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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6
一、文化大革命在動盪的思想狀態中來臨
文化大革命前，我正在讀高中。當時，我正處於一種精神危機狀態，活得很艱難，整天都似乎是生活在苦惱之中。——學習目的不明確，感覺不到生命的價值，生活沒有信仰的支撐。
從小就充滿對生命的好奇，大概是從小學五年級開始，由於父親的去世，開始認真思考人生的意義，儘量地找書看，儘量地尋找多少有共同語言的朋友。儘管這些思考沒有找到一種具體的世界觀和信仰，但卻已經樹立了一種信念：在沒有意義的時候，尋求意義就是一種意義。在沒有信仰的時候，尋找一種信仰就是信仰。我也逐漸地自我意識到了，自己是在追求真善美。
當時正宣傳號召"樹立革命的人生觀"，學雷鋒的運動正在蓬蓬勃勃地開展。對於強大、單一的社會輿論的宣傳，我感到很不舒服，意識範圍受到極大的擠壓。但在那個年紀，是無法與整個社會結構抗衡的。在強烈的意識形態的氛圍之中，我也懷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我認真地、仔細地把《雷鋒日記》讀了若干遍，甚至還讀了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但感覺並沒有解決問題。
“我是誰？”“人生的意義是什麼？”這些的確是我從內心深處產生出來的問題。我每天都在有意無意地思考著，甚至是冥思苦想，渴望有一種答案。反復閱讀《雷鋒日記》，儘管雷鋒的事蹟也多少使我有所感動，卻解決不了我的實際。在所謂的新社會長大，沒有吃過舊社會的苦，沒有他那種樸素的階級感情以及對共產黨的感恩思想，自然也無法讓自己樹立起雷鋒式的無產階級的世界與人生觀。而且，我也不明白怎樣才算"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與人生觀"？
當人生意義的問題來臨的時候，學校學習的課程是引不起我的興趣的。只有當我在某門課程上表現出出色之時，我能夠得到一些虛榮心的滿足。這個時候，我常常去四川省圖書館，這是我尋求安慰的地方。記得當時在圖書館看書的人很多，特別是在星期日，閱覽室總是座無虛席。這時候，借到書後，就只有到花園裡找個乾淨、安靜的地方席地而坐了。也就是這個時候，我第一次看到關於佛洛德的介紹。記得當時他關於“性”的看法，一下子就使我非常好奇，也非常震驚。但他的這些看法，並不能解決我當時的安身立命的問題。——當時正值青春年少，對異性充滿好奇，但他關於“性”的看法亦使我覺得多少言過其實。
一次，碰到學校一位思想活躍的年輕老師張某某，他是極少數願意涉及一些較深問題的老師。我對他談起了自己關於人生觀的一些苦惱。他說我缺乏階級觀點，正是他推薦我讀了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可是讀這本書，翻來覆去卻找不到能夠打動自己的話語。看來它離自己的狀況太遠，有一點不著邊際，如飄風月影，落不到實處。
我為自己的這種思想狀況感到著急。一次在成都春熙路舊書店裡，偶然買到一本《試論雷鋒世界觀的形成》。此書從哲學的角度對雷鋒世界觀進行了一定新的探討，僅此一點，在當時已經算是足夠獨特了。我把這本書視為珍寶，反復閱讀。我為什麼對雷鋒缺乏共鳴？我在什麼地方不對勁？在當時狀態下，我需要有更加理性、更加徹底、更加深刻的東西來說服自己。也許，越是真誠地渴求一種信仰，越是不可能輕易地皈依。
這本書寫道："一個人雖然關於某種世界觀的知識沒有足夠多，但他確是用這種世界觀的指導自己的行為，那麼，我們就應該說，他基本上樹立了這種世界觀。"當時我反省：這段話是否擊中了我的要害？樹立世界觀、人生觀是否並非主要是學習知識的問題？我覺得作者說得有道理，也許，我所缺乏的只是實際的鍛煉。於是在學校組織到農村勞動時，我分外認真、賣力，並有意多與貧下中農接觸。然而，這樣做了後我發現自己的苦惱仍沒有解決，與他們交流，似乎並沒有多少可以談開的話題。其實，當時我的思想中還活躍著另外一些東西，有另外一些價值觀，它們才是真正打動我的東西。記得那時讀過一本《科學家奮鬥史話》，印象很深，其中一些話對我影響很大："科學的精神，第一是渴求知識，探究真理，瞭解宇宙。"
"真正科學家的動機，應該比追求生活舒適更上一層，他還應重視生命而使之豐華。"
"科學家認為瞭解自然和宇宙，才是他們最高的目標，至於實際運用，只不過是副業罷了。"
這些思想與當時的革命人生觀教育有著明顯的矛盾，這就使我內心有一種衝突。骨子裡，我感到這些思想與自己更親近，但在現實中，卻無法讓這些思想與正統的意識形態和諧相處。我很喜歡上述幾段話，把它們抄在了日記本裡，並辯解地式地評論："我是從這個角度來接受這些思想的：人的生活包括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兩方面，其中精神生活占主要地位，而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又是追求真理，滿足'理智感'。也許，我這種對科學的理解已經不屬於'為科學而科學'的範疇了。就算這些話是那些'為科學而科學'的科學家說的，我的理解已經經過了揚棄。試問，把精神生活看得比物質生活更重要又有什麼不可以的呢？"（1965年10月5日日記）
