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在學術的詞彙來說，其詞彙本身都是來自於翻譯，只有「文學」這一詞彙早在春秋時期即已出現，《論語‧先進》第十一有記錄孔子的各個弟子擅長的學問領域，其中子游（506B.C.—445B.C.）與子夏擅長的就是「文學」。不過該「文學」指稱的範圍顯然更寬廣，敝人覺得其有「文采與詞章的學問」的意涵，並且帶有實用傾向。《現代漢語詞典》將「文學」定義為一種藝術，包括戲劇、詩歌、小說與散文（徐新建，2019：12），不過敝人覺得文學雖然的確可被視作藝術表現，但與我們現在認知的藝術稍有不同，因此可區隔開來對待。

對於我們華人社會而言，詩歌是最早的文學表現型態。《詩經》的創作時間早自西周早期開始到春秋中年，歷時五百年，這是中國一部倫理的歌詠集（錢穆，2016：10）。《論語》裡常有孔子鼓勵學生仔細閱讀《詩經》的內容，《論語‧陽貨》第十七記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意思是說：《詩經》能激發人的情志，能觀察人的技能，能培養人的合群，更能抒發內心的哀怨。學習《詩經》後，不只在家能侍奉父母，在朝能侍奉君主，還能知道各種自然環境中鳥獸草木這些物種的名稱。《詩經》替我們展示出周人「內向型」的文化心理，意即著重安穩的農業生產型態，並藉由牢固而強大的宗法制度來維繫，使得華夏先民有著融合個體於整體來成全大我的心理特徵（李家欣，1989：53—54），這其實就是自性的文化集體潛意識。

《詩經》是北方文學總集，風格偏向寫實；《楚辭》則是南方文學總集，風格富於幻想，其最主要的作者是屈原（343B.C.－278B.C.），再來是宋玉（298B.C.—264B.C.）。《詩經》與《楚辭》兩種不同的風格，反映出北方人與南方人在性格與思考的差異（韋政通，1996：205）。《楚辭‧天問》特別反映出楚文化承襲著商文化，長期有著「問天」的文化傳統，並富有探索懷疑的精神，同時更有著屈原個人對於楚國現實政治與個人悲苦命運交錯著憤懣愁思的情感。後世文人常在遭到人生變故或社會不公時，就容易想到跟自己相似遭遇的屈原，於是動輒使用憤激的言語仰天而問，藉此抒發心中憂憤的情緒（劉曉梅，2017：34—35），這使得屈原成為中華文學尤其是詩歌領域的第一人。

從現在散文的眼光來回首，先秦時期純文學性質的散文極罕見，最能表現中華傳統文學的是「詩」、「詞」與「賦」。中國因歷史極其成熟，最早的散文就是歷史散文，最重要的著作莫過於《尚書》和《左傳》諸子興起後並創發出各種哲理散文，其始祖當推《論語》與《老子》（韋政通，1996：209）。前面已經討論過《尚書》，文學史家通常稱其為中國最早的散文總集，但《尚書》的內容實際上大部都是當時政府處理國家大事的公文。《尚書‧周書》中大量記載周公的德治思想，例如〈君奭〉記說：「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白話意思是說，周公對召公說：「上天不可相信，我們只有把周文王的美德傳續下去，上天纔不會捨棄周文王的天命。」可見當時的周人已經意識到天命難測，人能把握住的只有修養德性這件事情，這就是人文精神的萌芽。

《春秋》原本是魯國史官把東周前半期各國發生的大事記錄下來的文本，經孔子修訂後被視作儒家的重要經典。《春秋》的記事狀態極為簡要，看來不太像文學作品，但其實這本書經過作者的字斟句酌，自有其文學的意義（錢穆，2016：28—30）。南朝齊文學理論家劉勰（465—522）在其著作《文心雕龍‧宗經》說：「《春秋》辯理，一字見義。」意即《春秋》能辨明道理，一字就精確把握住義理。《春秋》有「三傳」，這是指闡釋《春秋》的三部作品：《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與《春秋榖梁傳》。其中《左傳》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同時具有極高的文學研究價值。《左傳》是先秦文獻中最大量在描寫夢境的作品（楊健民，2015：52），其記錄夢境有兩大特點：其一是對禮制的重視，其二是對人民的重視；釋夢同樣有兩大特點：其一是承襲商文化，保留濃厚的神啟思想，其二是周人釋夢不再完全取決於占卜，而是將夢境跟願望兩者結合來思考（宗思彤，2021：68—75），已經具有探索潛意識（尤其是文化集體潛意識）的意義，可見其書作者對於冥契主義高度重視。

如以文學史的眼光來看，先秦時期的散文具有歷史性的性格，並且著重於記言與記事，其內容則主要在討論思想。就體裁來說，《論語》這本書都可視作根據記言與記事這一傳統演變而來，但與《尚書》和《春秋》不同，《論語》記錄孔子的私人言行，《尚書》與《春秋》則是從國家大事的角度展開探討（錢穆，2016：34—35）。這是歷史的重大進展，更意謂著文化由貴族階層轉到平民階層，《論語》就是平民散文的始祖，從《論語》開始，大量說理型散文（或稱哲理散文）如雨後春筍般相繼產生，諸子的著作都莫不如此，這些說理型散文同樣深刻影響文學，譬如孟子有關養氣的思想本屬修養工夫論，卻對後世文學理論產生很大影響，譬如曹丕（187—226）《典論‧論文》、劉勰《文心雕龍‧養氣》與韓愈〈答李翊書〉都有提到「氣」這一觀念與文學的關係，「氣」於是成為文學史上探討的一種標準（韋政通，1996：209；225），這跟我們現在學術環境寫論文完全不再講究「文氣一貫」實屬判若雲泥。

再譬如《莊子》的語言詼諧荒誕，其美學思想促進後世許多文學作品產生，如山水詩、田園詩與遊仙詩等類型，可見散文又會反過來影響詩歌。二十世紀初以來，「意識流」作為一種有效的文學表現手法，被大量運用於西洋現代的文藝創作中，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潛意識學說是引導意識流作家去深入發掘精神世界的最強有力的理論，而對潛意識的描寫，正是莊子文學的重要內容（方勇，1995：91），譬如他提出「坐忘」（《莊子‧內篇‧大宗師》）「心齋」（《莊子‧內篇‧人間世》）的觀點，意即停止全部自覺的意識運作，進入不知不覺的潛意識狀態。 

_{（本文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六章〈天人關係：先秦時期文學與藝術的發展〉，第一節「文學的萌芽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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