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本文為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在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重新思考比較政治學”學術研討會暨《比較政治學》新書發布儀式上的主旨發言，作者授權觀察者網全文發布。

今天我想跟各位談談，中國政治學者如何在比較政治學領域進行突破與超越，也同時分享一下我個人過去三十多年從事政治學研究的心路歷程。

首先，我要跟在座的年輕老師與研究生說：在比較政治學領域，你們有廣闊的發展空間，有巨大的潛力可以突破與超越當前西方主流政治學的窠臼。希望你們有這樣的雄心壯志，因為當前高度美國化的比較政治學無法擺脫西方中心世界觀，受限於僵化的意識形態立場，所以存在各種缺失、偏頗，與盲點，也留下巨大的知識與思想真空有待填補。

美國的主流政治學者，在面對非西方世界全面興起，全球秩序快速重組，以及西方社會普遍出現的資本主義危機與民主治理失靈等問題時，在思想與理論上蒼白而無力。儘管比較政治學的理論與研究方法，披著光鮮亮麗的高度科學化之外衣，但實際上卻缺乏時代關聯性，缺乏實踐上的價值。對於西方國家當前的政治經濟危機，基本上是束手無策。

在上個世紀，我也曾經仰視美國的民主體制，也曾經對第三波民主化充滿了憧憬。但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一連串的歷史事件給我帶來巨大的心理衝擊，逼著我不得不進行反思，並重新思考觀察與理解這個世界的不同視角。

首先，我做了大量新興民主國家的比較研究，發現他們移植了西方的憲法架構與代議民主體制後，政府體制的治理品質不但沒有明顯提升，反而頻頻出現倒退；貪腐問題有增無減，經濟發展也沒有取得明顯的進展，所得分配愈來愈貧富懸殊，政治人物為了選舉動員刻意操弄族群、宗教、地域與認同矛盾，導致社會嚴重撕裂。

這些讓人不禁懷疑，九十年代以民主轉型、民主鞏固為核心概念的研究議程是否過於狹隘，是否僅僅觸及表象？這些研究議程反而讓我們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的國家能力建設問題、可持續發展的結構性障礙、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對這些國家的製約，以及這些社會原本存在的結構性矛盾與嚴重社會不平等的深層來源。

小布什總統任內發起兩場戰爭圖自美聯社

在“911”事件爆發後，小布什政府瘋狂地發動對阿富汗、伊拉克的戰爭，更讓我對美國民主體制的本質進行反思。策劃這兩場血腥戰爭的關鍵人物，就是副總統錢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他們利用美國民眾在“911”之後心靈受創、草木皆兵的焦慮，以及強烈的報復情緒，趁機推動他們改造伊斯蘭世界的瘋狂計劃，鎖定的首要目標就是阿富汗的塔列班政權以及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他們還打算在阿富汗及伊拉克戰爭後，繼續對蘇丹、敘利亞、利比亞、伊朗執行政權剷除政策。他們狂妄的以為自己像是上帝一樣，要把伊斯蘭世界的反美政權逐一剷除，然後建立美國可以掌控的親西方政權。

這三位鷹派核心人士的主張，居然可以主導小布什國家安全團隊的決策、可以讓所有的美國主流媒體同聲附和、可以輕易地裹挾美國國會的兩黨精英，還試圖用捏造的情報與虛假的道具來欺矇聯合國安理會。他們心知肚明薩達姆政權沒有儲存化學武器，但執意欺瞞世人來合理化這場荒誕的入侵行動。最終，伊拉克戰爭導致25萬伊拉克平民死於非命，數百萬伊拉克人流離失所，讓超過150萬美國士兵前往伊拉克服役，犧牲4500名美國軍人，導致3.2萬美軍受傷。美國在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上的總花費，高達4兆到6兆美元之間。

如果國際社會有正義可言，錢尼、拉姆斯菲爾與沃爾福威茨應該為他們的戰爭罪行受到嚴厲懲罰。小布什政府犯下如此嚴重的決策錯誤，不但沒有被追究政治責任，還順利當選連任。讓人不禁要問，這個政治體制有真正的問責功能嗎？所有美國人所自豪的權力製衡機制都沒有發揮作用，才有可能出現這樣荒誕的決策，讓美國長期深陷他們自己挖的泥沼之中。也讓我不得不對美國政治體制的本質重新思考。

中國學者從事比較政治學研究，要如何超越與突破西方主流政治學的窠臼，我想提出五點建議：

第一，要追求學術自主發展，就要掌握與引領學科發展核心概念的話語權。例如如何定義“政治”與“公共領域”、如何界定比較政治的範疇與核心議題，對這些研究典範議題都需要有批判性的反思，要超越西方中心世界觀。

過去歐美比較政治學以“政體類型”為核心概念所發展的研究議程是非常狹隘的，甚至是偏頗的；西方主流政治學所給定的“有限政府”、“權力分立”概念，以及國家管轄權的邊界，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中國政治學者不應該盲目的跟隨。這些核心概念應該如何界定，涉及意識形態立場，涉及核心價值，以及不同文明體系的歷史經驗，不能輕易以為具有普遍性。