這種思想衝突直到讀了《馬克思傳》、《恩格斯傳》、《回憶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等書後，才得到了緩解。當時，馬克思、恩格斯成了我崇拜的英雄，而這種崇拜，又能與現實的意識形態取得某種協調。我所崇拜的，還有科學家愛因斯坦、科幻作家儒勒·凡爾納等，但在當時的氣候下，這種崇拜與主流文化是不一致的。好在馬克思、恩格斯與他們有某些相通，這就是崇尚創造，追求創新等成分。
當時，我特別喜歡恩格斯青年時代說的這段話：
"我的心中經常在發酵和沸騰，我那有時不冷靜的頭腦還在不斷地燃燒，我竭力探求一種把心靈中的渣滓清除出去並使熱力變成熊熊火焰的偉大思想。"
我感到這段話說在了自己的心上，它微妙地表現了我的狀態，我一筆一筆地把它抄在了自己的筆記本中。當時，馬克思與恩格斯使我崇拜和共鳴的主要是一種追求真理、獻身於真理的精神，以及博覽群書、高瞻遠矚的胸懷。
那時候，我還愛讀李銳先生所著的《毛澤東青年時期的革命活動》，當然主要是自取所需地喜歡他讀書時期的一些狀態。我很欣賞他那個時期的一些話。毛澤東青年時期在讀書筆記中寫道：
"一個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個之我，肉體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
對於這上面段話，印象頗深。我還特別喜歡毛澤東青年時代所推崇的一句格言：
"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
我請一位書法好的同學，用毛筆將其錄上。我把這付字貼在牆上。——他書寫時，我請他把順序改為"野蠻其體魄，文明其精神"，突出"野蠻"二字。因為我覺得這句格言的創新，正在"野蠻"上，它與"文明"相映成趣。
(許金聲18歲）
就在這段時期，暴風驟雨一般的文化大革命來了。在成都，每過幾天都有一些新的動向，這使我的頭腦特別興奮，我經常到街上看大字報、聽辯論。
大概是1966年夏天，北京紅衛兵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傳到成都，成都的中學也刮起了"血統論"之風，在同學中也劃起了"紅五類"與"黑五類"。由於我出身不好，一時感到有很大的壓力。終於，一次班上開批判會，要出身不好的同學都交待家庭的歷史和自己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思想，都站到前面來，其中一胖胖的女生，說你們家說資本家，要我也上去。我在會上否認自己是"黑五類"，並強調說自己崇拜的是馬克思、恩格斯，沒有什麼好交待的，恩格斯也是資本家出身，然後開門揚長而去。這次批判會後，我就索性不去學校了，整天在外面看大字報，或者到四川省圖書館看書。一次在人民電影院門口看到有關"八二六"事件的傳單，感到很新奇。1966年9月，北京赴四川的學生來了，在大街上經常看見他們的遊行隊伍。他們一邊高呼："毛主席萬歲！"一邊高呼："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當時我感到震動，也有很大疑惑：怎麼能籠統地整個"火燒"、"炮轟"呢？這不是全盤否定嗎？形勢變化很快，北京學生的到來，使人們的注意中心都轉移了。
二、看見毛主席
1966年月11月18日，我坐上了北上的火車，生平第一次走出四川省。火車異常擁擠，但心情卻格外舒暢。
到了北京以後，住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當時遊山玩水的興趣不大，在北京待了20天，只去了頤和園，主要時間都花在看大字報，抄大字報之上了。我渴望理解周圍發生的一切，瞭解社會，瞭解這次文化大革命。
當時到北京的學生的一個最大的理由就是希望看到毛主席的接見。1966年11月25日，我有機會參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見紅衛兵的活動。記得那天大概淩晨3點鐘就起床了。我們排著整齊的隊伍上街，走一走，又停一停。大街上滿是戴著紅袖章的紅衛兵，隊伍一支又一支。有時帶隊的解放軍剛命令大家原地坐下，未等坐穩，馬上又把大家叫起來繼續前進。我跟隨著巨大的人流，一會兒走，一會兒跑，最後好容易才安頓下來，感到又累又餓。接著又是乏味的等待。好在一些外省的紅衛兵不斷地跳出來，在隊伍前面拿著毛主席語錄本朗誦毛主席詩詞，唱語錄歌，跳大批判舞，看他們表演才把時間捱過。
一直等到上午11點左右。突然間，人們歡呼雀躍，人聲鼎沸，我知道這是毛主席來了。我有一些激動，但不是太激動。由於我並不主動、積極地向前擁，很快就被擠到了隊伍的最後一排。越過人群，看到幾百公尺外，一排汽車正迅速駛來，我使勁地往上一跳，正看到毛主席乘著敞蓬汽車飛快地掠過，他穿著綠色的軍裝，一張大臉，正面向著我這一邊，表情也許是因為疲倦，嚴肅而沒有笑容。我再使勁一跳，就只看見他迅速遠去的背影了。以前看過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電影，那歡呼的場面給我留了深刻印象，我原以為，這一時刻，我也會有什麼奇妙的感覺產生，但當時卻沒有體會到什麼，沒有神聖與狂熱，甚至連特別激動的心情都沒有。也許是久久的等待和萬人崇拜的場面反而破壞了情緒，在我的意識裡，反而產生了一種不平等和不愉快之感。折騰這麼長的時間，原來就是為了這樣的一瞬嗎？這樣看一眼的意義又在什麼地方呢？對於毛主席的熱愛，不應當限於形式。難道非要親自見了毛主席，才算真正熱愛毛主席嗎？
