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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
兔主席20210227
筆者前面寫了幾篇關於與英國人士的交流的文。這裡插一篇，說說我對西方人對中國體制的成見，即一般的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國的體制及意識形態。這裡，也包括筆者交流的那些久居中國的英國人：筆者感覺，在對中國的執政黨、政府、體制的認識，在對執政黨和政府、政府和社會、黨和社會、黨/政府/國/社會和個人的關係的認識上，哪怕這些常年在華居住和工作、會說中文的英國人，比那些並不了解中國甚至從來沒有到過中國的西方人士似乎也高不到哪裡去，充滿著誤解、曲解，而且時不時帶有惡意（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惡意）
筆者下文所說的西方人，並不是指所有的西方人，而僅指西方比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看法。這種看法貫穿左右，貫穿階層。
要強調的是，西方大部分人對中國不了解，也不關心，但這不妨礙他們對中國形成自己的觀點與成見。而如果是受教育階層，甚至是屬於“知識分子”，大概會更加認為自己有能力在道德和價值上對中國當下的體製做出判斷。
筆者寫作的原型，主要還是那些交流過的英國人及美國人。
1 認為政府、國家、社會、人民都是對立的
他們完全用西方的模式，把這些概念套用在中國（以及其他任何一個社會）
——政府（state/government）和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一定是對立的；
——黨（party）和政府及官僚體系（state/government/bureaucracy）也是分離的；黨是黨，政府是政府；
——公民社會則是由離散的個體（individuals）組成的；也不存在什麼公民社會自己的整體共識和公共意志（而且這是一種危險的想法），公民社會就是個人的組合。
而且在西方的框架下，這些概念已經從“實然”（is）變成“應然”（should）：公民社會應該與政府對立；政府和官僚體系應該獨立於黨；必須保護個人的獨立和自治（終極目標），一切的東西，從公民社會到政府到政黨到政治體制都應該是服務於個人意志與利益的工具。社會應該是自下而上構建的（bottom up），而不是自上而下構建的。中文“國家”一詞包含了國與家兩個字，在西方人看來是無法理解的，他們非但無法從文化上理解，而且由於認為個人和家會且應當與政府對立，那麼就只會認為這種構詞本身就代表著國與政府意志對個人的強迫：強迫個人及家庭犧牲自己從屬於國。
2 對中國黨/政府/體制極深的成見和嚴重的cynicism
在他們的認知框架下，中國體制就是一個由極左集權主義（far left totalitarian）（及上個世紀上半葉蘇聯的共產主義發展出來的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體制，本質沒有變化，只是內容和形態上有所弱化。中國的國/政府就是一個由共產黨（某個具體的party）統治的“regime”（regime指權威主義、非民主的政權），共產黨通過對官僚體系及整個社會的全面網格化滲透，將自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communist ideology）強加給中國的政府（官僚行政/體系）、公民社會及個人。
同時，在西方人看來，中國共產黨的核心意識形態當然就是communist /共產主義——這種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組織關係及治理方式。共產主義就是共產黨意識形態裡描述的終極目標。其他的一切都只是手段（means），幫助在短期內鞏固權力和維持統治。
當代西方人既無法理解，也不能相信中國共產黨所提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背後的使命和初心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實際上，上個世紀世界很多地方的民族主義運動都是馬克思主義武裝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反殖的極重要力量）。按西方人的邏輯，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在中國和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這種政治經濟組織方式——最初的創黨者可能是初心驅動的，但發展到後來的新生代“政客”，初心不復了，一切就變成了維持統治。統治和權力（power）本身變成了終極目的，其他都是手段。例如，他們會說，中國共產黨是把經濟發展和民族主義作為自己新的統治合法性基礎，藉此鞏固和延續自己的統治。一切都是為了追求權力。