尤其在過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把國家角色不斷壓縮與醜化，把政府職能不斷市場化與私有化，把“公共領域”不斷限縮，讓西方的代議民主體制愈來愈像一個空殼子，在這個空殼子架構下來設定比較政治的研究議程，必然讓政治學者根本看不到在社會中真正起主宰與支配作用的權力構造。許多主流美國政治學者研究自己的政治體制就是隔靴搔癢，避重就輕，他們幾乎完全忽視所謂“深層國家”（deep state）的現象，沒有人去探究華爾街金融集團如何讓美聯儲與財政部成為他們的政治俘虜；也幾乎沒有人去發掘美國的傳媒集團以及壟斷性網路平台如何灌輸美國一般民眾特定的世界觀與意識形態，他們如何赤裸裸的介入與操弄美國政治。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這位最有良心的經濟學家，目睹美國政府用幾兆美金的納稅人錢去拯救華爾街銀行、投資機構與保險公司，卻眼睜睜讓數百萬美國家庭因為陷入負資產陷阱而導致他們唯一的房子被銀行強制拍賣，他不禁感嘆道：美國的民主制度早已偏離林肯總統所揭示的“民有、民治、民享”，他認為美國的民主已經沉淪為“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of the 1%, by the 1% and for the 1%）”。

他的深刻批判本來可以激發無數多的嚴肅研究課題與精彩學術論文，但主流美國政治學者根本無動於衷，還是做他們那些花拳繡腿的精緻數學模型與統計預測分析。美國主流政治學者研究本國政治體制是如此的畫地自限，對於他們倡導的比較政治分析框架也就不要期待太高。

達沃斯論壇圖自美聯社

第二，政治學者不能輕易地把主權國家視為一個高度自主性的社會單元，然後集中精力在國家範圍內找尋解釋源頭與因果關係，這是西方主流比較政治學的巨大盲點。

當今世界上絕大多數主權國家都高度受到全球壟斷資本的支配，西方媒體與科技平台的操弄，以及美國霸權及西方前殖民宗主國的干預與主宰。如果我們把行使國家管轄權的政府與跨國企業都視為經濟實體，把跨國企業的營收與各國政府的財政收入作為比較的基礎，沃爾瑪在全球的排名是第九位，只有八個國家的政府規模超過它。在前100大實體裡，只有30個是政府，70個是跨國企業。在臉書、谷歌、亞馬遜這些超級數字資本集團的眼中，絕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都是政治侏儒，根本沒有能力來規範的他們商業模式。

在全球範圍真正行使權力的主體，就是那些每年冬天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相聚的全球政治、經濟與文化精英，他們所代表的G7政府、美聯儲、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歐盟官僚體系、跨國金融集團、超級媒體集團、巨型高科技集團、大會計公司與律師事務所、信用評等機構、西方NGO、頂尖大學研究機構與智庫等，才是真正掌握制定社會基本遊戲規則的關鍵權力行動者，他們有全球範圍內的行動能力，影響力可以貫穿各國國內政治。

非洲有許多國家雖然表面上已經脫離殖民統治幾十年了，但是還深受前殖民宗主國的主宰。像法屬非洲多數國家的外匯還是存在法蘭西銀行，他們的官僚體系、軍隊與情報機構骨幹都是法國培訓的，法國政府隨時隨地可以暗地裡發動政變，拔除不聽話的政府領導人。

在美國的後院，美國對於拉丁美洲國家經常進行赤裸裸的政治干預。巴西前總統盧拉被構陷入獄、他的接班人羅塞夫總統突然遭遇國會彈劾而被迫下台，玻利維亞的莫瑞拉（Morale）因軍事政變而流亡海外，這些政治突發事件背後都有美國的影子。他們惹怒華府，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左派立場，更是因為他們積極與中國發展夥伴關係。

許多美國的盟邦，都不可能擺脫扈從的地位，我們從孟晚舟的事件中可以清楚看到加拿大的扈從屬性，所謂主權獨立、司法獨立都是空話，法治原則在霸權脅迫下立刻崩塌。所以比較政治學必須結合帝國主義、後殖民主義、霸權體系、全球政治經濟分析的視野。不然會見樹不見林，而這種帝國主義、後殖民主義、霸權體系視角是西方主流政治學排斥的，也是刻意忽視的。

第三，許多高大上的西方比較政治學的理論與實證是有明顯破綻的，經不起嚴格的檢視。例如西方文獻中積累了大量圍繞政體分類概念與評比的跨國分析經驗發現，最典型的就是利用Polity IV的政體評分資料庫，這些發現都是套套邏輯（tautology）的自我循環。因為他們用的資料與分析方法都一成不變，這些跨國分析的資料結構都被兩大區塊所決定，一塊是接近30個大大小小的，但同質性極高的西方國家，各種指標都是先進的；一塊是他們的前殖民地，特別是非洲國家，各種指標都是嚴重落後的，統計分析還沒有開始，其結論已經被這兩個版塊基本上決定了。