（檢閱）
三、遇羅克的《出身論》
毛主席接見後，我繼續留在北京到處看大字報，我的頭腦喜歡新穎和豐富的資訊。就在這段時間，我首次知道了遇羅克的《出身論》。
關於遇羅克的《出身論》，最初是在批判《出身論》的大字報中知道的，後來才讀到全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感到有思想解放作用的，就是遇羅克的《出身論》。
《出身論》署名為"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它從前段時間流行的血統論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開刀，對血統論進行了有力的批駁。這篇文章指出："這副對聯的錯誤在於：認為家庭影響超過了社會影響，看不到社會影響的決定性作用，說穿了，它只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為老子超過了一切，實踐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社會影響遠遠超過了家庭影響，家庭影響服從社會影響。"文章雄辯地反駁說：依照他們的觀點，老子反動，兒子就混蛋，一代一代地混蛋下去，人類永遠不能解放，共產主義就永遠不能成功。當時看這篇文章，覺得它說出了自己心中想要說出、但卻未能說出，感覺極深、但卻並不明晰的思想。這篇文章呼籲："一切革命青年，不管是什麼出身，都應受到同等待遇。"這一呼籲，對於自己來說，可以說是震撼人心的。因為它相對於當時的官方政策："一、有成份論，二、不唯成份論，三、重在政治表現"，更進了一步，是比較徹底的。當時讀《出身論》的感覺，現回想起來，多少有點類似盧梭式的解放作用："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處處困在桎梏之中。"
我於1966年年底回到成都。回成都後，參加了"八二六"一派在我校的組織--"新錦中公社"。記得當時也不需要任何手續，只需領一隻袖套而已。此時，參加屬於造反派的紅衛兵，一般已不過問家庭出身。但出身不好者，很少有進入勤務組（即領導機構）的。由於組織裡缺乏人寫文章，而我又愛好動筆，於是便辦起了一份小報《新錦中報》，由我擔任主編。
大概是1967年月1月，我在四川大學又看到了一份張貼在牆上的小報，這份小報全文轉載了《出身論》。我為此感到非常高興。我記下了這份小報的主辦者：十九中紅衛兵。好在十九中離四川大學不遠，在望江樓的斜對過，我步行繞過九眼橋，當天我就找到了主辦人，並且又要了一些報紙。我們談到了北京的活躍，成都的相對閉塞。關於《出身論》，我們一致覺得有相同觀點的人應串連起來。
我把這份小報推薦給我校的一些同學、老師，以及其他學校的徐友漁等人看，大家都覺得十分興奮。鑒於當時《出身論》還有不少人批判，我們覺得有必要寫文章呼應。1967年月1月底，大家在錦江中學開了一次會，成都市的中學有十多人參加了這次會議。後來，大家對《出身論》的關注被"二月鎮反"沖淡了。
"二月鎮反"以後，成都地區的"八二六"一派受到壓制，減少了活動，而產業工人戰鬥軍（原被稱為"保守派"的組織）活動頻繁。這段時間，我有時在家看書，有時則到四川大學瞭解動態。到了4月底，我與幾位初中同學，也一起乘貨車到了北京。此時，我仍關心著關於《出身論》的論戰。我發現《中學文革報》又登幾篇署名"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文章，而另外有的報紙在對《中學文革報》進行批判。我到北京四中，尋找《中學文革報》的主辦人。原以為"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就是該校的人，後來才知道是遇羅克。遺撼的是那天接待我的同學不知道遇羅克在何處，但他送了幾張登有遇羅克文章的報紙給我。
遇羅克文章的解放作用，其具體觀點當然是一方面，但實際上更重要還在於他的思想方法，在於他敢於獨立思考，敢於衝破思想禁錮的精神。《出身論》的鋒芒所指，不僅僅是當初"聯動"提出的"血統論"，而且是建國以來一直存在的一種極左傾向。
（遇羅克）
四、成都的舊書自由市場
1967年6月，我從外地回到成都，正遇上《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公佈（當時稱為"紅十條"）。成都地區造反派之間的派性鬥爭開始逐步上升。原來保守派與造反派的矛盾逐漸淡漠。"紅十條"對原來同是造反對派的"八二六"與紅衛兵成都部隊有不同的肯定。而紅衛兵成都部隊反對劉結挺、張西挺進入四川省革委會，矛盾就這樣展開了。
