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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23
在“非基”運動的深遠影響下，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對於基督教和那些傳教士們一般會打上3個標籤：政治化、西方化、妖魔化。
基督教會被定性為帝國主義侵略的“幫兇”；那些傳教士，會被不懷好意地稱為“藍眼睛的洋鬼子”；他們所傳的福音，則會被視為文化侵略的“工具”。
對於他們曾在中國灑下的血與淚，甚至所獻上的生命，不是閉口不談，就是一筆帶過，口口聲聲就是兩個字：危害！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很多人對於基督教和那些傳教士都有著不小的偏見，甚至有人會想：
“要是沒有那些傳教士，現在的社會肯定會更好吧！”
誠然，很多人對於這一份厚愛，還是顯得如此得陌生。
他們或許沒有想到第一套拼音是傳教士編的、第一本國際法是傳教士翻譯的、第一所孤兒院是傳教士建的、第一個青年會是傳教士組建的……
中國太多太多的第一，正是由這群“洋鬼子”開創的。涵蓋教育、醫療、藝術、公共文化事業、法律、出版印刷、社會福利、體育等等領域。
今天從眾多的“第一”中，篩選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看看他們這些人對中國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危害”！
第一套中文拼音方案
1583-1588年，利瑪竇和羅明堅合編了《葡漢辭典》。
《葡漢辭典》中的“羅馬字漢字注音”，是漢語最早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也是後世一切中文拼音方案的鼻祖。
▲ 利瑪竇的注音方案
1605年，利瑪竇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跡》，這套拼音方案用了5個母音字母、20個輔音字母，再加上5個聲調符號。
中國人第一次知道原來漢字的注音，可以用這麼有限的一些字母和簡單的拼法，就可以全部拼寫出來。
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對利瑪竇的拼音方案進行了修改和補充，在杭州出版了拉丁字母注音專書《西儒耳目資》。
金尼閣的拼音方案，只用25個字母和5個聲調符號，就可以拼讀當時“官話”的全部音節。
正是因為拼音方案的誕生，才讓之後普及漢語、消除文盲等工作的鋪開成為可能，並進一步促進了文化的傳播和交流。
第一部英漢字典
馬禮遜是近現代中國大陸，第一位基督新教傳教士。
1807年他獨自一人來華，1834年病逝于廣州，在澳門他的墓碑上，寫著他在中國這邊土地所完成的3大壯舉：譯聖經、編字典、辦學校。
▲ 馬禮遜墓碑
而中國第一部《英漢字典》，正是出自他手。
當馬禮遜來到中國後，發現學習漢語是一件危險又困難的苦差。清政府禁止洋人學習漢語，同時也禁止傳教，當地人只能偷偷地給他授課或是充當助手。
又由於當時經濟上的窘迫處境，他只能租住在一個廢棄的法國人的倉庫裡。
即使如此，他每天學習漢語，從事翻譯、編寫工作超過14個小時，健康狀況一度惡化，甚至連拿筆的力氣都沒有。
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
“我現在致力於翻譯及編纂中文字典，這是一件艱苦的工作。我的勇氣與毅力幾乎支援不住了。我的手已極疲倦，執筆不易。假使我可以鋤犁換掉筆桿，則我的健康必然較佳。”
他從1808年開始，以《康熙字典》為據，歷經15年編成了三部分六卷本的《華英字典》。
▲ 馬禮遜編寫的《華英字典》
這部字典包含一部漢英字典和一部英漢字典，幾乎是馬禮遜一人獨立完成。
從此以後，來華的美、英新教傳教士，幾乎都以馬禮遜的《華英字典》，作為學習漢語漢字的經典教科書，進而推動了福音在中國的廣傳。
