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

03

美國霸權的衰落

美民主體制使社會陷入三重政治陷阱。一是政治人物不斷利用意識形態製造假議題，引發社會內部對立，也導致選舉手段日趨下流。二是政治人物競相討好個別選民群體，不敢讓民眾誠實面對基礎設施老舊、科技競爭力流失、經濟競爭力下滑、財政寅吃卯糧以及社會流動停滯等真正難題。三是美政治體制讓特殊利益集團很容易滲透決策過程，並在兩黨內扶植利益代理人。

單極體系式微有結構性原因。一是美經濟競爭力與他國的差距不斷縮小，尤其是科技領先程度和產業競爭力保持優勢的領域愈來愈少，而自身國債、貿易、家庭債務三大赤字已累積到極限；二是經濟結構長期失衡導緻美元霸權地位搖搖欲墜，美元信用不足已成威脅全球經濟體系穩定的不定時炸彈；三是世界警察角色的自我膨脹，驅使美試圖在世界所有地區支配安全秩序，但其財力和國內政治均無法支撐這種無止境的擴張；四是“軟實力”正在消退，獨斷專行侵蝕了美在國際組織與金融體制內的領導威信。金融危機後，美式資本主義與政治模式不再具有吸引力，更無法壟斷國際社會話語權。

多邊貿易談判已成“雞肋”。過去10年，雙邊與區域自貿協定瓦解了全球多邊自貿體制，原屬於世貿框架下的“例外安排”正成為主導、常態性安排，全面侵蝕著無歧視、普遍最惠國待遇的世貿基本原則。問題主要出在美國，美對多邊自貿體制的戰略思維發生重大改變。過去美大力提倡多邊自貿體制，而今卻不再認可在世貿架構下推動貿易自由化符合其利益。這意味著三重含義：其一，美在世貿體制內不再扮演主導角色，以印度、巴西、中國及南非為首的發展中國家逐步取得更大發言權；其二，美無法在多邊談判中取得讓步，卻能在雙邊自貿談判中，借助可觀的經濟籌碼讓對手屈服，日後更可挾“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或“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協定”，逼其他發展中國家就範；其三，美決策者意識到必須更新部署對中國的戰略圍堵，以因應綜合國力即將超越自己的威脅。加速推動這兩個協定，可將美與傳統盟邦捆綁得更緊，打亂北京推動“東亞經濟共同體”的步驟，並限制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晉升速度。

全球化的裂解與重鑄。“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是全球金融體系的神經系統，其會員是遍布200多個國家的上萬家金融機構，這些機構間每日數以萬億計的資金轉移都通過協會提供的保密電信網絡完成。2014年10月，美歐將製裁俄羅斯的腦筋動到SWIFT上，試圖要求系統中止對俄銀行的金融服務，遭到以金磚國家為首的非西方國家強烈反對。這場圍繞SWIFT定位問題引發的政治拔河，預示著全球化即將進入“後美國時代”，其特徵是：地緣政治與市場整合兩套邏輯相互糾葛愈發明顯，全球化動能依然強勁，但主動力將更多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美國一元化領導自毀長城，新自由主義思潮失色，國際經濟交往規則的指導思想不再定於一尊。全球經濟將出現多元領導格局並形成數個超級板塊。過去完整而統一的架構將出現裂痕或被削弱，全球、大板塊、小版塊三層之間將充斥疊床架屋的合作機制與交往規則。非西方國家將尋求新機制來深化彼此合作，降低對西方國家依賴。隨著金磚五國興起，中俄與美的戰略利益衝突日益激烈，西方國家必然將金融、貿易、運輸、通訊、網絡等全球化基礎工程的管理權當作戰略籌碼來使用，勢必削弱其正當性與完整性。未來10年，各個政策領域都將快速失去霸權地位的美國，會選擇退而求其次，重新構築戰略版圖與經濟板塊，以確保自己至少能在21世紀前半期據守半壁江山。