當時，我雖然參加的組織是屬於"八二六"這一派，但我的一些朋友和親屬卻是屬於紅衛兵成都部隊。這使我在瞭解相反的意見時，能夠做到比較客觀。我經常到大學、到街上看大字報，兩派的大字報都看，覺得紅衛兵成都部隊一派的觀點似乎也有一定道理。分歧的焦點，似乎集中在劉張問題上，但究竟誰是誰非，我感到自己弄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我應當幹什麼？我覺得無所適從。
從1967年7月開始，成都地區兩派矛盾衝突越來越激烈，從辯論開始發展為武鬥。武鬥越來越厲害，不時有消息說，某一派有多少、多少人被打傷了。當時各單位的兩派情況不一樣，有的單位"紅成"一派的人多，有的"八二六"一派的人多。人少的一派一般都從單位撤出，到一些自己這一派人多的單位去。我校的"紅成"也搬到四川醫學院。
文化大革命要摧毀一切舊文化，但在武鬥逐漸升級的時候，靜悄悄地也冒出來一些渴求文化的潛流。成都春熙路的孫中山銅像後面，不知何時出現了一個舊書籍自由市場，在這裡幾乎建國以來出版的任何小說以及其他書籍都買到。在這裡售出的書，有的是紅衛兵抄家抄來的書，有的是一些人從各種書館偷來的書，當然也有售書者自己的藏書。有的人把書摞放在地上，等待人們來翻閱選購。更多的人則把書拿在手上，到處遊蕩，既賣書，也買書。一旦有什麼好書，人們會蜂擁而上，爭相購買。熱鬧時，這裡每天大約有七、八百人，附近的交通都堵塞了。當時有許多未參加任何組織的"逍遙派"都在這裡買書，消磨時光。一次偶然發現這個書市後，我也成了"逍遙派"。我似乎是發自本能地熱愛讀書，一看見書就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我在這裡買到了不少文學名著，包括《約翰·克利斯朵夫》、《復活》、《九三年》、《悲慘世界》、《馬丁·伊登》、《海狼》、《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說選》、《紅與黑》、《歐·享利小說選》等等，另外還有一些哲學書籍、內部書籍，如《西歐十六--十八世紀哲學》、《人性論人道主義研究資料》等等。找到這些書，如同發現了自己心靈的家園。在文化大革命這個大環境裡，我構建著自己的小世界。我沉浸在這些書中，有那麼一段時間，文化大革命似乎從我的身邊消失了。可是，書是看了一些，但思想的混亂與內心的騷動卻並沒有消除。而且，此時讀小說，已沒有像在文化大革命前，上初中時讀儒勒·凡爾納的小說《格蘭特船長的兒女》、《神秘島》、《海底兩萬年》，以及威爾斯的《隱身人》、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偵探案》等小說時那麼入迷、那麼無憂無慮了。當時，我是熱血沸騰的青年，渴望在現實生活中發揮自己的生命力。遠離文化大革命，讀這些書，總感到有些與現實不協調，精神上有一種缺少根基的感覺。
在家裡飽食終日，當"逍遙派"，似乎也不是滋味，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一段話，使我產生強烈的共鳴：
"靜默，沉重的靜默一天一天地壓在他的心上。仿佛一切都成了灰燼。仿佛生命已經到了黃昏，而克利斯朵夫才不過剛開始生活呢。他決不願就此聽天由命！他還沒有到睡覺的時間，他還得活下去，可是他沒法在德國活下去。小城市的那種閉塞、狹隘壓著他的精神，他活像關在市立公園籠子與土洞裡的可憐野獸，受著苦悶的煎熬。由於同情，克利斯朵夫有時去看看它們，打量著它們的眼睛，看著那些狂野、絕望的火焰，一天天地黯淡下去。"
當時，成都的兩派的矛盾越演越烈。在錦江中學，那些八二六的同學在修築工事，準備戰鬥。我覺得無聊，再也無法待下去。1967年月10月初，我再次離家外出。與前兩次不同，這一次，完全是漫無目的的漂泊。
我先後到了杭州、蘇州、南京。在徐州轉車時，與徐州一個中學的一位女生邂逅相遇，這件事，成了我當時生活的一個轉機。使能夠更加真誠地、認真地面對文化大革命。在這以前，我的心一直是騷亂、動盪不安的。在認識這位元女生之後，卻好像吃了一顆"定心丸"。
那天晚上，在候車室等得無聊，我便請旁邊一同候車的一位農民幫忙看守座位，去看貼在四周牆壁上的小報。有一份小報是批判瞿秋白的專刊，批判文章我看不進去，但小報附錄的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卻吸了我。他的文章充滿滄桑感又富有人情味，一下子就打動了我的心。
小報還刊登了據說是瞿秋白的詞，記得有幾句是：
廿載沉浮萬事空，
年華似水水流東，
枉拋心力做英雄。
我返回原位，準備拿紙筆摘抄，走到原來的地方，卻發現已坐了一位陌生姑娘。她長著小圓臉，五官細膩、清秀，皮膚白淨。正當我在猶豫不知如何是好時，她把身子挪了一挪，騰出一個空位，用清越的聲音招呼我在她旁邊坐下。我誠惶誠恐坐下了。很快，她大方溫和的態度、流暢、豐富的語言打消了我的顧慮，我們開始暢談起來。自然最多的話題是談我們讀過的書，讀過的小說。沒有想到，她看過那麼多書，我們有那麼多共同語言。時間過得很快。不知不覺她上車的時間已到了。我不願離去，她也不想分手。她正準備去安徽的姑姑家，出乎意料地邀請我同去。在車上，我們從深夜一直談到第二天早晨。到了安徽她的姑姑家，她安頓我住下來，我們又有二天的相處時間。在這二天，她幫我清洗了這次外出已穿得又髒又臭的衣服，還陪我到附近的小河游泳。她不會遊，在岸上替我看守衣服。
