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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臺灣說我們中國人如何如何，中國青年應當如何如何時，是不包括那將近十億人口的。我們宣稱要“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這個“大陸同胞”是無臉、抽象、觸摸不到的，幾乎不在“我們中國人”的意識裡，我們從教科書上知道的只是停留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的統計數字“四萬萬六千萬人”。可以說國民黨把這抽象的“四萬萬六千萬人”一起帶到了臺灣，而將具體多樣的大陸人民描繪成“苦難同胞”的刻板形象，於是後來當活生生的大陸同胞出現在臺灣人面前時，竟然頗為陌生。攤開中華民國地圖，我們也只看到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三十五省行政區劃和有限的鐵公路連線。“中國”凍結在一九四九年。
在兩岸如此長期嚴重對立、不相往來，以及反共教育的強烈灌輸之下，我們對大陸的認識吊詭地隱含著將中國本身妖魔化的元素。於是當一九七○年代國際局勢發生巨大變化，使得國民黨在臺灣建立起來的中國代表性面臨嚴厲衝擊之後，臺灣人對大陸的祖國想望遂逐漸萎縮，剩下來的卻是妖魔形像。”(10-12頁)
國民黨教育體制下的中國，一方面是歷史性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而且經過國民黨意識形態的嚴重染色;另一方面對於存在於中國大陸的現實，又完全加以妖魔化，這就使得臺灣人在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喪失中國代表權以後，不知道如何面對現在已被國際承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嚴重的是，國民黨的反共思想和美國的冷戰意識形態相結合，在臺灣形成了非常堅強的、以美國觀念為普世價值的一套思想體系。以這一思想體系來衡量中國大陸現在的一切政治、社會和經濟現實，“中國”就成為世界上一切落後的集大成者。這樣的“中國”，他們怎麼願意去認同?在這方面，鴻生的分析也很精采，值得引述：
“在二戰結束後的冷戰局勢裡，作為冷戰前哨的中華民國被嵌入一個類似美國保護國的位置。在那種國共鬥爭的冷峻情境下，臺灣的主流思想基本上是受限於親美反共的思想框架的。這時的党國體制不僅在思想上，同時也在實際行動上，對左派進行全面鎮壓與肅清。一九五○年代的左翼肅清遂造成臺灣從日據以來的左派傳承完全斷裂，以致在隨後的幾十年甚至到今天，都極為缺乏左翼的聲音與挑戰，可謂全世界少有。國民黨於是很成功的在臺灣建立了一個幾乎不受任何挑戰的反共社會。
在缺乏能對美國價值進行批判的左翼思想的環境下，臺灣的進步運動只能在有限的親美反共的範圍內，尋找反抗的資源。這就是一九五○年代以降，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人的自由主義與全盤西化，以及早期人士所啟動的民主運動的主流思想。從那時起，我們的反抗，包括剛萌芽的黨外運動，基本上都是在親美反共的框架下運作，當年能擺脫戒嚴體制管轄的知識精英也多半前往美國或英國留學，在島內能對此有所反思的左翼則被迫淪為另類與邊緣，這個“消失的左眼”正是臺灣進步運動的嚴重缺憾。
這個親美反共的意識形態與作為，不僅為臺灣的民族想像事業清除了思想上的抗體，也在其發展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就是建立一個將對岸的中國人視為對立他者的心理潛意識。然後國民黨又被有意無意的認定是傳統中國的代表，於是在我們戰後這一代的西化潮流中，反國民黨、反傳統與反中國遂有了心理連結的可能。”(33-4頁，重點引者所加)
非常諷刺的是，國民黨的反共思想和美國的價值觀結合在一起，成為臺灣的主流思想，而國民黨本身卻成為落後的中國傳統的代表者，和共產黨捆綁在一起，成為“反中國”可以指認的具體對象。臺灣是現代化的“國家”，而“中國”永遠是封建和落後的，這種鮮明的對比，是台獨派論述結構的基礎。按照這種思路，台獨派自然而然就把臺灣“建國”的源頭追溯到日據時代。因為有了日本的統治，臺灣才開始現代化，臺灣才能夠脫離中國，而有了“獨立建國”的機會。這也是台獨派絕口不談國民黨的統治對臺灣全面現代化的貢獻的原因，因為如果承認國民黨對臺灣現代化也有貢獻，就不能一勞永逸的把“中國”打入永遠落後的“黑牢”之中。