04

中國崛起引發世界秩序重組

中國崛起和中國發展模式的出現，對世界而言是石破天驚的歷史劇變。對東亞來說，21世紀最重要的挑戰就是去理解、應對中國崛起及其帶來的世界秩序重組。過去300年裡，只有4個歷史事件可以跟中國崛起相提並論。第一是18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第二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第三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第四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美國的崛起。後兩個事件深刻塑造了20世紀至今的世界秩序。十月革命不僅將馬克思的理論變為現實，也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展現了另一條現代化之路，同時加劇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危機。美國崛起的影響更大，其完成了英國、西班牙、荷蘭都不曾完成的霸業，在生產貿易、軍事安全、貨幣金融和意識形態領域都建立起“一元化”的霸權。

中國崛起開啟了人類歷史上最快速的持續經濟增長、幅員最大的全面工業化以及最大規模的減貧。中國發展模式震動了西方，也讓許多發展中國家思考，如何在社會公正、可持續發展和自由市場競爭間更好地取得平衡。從大歷史觀看，中國的高速增長只是要恢復其曾在東亞和世界的地位，這也是“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重要標誌。

世界將越來越依賴中國。2012年，美《外交政策》雜誌與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分析中國正進行的城市化時認為，2025年，全球最具活力的75個城市中將有29個出現在中國，美只有13個，歐洲僅3個。2011年底，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分析和預測了中美過去10年和未來15年多項經濟指標，其中中國鋼產量2011年即達到美國的6.6倍，手機擁有量達3.3倍，2015年底全球經濟增長三成的貢獻將來自中國。

中國擁有三大得天獨厚的優勢。

一是特殊政治體制的優勢。許多學者認為，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改革開放，中國前30年都浪費掉了。然而恰恰是這個時期，中國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建設了動員能力特別強的現代國家，完成了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將土地和工業資本全面公有化，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這成為中國近30年快速發展的基礎。如果將中國與印度相比，社會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更為明顯。20世紀50年代，印度與中國處在同一發展水平，到2014年，印成人識字率仍未趕上中國1990年的水平，在健康、衛生、平均壽命等指標上，印都落後20年以上。西方媒體總是給印冠以“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頭銜，但印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無法有效增進大多數民眾的福祉，仍不能滿足大多數普通民眾(特別是婦女與穆斯林)的需求。大多數曾在中印做過實地考察的學者都承認，中國政治體制的治理能力要遠強於印度。

二是“規模大”的優勢。中國可充分發揮“規模優勢”及其帶來的“磁吸效應”。在現代經濟中，許多核心產業若沒有規模是無法發展的。韓國很難建立一個完整的航空工業體系，台灣也很難建起獨立的高鐵工業體系，因為它們都沒有巨大的市場和規模。全球現在完整的航空工業體系只有兩個：一是美國，其代表是波音公司；二是歐洲，其代表是空中客車公司。因為美歐都有巨型的市場、人才儲備和資源。第三個最有可能建成完整航空工業體系的是中國。

規模優勢帶來的“磁吸效應”也十分驚人。全球500強企業基本上都制定了中國市場戰略，韓國現代汽車將中國市場列為最重要的市場，其7個年產30萬輛車的生產線中有5個設在中國。2014年現代汽車公司在中國市場銷售量近100萬輛，相當於其國內市場的3倍，也比在美市場的銷量高出70%。在跨國企業搶著擠進來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可對外資怎樣進入中國，設定許多特別的、一般情況下跨國企業不會輕易答應的條件。如美通用汽車公司進入中國，就把新的研發中心放在上海，而對其他國家的要求，通用根本不會理睬，因為它們沒有市場這個“籌碼”。

因為有規模優勢，中國已建立自己完整的科技與產業體系。例如，中國具有發射一個人造衛星所需的所有知識與技術體系。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的自力更生逼著它去建立一個完整體系。雖然該體系的水平可能參差不齊，有的可能接近國際水平，有的還很落後，不過沒有關係，一旦具備這樣的體系，再去追趕、學習、模仿、改良都很快。

