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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3
陳復| 國立宜蘭大學博雅學部教授
《念念眷村—文學裡的眷村故事》這部紀錄片，用影像記錄眷村文學作家特有的心路歷程。圖為新北市眷村文化節。（新北市文化局提供）
兩度到電影院觀看《念念眷村—文學裡的眷村故事》這部紀錄片，看完後，我總有種內容浩瀚如銀河，竟不知從何談起的感嘆！本片由黃玉珊與陳堯興兩位導演共同製作，全國眷村文化保存聯盟謝小韞理事長監製，其用影像記錄眷村文學作家特有的心路歷程，包括被譽做「詩壇鐵三角」的洛夫、張默與瘂弦這三位來自軍中的詩人，大家共同創辦《創世紀》詩刊，影響台灣詩壇的發展超過一甲子。
還有傑出的小說家和散文家斯人斯事的回顧，包括司馬中原與朱西甯這兩位早期軍中文學的作家，更有齊邦媛、白先勇、陳芳明、封德屏、袁瓊瓊、蘇偉貞、朱天心、梅家玲與張啟疆這些眷村文學作家，片中使用各種元素，包括訪談、實景、重現、新聞、照片、動畫與歌曲來呈現眷村生活的各個面向，呼喚觀眾回到文學的心靈家園，來對土地認同與族群認同這類敏感議題做出反思與回應。
其實，軍中竟然會出現文學，再由這些軍人影響到軍眷，使得軍中文學變成眷村文學，想來實在是一件「奇蹟」。軍人本來是武人而不是文人，如果真的處於戰爭的狀態，則軍中不可能有文學的出現。但海峽兩岸由戰爭狀態變成膠著狀態，由槍林彈雨變成枕戈待旦，就開始有「反共文學」的出現，這個詞彙首先於民國38年（1949）11月6日孫敖在《民族晚報》副刊創刊號內提出，但真正開始被倡導，來自民國40年（1951）蔣經國擔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發表〈敬告文藝界人士書〉，號召「文藝到軍中」，政府並獎勵設立「軍中文藝獎」來鼓舞軍人士氣，軍人開始有時間訴說自己滿腔抱負卻壯志難酬，甚至有家歸不得的焦慮，甚至好些不見得服務於軍中的外省作家，將自身離鄉背井流亡到台灣的苦難，歸咎於共產黨的「叛亂」與「奪權」，這都是眷村文學會出現的前身。
我很難回應這部紀錄片，不只是因其知識承載量極其豐富，更重要在於裡面觸碰到我生命中的核心感受，真實的記憶與虛擬的影像交織其間，竟然會讓我不禁語塞。譬如當我看見袁瓊瓊在〈老屋〉中訴說：「老房子是白洋灰牆壁每年粉刷一次，我們每次玩通電話遊戲，總設法用釘子在牆上打一個洞，假如那個洞沒給補起來，就設法把它挖大一點。我們那時候好像老在偷看別人，也老在被別人偷看。家家都有神祕的洞口。」我不禁跟著回想我在眷村的經驗：家家緊挨著彼此，一大面薄如厚紙板的牆，隔不住鄰居夫妻吵架或爸媽罵孩子的聲音，不只隔著裂開的牆洞，我們可看見彼此的生活，甚至大如貓的老鼠，動不動就從這些飽經風霜不堪摧折的牆中鑽出來，有時在廁所，有時在澡間，張牙舞爪的老鼠會對著我們這些孩子耀武揚威，這神秘的洞口，竟吞吐著我們眷村幾家人的哀愁。
王明書在〈我們的克難生活〉中說：「眷村的太太們為了分擔家計的重負，車衣服、織毛線，幾乎每一家都找點副業來做，而我也是其中之一。為了車衣服，我們分期付款，買了一部霸王牌縫紉機。我也隨著鄰居太太們去學，去領了軍用的圓領衫和短褲來縫，自朝至暮，甚至夜深人靜。我停下了轉動的縫紉機，在我們的餐桌兼書桌上，幾個深夜，我搜索枯腸（晚上孩子們還要做功課），寫下我生平第一篇稿子。」這種經驗，交織著我公公與婆婆（外公與外婆）的人生。我對婆婆最深的印象，就是她總喜歡踩著那台霸王牌縫紉機，車著衣服唱著歌，轉瞬間幾塊本來已經殘破的布，就被她妙手回春整合成一件上衣或裙褲，我更曾在無數的白天或深夜，看過我的公公伏在書桌前振筆疾書，他似乎總有著數不盡的鄉愁，想藉由自己的筆訴說給不知是誰聽與看，寫完後卻總是放到自己的桌櫃中。
眷村中，總瀰漫著一股震攝人心的低氣壓，這是童年時的我不明所以，卻深深受到影響的感受，這使得我總是充滿著憂患意識，愁眉不展，生命活得一點都不輕鬆。這股低氣壓，後來我才明白，始終跟這群生活在眷村中的人此生再回不去家鄉有關。