——中國大搞扶貧，他們會認為這純粹只是為了維護穩定，尋求新的、更大的合法性基礎。否則中國共產黨統治地位不保；
——中國弘揚愛國主義：他們會認為這就是為了煽動民族主義，把矛盾外化，轉移目標，並為共產黨尋找新的統治基礎。
所有的都是一個套路（pattern），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價值觀的，也不存在有信仰的政治家（politicians with moral convictions），一切都是為了追求政治權力（power），一切都是權力鬥爭，一切都是為了鞏固政治權力的手段和套路。
不相信價值觀和信念可能存在。政治必然是黑暗的權力鬥爭。這其實是一種極度cynical（憤世嫉俗、懷疑主義）的觀點。
3 西方人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的看法
1）CCP = communism。首先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就是共產主義，沒有其他的意識形態或價值。他們要么注意不到，要么不理解。實際上，他們也不關心中國共產黨“賣的什麼藥”，他們認為“共產黨”這個標籤足以概括一切；
2） Foreign/Alien：其次，他們認為這種主義是從歐洲來的，是上個世紀的極左政治的衍生品，他們認為中國就是斯大林的“接棒者”，只不過對斯大林主義是做了一些本地化的改變和“柔化”：先是毛澤東，然後再發展到現在。他們並認為，對普通中國人來說，這種主義是外來的、陌生的（alien/foreign），不是自然的，而是被共產黨自上而下強加的（imposed），普通中國人，如出於本性，對此是抗拒的。這種主義和這個黨不可能是中國人的“歷史選擇”。他們認為這種表述只能是宣傳洗腦（propaganda）
3）中國人對共產黨/共產主義的看法：要么是被洗腦，要么被煽動了惡的力量，要么是不敢說出來或不敢反抗。前面已經講了，他們認為個人/公民社會和政府本來就是對立的，再何況他們認為共產黨是這樣一個“逆歷史潮流”、“違反人性”的上世紀遺物，如此地傷害普通人的核心利益（ “人權”），那人們怎麼可能擁護這樣的黨和這樣的意識形態呢？他們對此事完全不能理解也不可能相信的。所以，在這個基礎上，解釋中國人擁護自己的政府，只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被洗腦了。個體從小被灌輸洗腦，建立了對體制的強烈擁護。這裡面還可以細分成兩種，一種是強洗腦，即價值觀已經完全內化，無論收到任何信息都不可能反對體制。第二種是弱洗腦，即對體制的擁護主要建立在信息賬務不全面之上。西方人假設，這些人一翻牆，看到“真相”，就會選擇反對體制。
無論程度如何，但西方人會說，這些人已經喪失了“道德選擇”、“道德判斷能力”、“自由意志”，成為體制的螺絲刀。什麼是道德選擇和判斷？既然在西方人看來，中國體製本身就是惡的，那麼只有反對中國體制才可能符合“正確的”道德選擇和道德判斷。而擁護中國體制就= 沒有道德選擇和道德能力。然後，將此進一步上升到哲學層面：如果不能做出（反對中國體制的）道德選擇和判斷，那麼這樣的人就可以被人認為是喪失本性的：說得難聽一點，根本就不是人，是機器人。
第二種可能：認為肯定是某人性惡的一面被挑撥發動起來，然後被體制利用了。大邏輯是，先認定中國體制就是邪惡（evil）的，然後認定，你只有把個體變得“邪惡”，才有可能讓他們主動選擇“邪惡”。西方主流知識分子最愛說的，就是集權政府煽動民族主義。對他們來說，民族主義（nationalism）代表偏執、狹隘、仇恨，是一種最低級的主義，集權政府最喜歡通過煽動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或其他對外仇恨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請注意，西方主流知識分子也是用同樣的敘事去批判西方內部的右翼的，譬如Trump政治及其支持者。）
第三種可能：反對者也存在，只是他們有話不敢說，或者沒有說的自由，因為體制是靠恐懼（fear）來統治的，通過恐懼來壓抑不同聲音。所以，一個人只要沒有被洗腦，或者只要不是體制的“從犯”（既得利益者或被煽動者），那麼其內心一定是反對體制的，厭惡體制的——而且西方人這裡所說的“反對”，不是指反對某項政策，而是反對整個體制，反對整個政治秩序。其區別只在於情緒的強與弱，有的人強烈反對，有的人微弱的反對。但體制是沒有粉絲的。
這幾種可能，已經把中國人“窮舉”。要么洗腦，要么是既得利益者或被煽動的“從犯”，要么是沉默的反對的大多數。所謂的第四種可能——有道德選擇能力、有自由意志且還能擁護體制、擁護國家的人，在西方眼裡是不可能存在的。這些人只能被劃到前三種分類裡：要么就是被洗腦或信息不全，要么就是某些既得利益者或道德不健全者，要么就是內心深處的反對者。有一個中文詞可以幫助他們概括他們想要說的：“非蠢即壞”。在網絡上，擁護中國體制的普通人一直被稱為“五毛”藉此貶低和否定他們的道德自主性（moral agency）及道德價值（moral worth）。