三是“後發優勢”。後發有時候是可以先至的，其中有許多要訣，例如可學習過去的經驗，避免錯誤，少走冤枉路。特別是若有能力去模仿、複製，然後在復制的基礎上再去改良，就可以進步神速。中國明顯採取了“蛙跳式”的技術更新。當其連普及有線電話都很困難的時候，卻同時進入了無線與數字通信階段。中國雖在第三代手機技術方面輸給韓國與西歐，但卻最早佈局第四代和第五代移動通訊。中國的傳統金融業尚未充分市場化，但“互聯網金融”卻衝到世界最前沿，這就是“蛙跳式”的技術更新。

到底是“世界的中國”還是“中國的世界”。2013年加州州長佈朗訪華，訪問的目的是要引進中國的高鐵系統，他特別乘坐了京津高鐵。隨訪的《紐約時報》記者刊發系列評論感嘆道，150年前中國曾幫加州修鐵路，但那時只是輸出苦力，現在中國有能力提供所有設備、技術、工程師和貸款。這150年的變化可謂滄海桑田、主客易位。《紐約時報》評論反映出近20年來西方對中國態度的巨大轉變。20世紀90年代西方媒體圍繞著“中國崩潰論”打轉，等到中國安然度過亞洲金融危機，這波輿論明顯退潮。21世紀頭10年，西方媒體的焦點是“中國威脅論”，即中國是否會和平崛起，美能否坐視中國坐大，中美戰略攤牌是否難以避免等。隨著中美經濟依存日益緊密，以及中國成為帶領世界走出金融危機的火車頭，這一波輿論也明顯減弱。現在西方輿論的焦點則是中國崛起與國際秩序的關係，中國是更加融入世界，成為世界的中國，還是會另起爐灶，使世界成為中國的世界？英國《獨立報》前副總編馬丁•雅克與劍橋大學資深教授哈爾珀先後出版《當中國統治世界》與《北京說了算》，將這波輿論推向高潮。西方主流媒體越來越擔心崛起的中國會挑戰西方建構的國際秩序。他們擔心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挑戰西方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的政治制度將比西式民主對發展中國家更有吸引力；甚至歷史上的“朝貢體系”也會以某種形式再現，衝擊美西方主導下的國際秩序。

西方世界的焦慮是可以理解的。因為100多年來，西方社會早已習慣以其為中心的世界觀，早已習慣指導非西方社會，改變他人而非被他人改變。然而不同文明間相互激盪、交流與影響，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動力。14世紀至17世紀，伊斯蘭世界曾對歐洲文藝復興與現代化轉型產生巨大影響，但與之相伴隨，卻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激烈衝突。今天，中國與西方的關係也來到這樣的路口，中西關係將進入一個充滿摩擦、矛盾甚至衝突的過渡時期，但也意味著國際社會正在迎來一個新的國際秩序。

05

21世紀是“國家治理能力”競賽的世紀

20多年前，美政治學家福山曾靠“歷史終結論”一舉成名，但他現在已不再高唱“民主至上論”，最近反而提出“21世紀國家競賽的主軸是治理能力建設”。福山有這樣的思路轉變，主要因為兩個趨勢：一是很多新興民主國家並未走上“良好治理”的坦途，反而陷入劣質民主的困境；二是在過去30多年，由於“自由化”“民主化”“市場化”思維的氾濫，國家職能被不斷削弱，逐漸失去增進人民福祉與維護社會公平的能力。

對此，福山提出一個口號，“沒有優質國家，就沒有優質民主”。過去，以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世界各地推行民主，卻忽視國家基礎建設，這是非常偏頗而天真的舉措，也背離自己的歷史經驗。殊不知，大多數西方國家在100多年前引進普選民主制之前，已建立較為完備的現代國家機構及其職能，包括常任文官體制、獨立司法機構、專業化軍隊、基礎教育體系、現代財稅體系、市場監管能力及中央銀行等。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引進現代代議制民主時，現代國家機構及其職能都還處於發育不全狀態。

最近許多以援助發展中國家為職責的國際組織已意識到，國家建設比民主建設更為關鍵，但也更為艱鉅。在現代國家機能發育不全的情況下，貿然實施普選式民主，反而可能阻礙國家能力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