《華英字典》的發行，不僅便利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經濟貿易的開展，同時為我國的近代語音學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第一所女子學校
阿德希，作為中國第一位來華女宣教士。
1844年，她獨自一人輾轉雅加達、香港、澳門各地，等待進入內地的機會，後歷經重重艱難，才最終踏上寧波的港口，實現了多年以來入華宣教的心願。
初到寧波後，她便在城外江邊租到一個木屋，著手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所女子學校——寧波女塾。
在當時那個重男輕女且封閉、保守的社會，三從四德是女子的第一要務，識不識字的無關緊要，“女子學校”更是一個聞所未聞的稀罕物。
在她反復登門動員，向家長保證孩子上學，不僅不會增加家庭負擔，還能得到很好的照顧後，這才漸漸有人，願意把家中有病或是愚鈍的女兒送過來。
在這樣的背景下，女塾在當地才慢慢有了一些知名度，人數也漸漸增長到40多人左右……
在女塾裡，有設置拼音、國文、地理、英文、算術、唱歌、刺繡、裁縫等課程，通過這些課程的開展，使這些女孩們有機會去接觸那些聞所未聞的知識。
同時阿德希還在學校裡每天主持早禱和晚禱，每週舉行周間聚會和禮拜。
為了這一事工，阿德希終身未婚，就像她曾在信中說的那樣：“她已將自己許配給了中國……”
後寧波女塾經歷了合併重組，成了之後的“崇德女校”、“甬江女中”、“寧波六中”等學校，進一步推動了女性的解放，和社會思潮的變革。
一所現代醫院
100多年前，中國第一家現代醫院——“廣州博濟醫院”，在廣州誕生。
而它現在成了沿江路上，廣州人耳熟能詳的“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1835年，美國傳教士伯駕（Parker）在得到廣東商人的捐助後，在廣州新豆欄街豐泰行3號（今天的十三行）買下一塊地皮，創辦了一所西醫醫院。
伯駕為其取名為“普愛醫院”， 一般資料稱之為“廣州眼科醫院”，之後擴建易名為“廣州博濟醫院”
這所醫院，不僅是中國第一家眼科醫院，也是中國最早的西醫醫院，在中國現代醫療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林則徐、孫中山都與之有著很深的淵源。
1840年4月，林則徐在該醫院的病歷，是中國現存最早西醫病歷，孫中山先生更是曾於1886年，入此醫院附設的“博濟醫學堂”學醫。
在伯駕擔任院長的20年間，醫院一共診治了5.3萬多人。
並且在介紹西醫、西藥，培養西醫和護理人才，推動醫院管理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 嘉約翰醫生與學生合影
中國第一例外科手術、第一例截肢手術、第一例眼科手術、第一例膀胱取石術、第一例剖腹手術、第一例剖腹產手術、第一張X光片、第一例乙醚麻醉術……
中國太多太多現代醫學的壯舉，都誕生於此。
第一所孤兒院
土山灣孤兒院，或許對許多人來說，都是一個很陌生的名詞。
1850年，上海天主教土山灣孤兒院成立，該院占地84.584畝，建有平房、樓房共34間。
▲ 土山灣孤兒院
這也是中國最早最大的孤兒院，往後的近一百年，一群異國的傳教士，前赴後繼地紮根於此。
在中國最黑暗的那段歷史時代，他們“衣之食之，教以工藝美術”，守護著孤兒院一波又一波孩子的成長，並教他們安身立命於亂世的各種本領。
孤兒院為孤兒們安排了系統的學習內容：
上午7至9點，上國語、代數、物理、化學、地理、外語等課程；下午1點半至3點，上修身、打樣等課程。
每日除上課外，其餘時間在工藝訓練所實習雕刻、木工、鐵工、機械等工藝。
該院前後共收容過孤兒2500余人，孤兒年滿12歲就可以開始學藝，6年畢業後，可選擇留院工作或外出謀生。
在當時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活下去已是奢望，這些孤兒不僅受到了孤兒院的庇護，還被“授之以漁”，學得一技之長得以安身立命，得以改寫一生的軌跡。