這裡，西方人很容易將中國與納粹政權比較，把大多中國人類別於1930-40納粹年代時德國的體制擁護者。他們還會套用Hannah Arendt對“平庸的惡”的定義，並認為中國政權可怕之處就是“洗腦”和“脅迫”，在利用“集權體制”在個體和社會層面“全面摧毀道德”。這恐怕也是大多數西方受教育群體對中國人的看法。
4 西方人對中國政治體制偏見、成見的來源
筆者以為上述這些偏見的形成有若干來源。
1) 無知。Ignorance
這裡，我們可以僅討論受教育群體（大學本科以上文憑的人士）——對中國深深的無知，不僅僅是對中國黨/政府/體制，還包括中國的歷史、文明、社會、人、價值觀以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現狀的無知。且比無知更可怕的是不關心：即，根本就沒有興趣去了解中國。而且筆者一直認為，對西方而言，最大的風險就是對中國進行過度簡化的（reductionist）分析，認為透過“共產黨/共產主義”這個標籤，再加上對“亞洲社會”（Asiatic society）的成見（即專制、反現代），就已經足夠概括、了解和定性中國政治和社會。
這種無知正在使中國與西方的信息不對稱與日俱增：即，中國的受教育階層越來越了解西方（特別是對經濟發達國家，例如美、英、德等大國），遠遠超過西方反過來對中國的了解。
另外，西方處在非常矛盾的狀況，即西方一方面對中國非常無知，一方面又非常害怕中國的發展與強大。當年中國是經歷過“無知無畏”的，就是中國清朝末期的時候，不知道西方已經很發達了，還自詡天朝，不把西方放在眼裡，也不害怕西方，直到挨打了，喪權辱國了，才發現西方的厲害。那時已經晚了。但在之後，就是拼命學習和了解西方。共產主義運動本身就是學習和應用西方理論與實踐的一個嘗試。直到今天，中國人還在了解西方、學習西方。
西方既然這麼害怕中國，為什麼不仔細研究一下中國呢？因為，仔細研究後，可能發現中國並不是他們想的那樣子。中國是一個並不難理解，有自己的歷史、文明、文化邏輯的政治體和社會，與西方的想像完全不同。中國還有許多地方值得西方借鑒。
而西方所做的，尤其是媒體和政客，以及許多的學者知識分子，卻是拼命的妖魔化中國，而非客觀地去了解和描述中國。正面講述中國的聲音會被壓制和邊緣化。其結果是不斷扭曲西方對中國的理解，加大雙方的信息不對稱。
“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這句話恐怕頗適合用於當代西方對中國的認知。
但也許，西方已經知道了中國模式和中國製度的潛力、強大之處和吸引力，他們隱約的知道，如果對中國深入了解之後，可能會發現中國在許多方面已經是一個更加高維的模式，可能代表某種未來。中國的成功是對西方“歷史終結說”的根本的終結（“歷史終結的終結”），並且中國的模式和社會組織方式有可能影響輻射其他國家，並最終反過來影響西方。對於西方而言，這就構成了一個涉關其生存根本的威脅了（existential threat）。
類比：班級同學的表現與競爭
這是一個班集體。有幾個同學過去一直表現最好（“歐美同學”，班長是美國，副班長英國）。還有好些學生也效仿歐美同學的學習方法（“日韓”等同學）。最近一段時間，一個以前名不見經傳的同學（中國）突然表現很好，學習突飛猛進，超過了很多同學，許多其他同學（“亞非拉同學”）都對中國刮目相看，想學習中國的學習方法。這個架勢，中國大有要當班長之勢。
本來，歐美同學應該做的是，仔細研究中國同學的學習方法，看看中國同學成功的秘訣，到底是什麼原因，然後看看有沒有能夠借鑒的。這和中國同學以前做的事一樣：先虛心看看別人怎麼做的，再結合一下自身的情況，但美國班長和歐美同學不去認真研究中國同學，反而到處抹黑中傷中國同學，說中國同學作弊、抄作業、找父母幫忙、找代考、老師偏袒（筆者這裡只是打個比方）。並且向全班同學如此遊說，要求其他同學不得和中國同學玩，也不能效仿中國同學的方法。美國班長希望這樣就掩蓋中國同學的成功，將其視而不見，希望這樣就能把中國同學嚇跑，逼迫其離開這個班集體，或者讓中國同學因為孤立而心情惡劣，最終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方法，選擇與大家一樣。
實際上這是辦不到的。中國同學將繼續按照自己的方法學習，繼續優秀。也總有一天其他同學會跟著效仿中國同學。歐美同學的鴕鳥戰術最終是沒有效果的，只會影響自己的進步。
2) 西方人對政治本身的敵視及嚴重的cynicism，將其投射至中國