把中國放入這種跨國分析完全不會影響結論，因為在沒有國家規模的加權下，中國的作用跟任何一個歐洲小國家是等量齊觀的，也就是一個比利時抵得上一個14億人口的中國，而在真實世界裡，中國的人口規模抵得上125個比利時。在金融領域，衡量股市變動的指數通常都是加權指數，在計算指數時會根據各成份股的總市值進行加權；管理學許多以公司為單元的統計分析，都會按照公司的營業額或者市值進行加權。但西方比較政治學者永遠都拒絕這樣的資料處理，如果按人口加權，中國與印度的經驗就會主導統計分析的結果，而許多過去的結論都會被推翻。

比如這幾年被很多人追捧的麻省理工學院阿切莫格魯（Acemoglu）與及哈佛大學羅賓森（Robinson）有關國家興衰的理論。如果他們的理論是正確的話，那過去四十年印度應該獲得今日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而中國應該處於今日印度相對落後的狀態，因為印度採行的是他們所謂的包容性政治體制，但事實正好相反。以國家為單元的跨國量化分析，如果把中國與印度視為與其他中小型國家一樣的分量，中國與印度這兩個例外是無法改變統計分析的結論，但如果把國家按人口規模加權的話，他們的理論就被顛覆了。

第四，西方國家很多學者對他自己的歷史與發展經驗都是選擇性的詮釋，甚至存在美化和漂白的嫌疑。中國學者應帶領廣大全球南方學術社群來揭露這些偽善的、華而不實的理論與歷史分析，還原歷史原貌與全貌。

例如諾斯和托馬斯（North and Thomas）對西方崛起的經濟學解釋，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他們的分析架構簡化並扭曲歷史來削足適履，試圖讓讀者相信英國、荷蘭、法國與美國等西方列強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為他們選擇了正確的製度演進路徑，而刻意掩蓋戰爭、殖民掠奪、種族滅絕、奴隸販賣在西方崛起過程中的關鍵作用。

最近，所謂“五眼聯盟”國家歇斯底里地攻擊中國在新疆實施的少數民族政策，甚至還寡廉鮮恥地祭出“種族滅絕”這種妖魔化指控。最諷刺的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與新西蘭這四個從前英國海外屬地發展出來的國家，他們建國的過程不折不扣就是一部血淋淋的種族滅絕史，他們對新大陸的原住民進行大規模屠殺，然後掠奪他們的土地與資源，殘酷與血腥的程度在人類歷史上也非常罕見。

西方以強迫勞動等藉口炒作新疆棉花圖自新華網

第五、，今天西方的民主體制危機本身不斷在惡化、深化。多數西方國家在面對新冠肺炎危機時荒腔走板的表現，更揭露了西方國家公共治理能力的真實面貌，這個歷史變局提供我們重新比較政治體制優劣的良機。其實嚴格意義上的全面普選制與多黨制代議民主，在人類政治文明歷史長河中只有短暫的實施經驗，這種體制能否保證“良好治理”與“長治久安”，仍有待時間與實踐的檢驗。

從西方自己的歷史經驗來看，如果不能把內部社會矛盾移轉到外部的話，民主是相當脆弱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許多歐洲民主體制就因為資本主義危機、殖民地與勢力範圍爭奪接近飽和以及社會矛盾激化而崩解。西方的普選制與多黨製本來就不是落實“民主”理念的唯一選項，西方發達國家一旦失去以往得以養尊處優的經濟壟斷優勢，內部的社會矛盾就會加劇，更何況民主政治若不能以社會主義體制為載體，很容易淪為富裕階層主控的寡頭政治，既不能實現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也無法保障弱勢群體的生存發展權利與機會。

最近十年，我們再次看到資本主義全球化與以主權國家為單元的代議民主之間，存在日益難以調和的衝突與矛盾，在中國興起並拉抬非西方世界全面興起之後，西方國家快速失去他們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優越競爭地位，不再能享受與廣大非西方世界之間不公平交換關係，他們內部的社會分配衝突就不斷加劇，民主治理頻頻失靈、民主體制面臨空前的合法性危機。

當經濟停滯、貧富懸殊、世代分配衝突、財政危機、激進排外主義等問題難以解決時，西方國家的優雅身段會逐漸消失，西方文明的種族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對弱勢群體的不仁，對非西方文明體系的殘暴與侵略本質，會日益暴露，政治的法西斯傾向會越來越濃厚，對中國歇斯底里的敵意會不斷升高，我們過去對西方仰視所形成的三觀都會被顛覆，許多比較政治理論都要改寫。

最後，我要期勉年輕一代的政治學者要不忘初心、要有超越與突破的企圖心，要有引領全球比較政治學發展的自信心。在此百年變局當頭，中國學者擁有寬廣的思想與理論揮灑空間，有諸多的重大課題有待思想突破與理論開創，人類的政治文明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我們政治學者從事比較政治學研究，要深刻認識到自己的知識成果活動有深刻的實踐意涵，學者不能迴避學術主體性的問題，你是為誰做學問？你要把學問跟誰去分享？你希望如何改變這個世界或者引領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