他們之中，有的人成了知名的西洋畫大師，有的人成了大學的教授，有的人成了“海派”黃楊木雕的創始人……
可以說，土山灣孤兒院對中國近現代藝術、職業教育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
第一個公共圖書館
1899年，作為美國聖公會女傳教士、圖書館學教育家的韋棣華，從紐約來到了武昌文華書院任教。
有過圖書館工作經歷的韋棣華，很快發現文華校園內圖書資料匱乏，教師學生無教學參考書籍，在整個武漢也沒有一座可供大眾閱讀的圖書館。
這使韋棣華認識到：
把西方的公共圖書館理念引進中國，並建立一座大型的新式公共圖書館已非常必要。
為了加強自己在這方面的知識和資金籌措，她又專程返回美國就讀於紐約普萊特學院、波士頓西蒙斯學院，學習圖書館學。
▲ 韋棣華
學習之餘，她奔走各大學遊說動員，1903年，她帶著學到的專業知識和建設款項，回到了武昌文華書院。
歷經6年的前期準備和建設，圖書館主體建築完工，新的圖書館被命名為“文華公書林”——即公共圖書館。
1910年5月16日，文華公書林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開放典禮，標誌著中國近代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圖書館誕生了。
▲ 文華公書林
蔡元培稱文華公書林“彌孚眾望”，段祺瑞則為其題匾“導揚文化”。
韋棣華的餘生與文華圖書館同呼吸、共命運，甚至為了中國的公共圖書館事業終生未嫁。
第一本國際法
丁韙良，是把國際法正式帶進中國的第一人。
他身為美國教士，國際法學者，曾任美駐華公使列衛廉和華約翰的中文譯員，京師同文館英語教習，國際法教習和總教習等職位。
他將美國惠頓的《國際法原理》翻譯為《萬國公法》，其後還譯有《公法便覽》，《公法會通》等書。
▲ 《萬國公法》
而《萬國公法》便是他翻譯的、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部國際法著作。
1850年，他來到寧波傳教，在1858年與1860年 “英法聯軍之虞“，丁韙良作為美國公使談判的翻譯官，跟著美國公使在天津與北京談判。
在談判過程當中，他發現中國人完全不懂國際法，譬如說，領事裁判權，這是喪權辱國的大條款，可是在談判中，中國人沒怎麼考慮就接受了……
在丁韙良的心裡，清朝政權和中國是兩個概念，他對清朝政權的腐敗是失望的，但對中國卻充滿了祝福。
丁韙良意識到有讓中國瞭解和掌握國際法的需要，因此萌生了翻譯、介紹西方國際法的念頭。
當然他的另一個動機是“説明中國認識神和神永恆的公義”。
▲ 丁韙良
1862年，他開始著手翻譯工作，為了翻譯此書，他認真研習了中國傳統的四書五經等書籍，對漢語方言、音韻、訓詁等也進行了特別的推究。
《萬國公法》翻譯出版後，它讓中國人首次接觸到“主權、人權、自由、民主”等觀念。
本書對中國近現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及社會變革產生了重要影響，為中國開啟了走向世界的大門。
第一家近代印刷所
晚清以降，“西學東漸”成為時代的一大潮流。
在通商五口中地處最北的上海，一批身為西學東漸先鋒的西方傳教士，雲集于此。
1843年底，由英國倫敦教會傳教士麥都思，在上海創辦的“墨海書館”，這不僅是上海最早的編譯出版機構，而且還是中國第一個近代印刷所。
墨海書館的機器設備，源自英國，為上海有鉛印設備的第一家，也是第一次將西方近代出版印刷技術傳入中國。
▲ 麥都思
相對以前的雕版印刷，活動鉛印出來的書籍品質大為改進：字無濃淡之異，墨勻則字跡清楚。
梁啟超在《讀西學書法》就提到：
《談天》初譯成，在上海墨海書局發印，冊大將徑尺，圖表朗明，紙刻今絕。
墨海書館翻譯出版的諸多書籍都可堪稱經典，且在中國都是首次出現，如：
▲ 《幾何原本》
西方近代天文學譯著《談天》、古希臘著名數學家歐幾裡得的名著《幾何原本》、近代植物學著作《植物學》……
這些醫學、數學、天文學、植物學等方面的譯著，為中國學科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礎，同時填補了許多門學科在中國的空白。