二天過了，想說的話還沒有說完，但分手的時間卻到了。以前，我從來沒有與一位年輕的異性說過這麼多的話，單獨在一起這麼長的時間，這是一種帶著強烈性吸引的，在精神上酣暢的交流。我們回到當下的現實。她指出我這樣到處遊蕩也不是長久之計。
“別再流浪了，還是回去搞複課鬧革命吧。”她在告別時建議。那個時候，我們對文化大革命對於我們自身的意義，是解讀為一種自我的成長和變革。
"我記得那美妙的一瞬，
在我的眼前出現了你，
好像是曇花一現的幻影，
好像純潔之美的精靈。"
普希金浪漫詩句的意境，我卻在文化大革命的環境中體驗到了，這似乎顯得有些荒誕，其實是合情合理的，有一種奇怪的整合。儘管置身於文化大革命，但在意識深處，卻永遠與永恆的人性相通。
我不知道這是否算作"初戀"，但這次相遇卻影響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誠如羅曼·羅蘭在《約翰·克利斯朵夫》中寫道：
"誰要在世界上遇到過一次友愛之心，體會過肝膽相照的境界，就是嘗到了天上人間的歡樂。"
我的心變得踏實了。在分手之後，儘管我們只通了兩封信就因為她遇到了意外事件而中斷了聯繫，但我卻結束了以前那種騷亂不安、無可適從的狀態，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文化大革命之中。
五．第三條道路
1967年10月底，我又回到了錦江中學。學校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化。教學大樓前貼著稀稀落落的大字報。大樓內，新錦中公社用桌椅為武鬥修築的工事仍沒有撤除，我在教師宿舍找到了間空房住下。
一連好多天，我在四川大學、成都工學院、四川醫學院，還有大字報比較稠密的春熙路、人民南路等地看大字報，瞭解當前的動向，思考自己能夠做什麼。我強烈地感到，儘管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的指示已經發表，外省一些地方的群眾組織響應"大聯合"的號召，實現了大聯合，但四川省的情況似乎完全不一樣。"八二六"派與"紅成"派還在為"劉張"問題激烈爭鬥。很多大字報根本不是講道理，而互相侮辱、謾駡。"八二六"派稱紅衛兵成都部隊為"紅衛兵蠢豬部隊"，"紅成"派則稱"川大八二六"為"川大八耳驢"，稱成都工人造反兵團為"撬杆兵團"。在兩派內部，誰要是發明謾駡對方的語言，就會得到本派群眾的喝彩。武鬥有所升級，已發展為使用真槍實彈。
1967年12月25日，毛主席的生日前夕，我在日記中寫道：
"下午到四川醫學院，紅成9.15正開會，借軍民聯歡慶祝毛主席74歲壽辰為名大強調要堅決打倒劉張。會上大演打倒劉張的節目，大喊打倒劉張的口號。
看來'紅成'的態度還非常堅決。不打倒劉張誓不甘休，頗有些主觀唯心主義。
兩派的派性都很強，而這種派性公然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地存在著。假如看問題避開了派性，反而要被指責為'右傾'。
兩派對於《文匯報》、《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可以說簡直沒有反響，因為《文匯報》、《人民日報》的社論盡是強調鬥私，強調自我批評。
我深感思想上的奪權是比組織上的奪權更加深刻，更加艱巨的任務。然而，我發現兩派對此都不重視，只是停留在組織的奪權上。……
我苦苦思索，從毛主席指示裡尋找解釋。我在1967年12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
"毛主席在最新指示裡說：'本來在一月風暴以後，中央就一再著急大聯合問題，但未能奏效。後來，發現這個主觀願望是不符合階級鬥爭客觀規律的。大聯合是捏不成一個大聯合的，捏合了還是要分，所以中央現在的態度只是促進（重點號為原日記中已有），不再捏了，揠苗助長的辦法是不成的。'
這段話很深刻。它說明了在聯合的唯一途徑是兩派各自克服自己的派性，而決不是依賴中央表態（重點號為現在所加）。固然，中央表態非常重要，但它只是個外因，這個外因必須要通過兩派克服派性的內因起作用。"
當時，我覺得對自己的任務已非常明確了，這就是批判派性，促進大聯合。我參加的群眾組織是"新錦中公社"，屬於"八二六"派，但自己仿佛與這個群眾組織沒有多大關係。參加這個組織的同學，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當時，高中生絕大部分都待在家裡，在學校活動的，主要是初中同學。他們在學校參加活動，一些人是由於在家裡閑著也覺得無聊，一些人是由於想湊熱鬧。真正有頭腦有想法的，留在學校的不多，因為留在學校，的確也幹不了什麼。
我給他們講大聯合的事，大多數人都覺得不理解，或者根本聽不進去。當時，也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同學支持我。我們在一起又把中斷的油印小報《新錦中報》恢復起來。名義上此報是"新錦中公社"主辦的，實際上只是宣傳我們幾個人的觀點。此報每次只印幾百份。每週出一期或二期，大概總共出了二十幾期。通過辦油印小報，自己的分析能力、觀察能力以及寫作能力也得到了一些鍛煉。通過去時當時對《文匯報》、《人民日報》、的研究，結合對成都地區形勢的觀察與思考，形成自己的觀點，再把這些觀點變成文章，這樣做，我感到很充實，感到自己是與形勢一起發展，是真正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之中來了。
