易才勉強癒合了這道創傷。
我們的民族，用“漢”而非“秦”來自稱，是有其深意的。
秦雖然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但其立國思想內核中所散發出的那種毒性，讓我們沒有辦法將其直接將其化用過來，作為我們民族的旗幟來使用。
對於這一點，歷代的傳統史學家們，本來已經幫我們想的很清楚了。
而《大秦賦》的編劇，居然把它給忘了。
❺
當然，我知道，即便說了這麼多，很多痴迷於《大秦賦》和《大秦帝國》系列的粉絲依然會找我抬槓：
“你怎麼敢這麼說！秦朝有萬般不是，它畢竟給大一統打造了基礎，車同軌、書同文、修直道、建長城、alabalabala ……”
在我看來，這樣的反駁，純屬強詞奪理。
的確，大一統是秦朝留給後世中國的遺產。但我們需要反問：我們能不能為了這份遺產，強行給那些曾經的暴行抹上正義的油彩？
如果這種敘事邏輯是成立的，那麼西班牙人毀滅印加帝國、美國白人販運、奴役黑奴、甚至利奧波德二世屠殺三百萬剛果民眾，都將是無比偉光正、沒有任何污點的故事。
因為以“歷史的後見之明”看，這些屠殺、奴役，雖然當時當地的一些人受了苦，但促進了全球化進程啊！加速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啊！如果沒有這些屠殺、奴役，人類不知要晚幾百年進入工業時代、信息時代啊！你可能今天還活在前工業時代呢，離用上智能手機遙遙無期，想想這多痛苦！
但誰敢因為這些“後見之明”給那些事一個《大秦賦》式的完全正面而肉麻的評價呢？
更可怕的是，如果這樣敘事邏輯是成立的。那麼同樣的道理我們可以推得：為了一個幾百年甚至幾千年後才能實現的宏大目標，眼下任何一個人個體的生命價值都是可以不被尊重、隨意犧牲的。
這樣的敘事實在是太激進了，不僅保守主義者會反對，放眼當今全球，即便最激進主義的勢力，恐怕都不敢這麼提。
極端宗教主義給其信徒的許諾還是“你去恐襲某處，死後上天堂”，好歹還有點對個人的“終極關懷”。
而某些“大秦粉”，居然要2000年前的六國人民為了他們死後不知多久才出現的啥啥理念，去引頸受戮，去對秦的侵略和奴役甘之如飴……
對這號人，勸您一句：醒醒，都2020年了，做什麼白日夢呢！
真穿越回秦朝，你也不是那個“揮劍決浮雲”的秦始皇，你就一長平坑底被埋的“趙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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