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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8
▍東方歷史評論：那麼我想問一下，您認為西方思想史研究已經衰落的判斷，現在有無改變？
葛兆光：最近好像有些變化。思想史研究在西方衰落，可能有一個專業的背景，經過現代學院制度洗禮和規定，學者的學術研究跟學者的政治關懷之間是需要分開的，特別是歷史學領域，你不能“借古諷今”，一般來說，你不能在裡面摻入太多個人的政治和社會關懷，那是學術紀律。不像我們前三十年，政治意識形態和學術研究糾纏在一起，也不像我們八十年代“文化熱”，可以把各種政治關懷都摻到學術論著裡面。這在西方是學術紀律所不允許的。所以，歷史學作為一個專業領域，個人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關懷，不宜太多表現（當然也並不是沒有）。因此思想史研究可能會越來越專業化，技術化、學院化，與大的關懷連接不起來。然而，學術研究又需要不斷花樣翻新，需要陌生化。所以，思想史之後，社會史、文化史等興起，這是一波一波的學術潮流，思想史研究在西方就漸漸凋零。
但是，最近西方好像又出現了一些回歸，比如說，劍橋的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做思想史，影響就很大，哈佛大學的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最近和人合作寫了一本《歷史學宣言》，在學界也很轟動。他是做思想史的，是斯金納的學生。他們在兩個方面推動思想史研究領域的改變。一方面，他把思想史不在局限於一個國家之內，而是做國際思想史，這就有了新的視野；另外一方面，他們強調歷史學和介入現在生活和社會的重要性。這使得思想史不再是一個冷冰冰的、單純技術的研究領域，而是一個有關懷的東西。所以，我感覺最近好像西方的思想史研究又開始活過來了。
我在1990年代開始做思想史，肯定是覺得中國必須得重新從思想、觀念和信仰的根部，去檢討現代思想是怎麼由傳統思想轉變過來的，它有什麼問題，如何影響我們現在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你知道，中國有個習慣，不能止於“器”，必須進乎“道”，不能局限於“用”，還得奠定於“體”，光講社會、政治、制度、經濟，不講到思想、觀念和文化是不成的，就像林毓生先生說的，中國總是習慣于在思想文化上解決問題，不然好像就沒有“一針見血”似的。
東方歷史評論：您是否承認，對中國學者來說，研究思想史，必須與當下政治關懷相關，或者說，介入是理所應當的，研究思想史不關心當下的民眾生活或者國家狀態是沒有意義或生命的？這和西方學界並不一樣。
葛兆光：我們的研究課題、研究興趣和研究物件，當然與當下的某種關懷有關，也和時勢有關，但是我也一再提醒說，作為一個學者，要小心翼翼地區分開學術與政治，是直接去批判、迎合或者討論，還是說，你是在探尋問題或思想的來源？我在《餘音》那本書裡講，學術研究跟政治關切之間，有一些不同，我最近在香港出的那本《歷史中國的內與外》裡面也強調，我們做歷史的人，只是一個診斷病源的醫生，但不是動手術、開藥方的醫生，我們只是把歷史、把問題攤給你看，怎麼處理是政治家的事情，我們做不到。
我當然覺得，應該有人直接介入社會和政治，大聲呼籲，就像古代說的以“木鐸”或近代說的以“警世鐘”一樣去喚醒民眾、針砭時弊，但是學者採取的策略則不同，他有另外一種表達社會關懷的方式。余英時先生有一句話說，“我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但這不是說他沒有興趣，沒有關懷。我自己也有一句話，就是我並不去和政治“近身肉搏”。說老實話，投身政治，要有很大的勇氣，也要很大的能耐，還要社會給他較大的空間，我們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條件，就像週一良先生說的，我們“畢竟是書生”。但是，話說回來，無論如何我總覺得，所有學術變化，學術研究，肯定與這個“時勢”是離不開，我說“形勢比人強”，就是說我們學者不大能夠改變時勢，但是時勢在不斷刺激我們的問題意識、研究興趣和研究方法。
▍東方歷史評論：那麼您覺得中國當下的“時勢”在什麼地方？或者說今天中國的“真問題”是什麼？
葛兆光：這個問題比較敏感。我不敢說中國的現代問題都可以通過學術研究去反映或討論，但是，從個人關心的問題來講，我坦率地說，肯定有當下的很多問題在刺激我。比如，我現在討論“中國”，那麼為什麼要討論“中國”？我寫了三本書來討論“中國”，你不覺得這背後都有一些現實問題嗎？這一問題是，現代中國這個國家，跟西方的現代國家形態不太一樣。它有類似西方現代國家的一面，也有傳統東方帝國的一面，很多問題糾纏在一起，這跟我們晚清民國以來的這個國家轉型有很大關係。孔飛力（Philip A Kuhn）有一本書講現代中國的起源，這本書我覺得非常了不起，但我也有一點兒不滿足的地方，就是現代中國的形成，並不僅僅是他講的那幾條，其實我更注重的是，現代中國的轉型還應當討論疆域、民族、認同和國家這些問題，現在中國如果包括這麼大的疆域，包括那麼多的族群的話，它是怎麼從帝國轉型的，它真的轉型了嗎?就是說，現代中國這種國家形態，是一個什麼樣的特殊形態，是中國現代國家形態是特殊的，還是西方現代國家是特殊的?自從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以來，西方的民族國家或者現代國家這種形式，已經成為這個國際秩序中所謂正常的，那麼，中國這種特殊的國家形態，就帶來了很多問題，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很多內外困境的來源。這是一個歷史過程的結果，所以需要歷史學家去研究和說明。
這就是我們研究“中國”的問題意識。我想說的是，肯定“時勢”或者說“時代背景”對我們做學術有很大影響，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也想把作為職業的學術和作為關懷的思想分開，這個分開本來應當是一個現代理性，也是一種職業分工，但是在中國，我們沒辦法把專業研究和現實關懷分開，這種糾纏，好像一直是中國學者的宿命。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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