記得在1967年2月15日這天，我又為《新錦中報》寫了一篇"社論"，題為《論路線鬥爭的新形式》，強調黨性與派性的鬥爭，是路線鬥爭的一種新形式，誰要是搞派性鬥爭，就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我提出，在劉張問題上，"八二六"與"紅成"的鬥爭屬於什麼性質，是黨性與派性，是派性與派性，還是兩種交叉，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不容易一下子扯清楚，但是，大聯合是當務之急，並沒有必要在扯清楚之後再搞大聯合。不管怎樣，至少兩派的絕大多數群眾都是好的，可以在實現大聯合之後再來解決兩派的分歧。
在1967年2月18日這天，我看到了剛好也是在2月15日發表的上海《文匯報》社論《黨性與派性的鬥爭就是路線鬥爭》，其中有不少觀點與我的文章一致，這種巧合使我十分興奮。這種情況，我在當天的日記中有記載：
"下午收到2月15日的《文匯報》，看到裡面的社論《黨性與派性的鬥爭就是路線鬥爭》，高興極了。社論指出：敵人煽動派性鬥爭，就是當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表現。誰要是搞派性鬥爭，就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一邊。現在我的信仰越來越堅定了，就是要打倒派性大立黨性！"
自己獨立得出的一些觀點與黨的大報一致，這極大地鼓舞了我的自信，我沒有以前那種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覺，清晰地明確了自己在幹什麼，可以幹什麼。
當時，外省已經有一些學校的學生返校複課鬧革命。成都地區大聯合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成都九中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接連寫出了大字報：《擋不住的歷史潮流》、《春天裡的幾片陰雲》，就反映了的當時的這種呼聲。成都九中，早在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指示發表後不久就複課了，是全市最早複課的中學。《春天裡的幾片陰雲》的作者張隆溪，就是在這個時候複習原來學習的英語外，又自學了俄語。
當時，成都地區還出現一個新的動向，從"八二六"派的成都工人造反兵團中分化出了一股勢力，這就是以"楊大鬍子"為首的"紅衛軍團"，由於人數不少，在成都張貼了很多大字報和標語，一時間，頗有影響。他們也主張"繞過劉張問題談大聯合"。但在當時，他們被正統的成都工人造反兵團稱之為"分裂主義"、"山頭主義"。其實，不管當初紅衛軍團是屬於一種什麼情況，他們的出現至少了反映了當時成都地區一種普遍的厭倦派性鬥爭、反感武鬥希望社會秩序複正常的情緒。
當時成都地區的形勢給我以極大的鼓舞，經過自己的獨立思考，我相信自己的奮鬥方向是對的，我決心把"第三條道路"走下去。
所謂第三條道路，是指既不同意紅衛兵成都部隊打倒劉張談大聯合，也不同意"八二六"要"紅成"擁護劉張談大聯合，而是主張保留劉張問題談大聯合。
我一方面宣傳自己的主張，到處張貼《新錦中報》，一方面走訪串連、希望成都地區的一些堅決反對派性，主張繞過劉張問題談大聯合組織首先聯合起來，記得有時找不到同學，就一人提著漿糊桶上街，張貼鼓吹聯合的《新錦中報》。我還到一些同學家裡，勸說他們返校。
錦江中學"紅成（紅八月）"當時住在四川醫學院（四川醫學院的大學生大多數都是屬於紅衛兵成都部隊一派，該學院已經被他們控制）。為了讓他們聽到大聯合的呼聲，一次我與另一同學鼓足勇氣專程到四川醫學院的大門口刷標語：
"紅衛兵錦中支隊回校複課鬧革命！"
"紅八月與新錦中公社聯合起來！"
由於我們是戴著"八二六"的袖套在刷標語，標語剛刷完，就被四川醫學院裡的"紅成"發現了，他們立即向我們開槍，子彈呼嘯著從身邊飛過，我們嚇得轉身就跑……
回到學校，卻受到新錦中公社的一些派性強的同學的譏諷，說我們是"軟骨頭"，丟了"八二六"的臉。當時我儘管感到委屈，卻堅持認為是做了自己應當做的事，而且行為是英勇的。
值得欣慰的是，我們的宣傳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本校，我們得到另一個主要是由高中同學組成的戰鬥的支援，學校裡有不少老師，也同意我們的觀點。在校外，我們也與一些有共同看法的重視大聯合的組織產生了共鳴。記得當時有成都三中"紅色堡壘"的同學看了大街上張貼的《新錦中報》後，到錦江中學來找我們。這一天，我在日記中有記載：
"上午三中'紅壘'來訪，談到成都目前堅持大聯合的人還未形成一股強大勢力，讓派性占了上風，十分感慨。我們一致得應當團結起來，發揮作用。當然要在理論上駁倒派性，要從輿論上壓倒派性，那是十分艱巨的。（1967年3月11日日記）"
"紅衛軍團是個令人頭痛的問題，從它的政治主張來說是對的。但是，其動機卻令人懷疑，似乎有不正當作法，怎樣對待它呢？"（1967年3月11日日記）