這主要來自西方選舉政治自身：當下西方，人們認為政治是個壞詞，認為政治非常黑暗，政客天下烏鴉一般黑，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到處都是利益、偽善、操縱、欺騙、謊言。有道德理念，追求自己道德信念的政客非常少，哪個政黨或政客大講價值觀，一般人是不相信的，認為他/她只是在騙取選票。在過去幾十年，新聞媒體及基於互聯網的社交媒體對此也做了很大的貢獻，使得人們對政治和政治公共機構的信仰落到歷史低位。Cynicism主導著整個西方對政治的討論。而從英國脫歐到Trump 2016年上台，西方反精英右翼民粹政治抬頭，反映的就是人們對政治、政府、政黨、政客的深深的不信任。
所以，西方在把西方選舉政治的陰暗面，或者西方社會對自身政治的刻畫和妖魔化，投射（project）到中國身上。在這個情況下，你怎麼可能去跟西方人說中國的政黨、政府、政治家、政治可能是有內在價值觀和情懷的？他們認為，中國不是西方的代議制民主，體制只可能係統性生產“惡”，中國的政治只會比西方更黑暗。
話又說回來，這種對政治的懷疑（cynicism）並不是西方的“專利”——在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包括中國，例如對官員的不信任，認為很多的官員存在腐敗，認為許多人就是為了追求權力，等等。這裡的區別僅在於，西方人不僅僅會懷疑和敵視政治，還會建立一個高低序列，他們認為，中國不是西方的代議制民主，自然只能在這個序列裡排在最低位置。這是一個重要的基於製度的道德判斷。
所以，在西方視角里，中國的政權（regime）只可能是一個為了追求自身權力而不擇手段的政治機器，它肯定比西方政治更加虛無和虛偽，沒有，也不可能有價值和信念可言。而他們認為，中國的社會和人民如果沒有被洗腦，必然會反對這樣的政治和政府——這毫不意外，就和西方人對自身選舉政治也十分失望一樣。
3) 對共產主義、共產黨的妖魔化和深深敵視。
在他們心目中，共產主義就是一個極端意識形態，極其的危險和邪惡——制度性的、文化性的、價值性的、固有的邪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通過贏得了冷戰（戰勝了共產主義），才保護了自己自由的生活方式。
即便共產黨只是作為一個普通的政黨參加到西方的選舉政治裡（譬如美國共產黨），也不可能為主流社會所接受，因為他們認為，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是製度性邪惡。
4）種族主義
這個問題其實前面已經提及了，即他們認為中國人，只要擁護體制的，就是“非蠢即壞”。中國人是沒有自主行為能力的，沒有道德選擇能力的，沒有自由意志的。
在西方人潛意識裡，中國人就是成千上萬長得一樣、毫無個性特徵、千篇一律同質化、一個模子打出來的、缺乏創造、缺乏主觀能動性、缺乏思維能力（除了不守紀律的低素質的小聰明外）、缺乏溫度、甚至缺乏人性的機器人。
這個成見（stereotype）其實還可以拓展到更廣泛的東亞，乃至於成為亞裔美國人在美國社會需要忍受的種族主義偏見。
所以，他們認為，這樣的人種/人口本質是“順從和奴性的”，也沒有骨氣，很容易被“馴化”。這樣的人口當然無法做出什麼“道德選擇”，不存在什麼道德意志（moral agency），不需要被尊重。這樣的人口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也不敢說出來，能做出什麼“歷史的選擇”？他們只能由西方人來告訴他們自己想要什麼。
這種種族主義是隱藏得非常之深的，是系統性的，看不見的，不能言說的，但確實是背後的邏輯。
所以，在西方知識分子眼中，如果看到中國青年高呼愛國口號，那解釋套路只有一個：權威主義政府給民眾洗腦、煽動民族主義以維護自己的統治。
我非常驚訝的是，受夠各種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也會不假思索的接受這個推理。
我總結的原因是:
其一，這個推理是基於大量偏見和成見的，大部分人對這些偏見和成見是沒有意識的;
其二，這個推理太簡單了，too easy，根本就不用動腦子，命題作文，如果智力懶惰+ 思維封閉，很容易得出這個看似正確的結果；
其三，本質上是不尊重人，對人的貶低（具體而言，這是不尊重這些喊口號的青年學生）
其四，給人以道德優越感。把體制定義為惡的，把這些青年稱為被洗腦、沒有道德選擇能力、“體制的合謀者和'從犯'”，使得說這句話的人自我感覺很好，一副高高在上，做道德的評價的樣子。
最後，筆者以為，香港和台灣的反中及獨立運動人士及市民社會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也是這樣看待中國內地/大陸的政治制度、秩序、政黨、政府的，一樣的套路和敘事。
背後有深刻的文化基礎：
——香港後殖民地文化的延續及英語教育，對美國/英國/“五眼”文明的崇拜與追求；
——台灣的“去中國化”教育。
香港和台灣人離中國的文化與文明越遠，離西方文明越崇尚越接近，就越容易接受這種簡單且能給自己帶來優越感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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