而墨海書館在編譯、印刷、出版等方面的活動，不僅成為了中西交流的重要視窗。
而且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翻譯、出版人才，對上海乃至全中國近代文明的發展都有著不凡的意義。
第一個城市青年會
中國第一個城市青年會于1895年12月在天津成立，全稱為“天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我們所熟知的籃球運動也是在這一時期，由美國的傳教士、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第一任總幹事David（中文名來會理）介紹傳入中國的。
▲ 抗戰時期青年會收留的孤兒
排球、足球、乒乓球、網球、棒球、田徑、游泳、跳水、體操等諸多近代體育專案，也是經由基督教青年會引進和推廣的。
“基督教青年會”最早由英國的喬治·威廉斯於1844年創辦於倫敦。它不是教會，但卻是以實踐耶穌基督“非以役人，乃役於人”教導為宗旨的社會服務團體。
天津基督教青年會提倡發展德、智、體、群四育，培養健全人格，服務社會，造福人群，並在當時開展各項社會服務工作：
在社會中辦學、賑濟災民；組織合唱團、口琴隊；舉辦各類夏令營、學生聚會、團契；籌辦各類的體育活動；創辦電臺、聯青社；協助郭德隆大夫創辦天津胸科醫院……
一百多年前，一位天津的老者問道：
中國什麼時候能夠派一位運動員去參加奧運會？
我們的國家什麼時候能夠舉辦奧運會？
這位老人就是被譽為“南開先生”的張伯苓，而他也曾是天津基督教青年會會長之一。
他不僅因接觸青年會而信仰基督，而且他後來也作為會長將青年會的理念付諸實踐。
▲ 張伯苓
他奮鬥終生，為要喚醒國民、教育國民，關注社會、關注人民，推動了社會思潮解放的進程。
而當時天津的“五四運動遊行”，便是由東馬路青年會開始，繞城一周後再次回到青年會……
第一所現代大學
1864 年，狄考文夫婦來到山東登州，從收留六名貧苦流浪少年開始創辦“蒙養學堂”，簡稱“蒙塾”。
這六名學生，除一人讀過一年私塾，其餘的都是"不知讀書為何事"者。
狄考文不僅免去了學生的學費，還提供衣履、靴襪、飲食、筆墨、紙張、醫藥、燈火及歸家路費。
1872年，狄考文又在此基礎上，擴大了校舍，增加了課程，為了培養更高層次的人才，狄考文決定進一步提高辦學層次，辦一所大學。
▲ 登州文會館教材
經過數年艱難地遊說、籌款，籌備，在海濱一隅的小城裡，蒙養學堂終於擴建成近代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登州文會館，取“以文會友之意”。
“登州文會館”代表了當時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最高水準，也是19世紀中國最好的教會大學。
它所具備的先進的辦學制度；歐洲化的班級授課制；專業化的育才模式……對整個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都起到了引領性的作用。
▲ 齊魯大學
在歷史的進程中，“登州文會館”合併重組為著名的“齊魯大學”。
時有“南齊北燕”之稱，與當時的燕京大學齊名，而後逐漸演變為今天的山東大學。
有人說：“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後人可以隨意評說。”
若是如此，歷史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意義，謊言與漠視帶來的可怕之處就在於：
我們滿足于謊言，漠視於漠視之後，便再也不能分辨出真相的模樣……
或許因著時間上的阻隔，我們對於這些傳教士很陌生，我們對於這份厚愛也很陌生，但是不要遺忘，更不要試圖刻意抹黑。
我們需要的或許僅僅是正視他們，以及正視他們給中國帶來的真實的意義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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