其實，為了讓聯合首先聯合起來，我早就作了一些嘗試，我曾經多次走訪九中，認識了《擋不住的歷史潮流》的作者謝洪，《春天裡的幾片陰雲》作者張隆溪。以上兩篇大字報順應民心，寫出了當時許多人厭倦派性鬥爭，希望大聯合的心情，而且文筆流暢、灑脫，頗受歡迎，談到成都地區的形勢以及大聯合的前景，都很樂觀。但是，當時他們的心思主要放在本校的複課鬧革命，對搞串連，團結其他走第三條道路的力量似乎並不熱心，另外，他們也覺得社會上的組織（包括紅衛軍團）太複雜。
在這段時間，我還極力主張兩派接觸對話。在四川大學，我認識“八二六”、"1113"主力戰鬥隊的一些學生。他們大都是學理科的，包括化學、物理學、數學等。我介紹一中"紅成"的頭目徐友漁與他們辯論。這種對話雖然沒有什麼結果，但在派性十分強烈的當時，也是比較獨特的事件，它顯示了我們相對開放的心靈。後來，我們又認識了數學系的蕭昌建，大家的談話就越來越有真誠探求的氣氛了。蕭昌建的思維敏捷、邏輯嚴密，使我們受到了不少啟發，思維也受到訓練。
從1967年秋天到1968年春天，這一段時間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關注社會最認真的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我鍛煉了自己積極探索、獨立思考的能力，也發現了自己有一種敢於堅持自己認為是真理的東西的一種能力。儘管當時的想法與做法還很簡單、幼稚，有點唐·吉訶德式的可笑；儘管由於歷史的局限，在思想上還沒有擺脫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禁錮，但所謂走"第三條道路"，畢竟還是通過自己的思索而做出的選擇，它是我人生中一段真實路程。
六、中央首長"3 15"講話
正當成都地區兩派的鬥爭陷入僵局，大聯合的呼聲逐漸有所加強之時，突然從北京傳來了中央首長"3 15"講話。所謂"3 15"講話，是以康生、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在1967年3月15日接見四川省代表時的講話。這次講話的精神是肯定"十條"，肯定劉結挺、張西挺是革命幹部，而且出乎意料地公開表態說紅衛兵成都部隊是“右傾翻案風”。這樣一來，四川地區兩派矛盾馬上又激化了。本來在"3 15"講話之前，成都地區的兩派已經簽訂停火協定，武鬥已有緩解，"3 15"講話之後，武鬥又重新激烈。
川大"八二六"開會稱，"3 15"講話的下達的是“政策派勝利，策略派碰壁，反對派失敗。”大概主張大聯合的人都屬於策略派吧。策略派當時亦被稱作"右傾"。這次"碰壁"使我心中產生了好些疑問：
"中央沒有讓兩派聯合起來再表態，這是為什麼？如果可以避免一派壓一派不是更好嗎？"（摘自1967年3月18日日記）
我對把策略派稱作"右傾"不服氣：
"所謂‘右傾'，只不過是出於對毛主席戰略部署的理解，為了更好地解決劉張問題，提出保留劉張問題實現大聯合罷了。"（摘自1967年3月18日日記）
"3 15"講話，在我的心中投下陰影，我苦苦反省著。百思不得其解："這幾天來，心情處於動盪之中，思維矛盾著。對於當前的運動，總是不能做出圓滿的解釋，對於自己前一階段的理論和行動，也在否定與肯定之間徘徊。所不能理解的是：‘政策派'‘策略派'，好多都是出自於黨性，而‘得勝'的‘政策派'，好多都帶著明顯的派性。"（摘自1967年3月28日日記）
我的內心深處有一種被愚弄、被欺騙的感覺，這種感覺後來逐漸發展為對文化大革命的懷疑。所謂“懷疑”，是指對毛澤東所聲稱的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提出質疑，包括文化大革命到底有什麼意義，有沒有必要搞文化大革命。當時之所以敢於懷疑，是因為我的心是真誠的，是問心無愧的。中央首長"3 15"講話是成都地區兩派鬥爭的轉捩點，也是我文化大革命經歷的一個轉捩點。
"3 15"講話以後，我對參與文化大革命失去了興趣，但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思索卻一直沒有停止。我和蕭昌建、徐友漁等幾位朋友經常討論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我們的思想不斷有所有發展，到了1968年年底，我們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已經由懷疑發展到否定了。
當時，我們在思想上的步伐應該說是較快的，之所以在那個時候就敢於否定文化是革命，大概是因為：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有一段真誠的、問心無愧的經歷，這段經歷促進我們發現了真實的自我。真實的自我成了我們觀察外界的一個參照系。當真誠地信奉一種思想之時，如果這種思想本身有問題，而我們的真誠沒有問題，那麼，在信奉的過程中，就相當於在使用歸謬法，把這種思想的不合理推衍下去，結果必然推出這種思想的不合理。如果我們本身是有問題的，我們不是真誠的，我們自己是問心有愧的，那麼，我們的懷疑就會最終指向我們自身。
第二，我們有一群思想狀態相近，經歷相近的朋友，在我們之間，形成了一種追求真理，自由探索，互相取長補短、相互激勵的氛圍。在這種情況下，誰要是有什麼新感覺，馬上為大家分享，誰要是有什麼新觀點，馬上為大家考察和補充。