當我看見紀錄片中標上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的文字：「毋須丈夫們解說，該年9月的雷震事件，或是進一步的洩漏軍機，她們比什麼人都早的已與朝中主政者一樣，自知回不去了。」我竟再度襲染我家中全部長輩都有的哀痛，緬懷著當年那段「有家歸不得」的傷悲。我的爺爺與公公，打從我認識他們兩人開始，都表現出沉默寡言的特徵，差異在於我的爺爺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看著《四郎探母》的平劇（後來稱作京劇）；我的公公則總是通過寫字（寫文章或寫書法）來療癒自己心中的愁苦，他們的靈魂，總是遙望著太陽的盡頭。
當我看見片中引張啟疆寫的〈看不見的眷村〉文字說：「台灣一年前實施的戶籍法，已以出生地登記代替以前的祖籍（民國81年身分證刪除籍貫登記），漸漸地，即使眷村最頑固的老兵的第三代，也不再有奇奇怪怪名字的籍貫。不再有模模糊糊的遠祖記憶，沒有繼承，也沒有捨棄。一代又一代勇猛地在各自的時代裡活著。」對於這種如同東晉的「土斷」，意即撤銷僑郡與僑縣，將所居土地為斷，使得我們全部生活在眷村中的人就此變成「台灣人」，身分證上面沒有籍貫，遠祖的記憶不再有意義，我們就在台灣這裡生活，正如齊邦媛在《巨流河》中寫道：「爸爸給我買的是來回雙程票，但我竟將埋骨台灣。」我不禁想問：這就是外省族群最終的宿命嗎？果真如此，那就不要責怪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已經大面積變成沒有身世與歷史的「台灣人」，甚至很坦然主張「台灣獨立」。
然而，外省族群消失了，中國的內戰卻沒有就此結束。外省族群的父母，深怕自己的孩子會被社會排擠，因此總耳提面命要孩子學習融入台灣社會。但，再沒有「反攻大陸」了，卻還有著「解放台灣」；本來是「價值」與「制度」的選擇，卻變成「獨立」與「統一」的兩極對立；當我們把「中華」還給對岸同胞，我們竟然反過來變成臉色蒼白而內在空虛的一群人，這不就是統治階層對我們的期望與設計？但結果不只把外省族群給「土斷」了，甚至連中華民國的結構都跟著土崩瓦解了。
當眷村不再，還有眷村文學嗎？這問題問的不只是文學，還包括在問外省人與外省事，當這些人與事都灰飛湮滅了，人徹底自我不認同，焉還有眷村文學可言？但，即使人還有族群認同，最實際的問題：沒有住過眷村的人，該如何繼承與光大眷村文學呢？這是全體外省族群都正在面臨的重大課題。
其實，「眷村」並不只有住著外省人，其始終住著1成左右的其他各族群。反過來說，大量的外省族群成長過程跟著父母住在教師宿舍或公務宿舍中，並沒有住在眷村中，他們的生命經驗如果寫成文學作品，該如何指稱這種文學類型呢？「眷村」自始就是在複製「來自中國」（原鄉）與「回到中國」（寓居）的意象，訴說著個人置身其中，面對「國」與「家」發生的喜怒哀樂與悲歡離合，因此，只要講著人與人如何在動盪的環境中如何安頓彼此的情感，從中反思自己與「國」或與「家」的關係，這就是眷村文學。
當我的大女兒陳晉看完紀錄片，我問她：「不再有眷村的外省人，他魂牽夢縈的文學故鄉在哪裡？」她回答：「外省人不見得要住在眷村內才會產生文學的觸感，只要還懂得愛人與被愛，尤其對於我們的國家還有情感，想從中反思自己從何而來與往哪裡去，則始終都有眷村文學。」
人如果沒有身世，他人該如何認識你？但，普遍重視教育的外省族群，長輩卻普遍沒有自覺：當自己只重視孩子的課業成績，卻不關注孩子的自我認同，使得孩子在不知不覺間接受當前課本的洗滌，其自我認同不只不是外省族群，甚至不是漢人，而竟然已變成「我是南島語族」這種嚴重背離事實的認知，對於自己祖先來自的故鄉產生陌生與敵對的意識，更對於親子關係不再有緊密連結的倫理需求，甚至呈現淡漠無感的態度，這絕對不是族群和解共生，而是族群自我滅絕。
《念念眷村—文學裡的眷村故事》這部紀錄片幫忙一對父親與女兒完成屬於他們親子間的對話，無數具有相同背景的同胞更應該藉由觀看這部紀錄片，來展開屬於你們親子間的對話，我很希望製作單位繼續用不同的角度來拍下去，成為系列紀錄片，不只是文學的層面，尤其要反思當前教育將令我們的族群該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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