七、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1968年底，毛主席發表了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在下鄉之前，是我交往非常頻繁的一段時間。其中最重要的是，認識了一批1964年、1965年下鄉的"老知青"。與他們的交往，使我們受到很多啟迪。記得他們有一種觀點，頗有衝擊力。他們認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其實質，並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社會處理剩餘勞動力，把農村作為勞動力的倉庫。老知青看問題的角度，促使我們在思考時有更廣的視野，把思維的物件擴大到更大系統，從政治問題深入到社會問題。我直到1969年12月才下鄉。在下鄉之前，我曾幾次到農村對老知青、新知青進行訪問。在成都方言中，當時流行一個"操"字，意指主動追求一種生活方式。凡熱衷於某一種東西，甚至以這種東西為寄託即為"操"。當時在新老知識青年中，有"操文學"、"操思想"、"操肌肉"、"操武術"、"操工分"、"操手藝"等種種流派。我下鄉的地方是四川省邛崍縣山區，這兒有一夥二十中的同學，他們則自稱是"操感情"。我下鄉後，很快與他們成為了朋友。他們善良、樸實，熱愛生活，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一段真誠投入的經歷。在他們的影響下，我的更多地興趣轉移到對於人性的認識，以及對感情世界的探索之中。
1967年我曾在成都自由書市中買到不少書籍，後來裝了兩大箱帶下鄉。有了這些書，我的知青生活就不是那麼單調了。那時候，白天勞動，晚上沉醉在書的世界裡。我的書，也借給二十中的朋友們看。每當趕集或較為空閒時，我們便聚集在一起，探討人生，互相交換讀書心得。日子過得很艱苦，但在精神上還是感到充實。正是那個時候，我產生了這樣的美好聯想：
人生之路猶如漫漫長夜，四野茫茫，沒有星星，也不見月亮。每一個美好的靈魂都像是一隻熠熠發光的螢火蟲。它們先是分散的，後來又逐漸聚集在一起。許多個美麗的靈魂聚集在一起，便是一盞幽暗的小燈了……
我們的探討並不是就書本而書本，就文學而文學，而是緊密聯繫我們自己的生活實際。例如，讀了俄國作家萊蒙托夫、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之後，我們就爭論這樣一個問題：同當時的俄國一樣，我們也是"多餘的人"嗎？進一步追問：我們的探索有什麼意義嗎？大家比較一致的感覺，可以用《約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一句話來表達："只為信仰，不為成功。"
我下鄉的地方屬於偏僻的山區，買醬油、火柴也要跑七、八裡的山路。但正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生命反而迸發出空前的熱情。白天，時間消耗在機械的勞動中，晚上，點著煤油燈看書，想要把流逝的時間再追回。記得有一個晚上，燈中的煤油用完了，為了多看兩行字，竟然又把燈芯挑出來，讓它燃燒完。儘管我們不相信自己一輩子會在農村度過，儘管我們從來沒有喪失過希望，但形勢的緩慢發展也常使我們感到悲觀。1971年"9· 13"事件前夕，這種心情達到了頂點。那時候，我曾寫下了這樣的詩：
《希望》
我爬上長滿野草的小山崗
向那霧靄籠罩的遠方凝望
遠方是綿延起伏朦朧的群山
暮色中多麼沉靜而又安詳
黃昏的風吹奏著夜的序曲
林蔭裡鳥兒發出歸巢的喚叫
夜幕就要不知不覺地降臨
我的心充滿了難言的惆悵
我悲哀地在草地上仰面躺下
頭上是陰霾滿布的穹蒼
我多麼喜歡遼闊與空曠
低沉的烏雲卻如鉛塊壓在胸膛
又是一天即將過去
未來依然那樣渺茫
溫和的風呵，在我耳邊輕輕吟唱
希望，希望，希望……
（後記：這篇文章最有紀念意義的部分是關於我們在思想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一段。在1968年年底，我們能夠較早地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由懷疑發展到否定，追到深處，關鍵是與我們的真誠有關。"當真誠地信奉一種思想之時，如果這種思想本身有問題，而我們的真誠沒有問題，那麼，在信奉的過程中，就相當於在使用歸謬法，把這種思想的不合理推衍下去，結果必然推出這種思想的不合理。如果我們本身是有問題的，我們不是真誠的，我們自己是問心有愧的，那麼我們的懷疑就會最終指向我們自身。"真誠的自我具有向"大我實現"方向發展的驅力。本文原載徐友漁主編：《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原文署名為"解全"，為文化大革命前取的幼稚的筆名，意為“解放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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