臺灣被迫和大陸長期分離，然後再恢復接觸，這種歷史經驗前後有兩次。第一次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中華民國”來接收臺灣，第二次是一九八七年臺灣解除戒嚴令，開放兩岸探親。如果把這兩次經驗加以對比，就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共同傾向，即“現代化”的臺灣嘲笑大陸或中國的落後。
鴻生在《水龍頭的普世象徵》和《二二八事件可以避免嗎?》兩文中，對國民黨來接收臺灣時兩岸的文明差距做了詳盡的分析。臺灣透過日本的殖民，相對於大陸來講，比較的“文明化”。現在還流傳著一些故事，譬如國民黨的軍隊衣衫不整，背著大鍋，拿著雨傘，讓臺灣人非常失望。又譬如，國民黨的士兵看到牆壁上的水龍頭竟然冒出水來，覺得很神奇，就拔了下來，但往別的牆上一插，卻又沒有水流出來。這些故事都是要表明，當時的“中華民國”有多麼落後，而臺灣又是多麼文明。兩岸開放探親以後，先到大陸去的主要還是外省人，而這些外省人回到臺灣，大半都會宣揚大陸如何落後，他們所講的最大的笑話是，大陸的廁所竟然沒有門，或者大陸竟然還在使用臭不可聞的茅坑。水龍頭和廁所，就成為兩岸兩次恢復接觸時“文明對比”的象徵，可謂無獨有偶。
前面講過，我一九六○年才從農村搬到臺北，那個時候我才知道有水龍頭和抽水馬桶，所以這兩個笑話我覺得一點都不可笑。如果這樣，那麼一九五○年代的臺灣農村就應該成為被嘲笑的對象。說一九四五年臺灣比“中國”進步很多，又說一九八、九○年代，大陸大大落後於臺灣，我覺得都是“臺灣人”要標榜自己如何的“文明進步”。而且，八、九○年代的“臺灣人”，主要還是跟著國民黨撤退來臺灣的外省人。這樣，我們就能理解這些喜歡嘲笑別人落後的人，恐怕心理是很有問題的。
標榜自己如何文明，別人如何落後，這種心理主要來源於西方文明對落後國家的絕對優勢，落後國家因此不得不亦步亦趨的努力學習西方文明。這個過程，在世界各地區有著複雜而又相互區別的進程，在這裡我們只能涉及日本和中國，以及曾被中國割讓給日本的臺灣。鴻生對此所作的種種分析，是全書最精采的部分。
談到日本對臺灣的統治，鴻生是這樣說的：“日本在臺灣實行現代化是由上而下強力推行的，不僅上層精英必須屈從，下層庶民也不放過，企圖在整個社會進行現代化。英國在香港則重在培養幫它治理的中上層管理精英，庶民只要順從，大半放任其自求多福。日本帝國的這種強勢作為有個特殊的心理因素，就是它作為後起的現代帝國，學習西方先進帝國，它不甘認輸，要做‘帝國主義世界的模範生’……由此來看，日本在其現代化過程中確實有其自主性，然而從它後來的帝國作為卻也可看出，它在這過程中也在進行某種心理與精神上的‘自我殖民’，由此而產生了對自己過去‘落後’狀態的羞恥感與自卑感，與追求模範生心態互為表裡。這種羞恥感與自卑感在它要對其鄰近的亞洲地區進行侵略與殖民時，特別不能忍受這些殖民地的‘落後’狀態，而要對其實施全面的現代化改造。”(81-2頁)
鴻生還談到日本自十九世紀開始的“脫亞入歐”熱潮，鴻生說：“他們所謂的脫離指的是脫離精神上、思想上的羈絆，講白一點就是不再跟你中國玩東方文明的那一套了。日本從此走向西方帝國主義的霸業之路，甚至到了戰敗之後也回不來，此後它在東亞的存在就一直是個西方文明的象徵物，像是歐美世界從北美洲跨過太平洋延伸到東亞邊緣的前哨。”(44頁)
對西方文明的無限崇拜，使得日本成為學習西方文明的模範生，同時它還比西方人更瞧不起亞洲國家，非常不能忍受亞洲的落後。太平洋戰爭期間它對它所奪取的亞洲土地上人民的暴虐統治，其程度甚至超過西方人，這就可以看出日本表面強勢所掩藏的內心的虛弱與自卑。
日本統治臺灣，其實是非常瞧不起臺灣人的，一直稱臺灣人為“清國奴”，而一般的臺灣人(強烈抗日的例外)面對比自己文明的日本，內心既自卑，又痛苦，這只要讀皇民化時代陳火泉所寫的小說《道》就可以充分體會到。戰後由於封鎖中國的需要，臺灣受到美國的保護，在美國和國民黨的聯合打造下，一時成為日本之外亞洲經濟最繁榮的地區，臺灣可謂“發家”了。但是令人想像不到的是，台獨派卻說，這一切都是日本殖民現代化帶給臺灣的，是臺灣最應該感謝的對象。其實日本的殖民現代化只是範圍很有限的起點，真正大規模的現代化是在美國協助下由國民黨完成的。
關於這一點，鴻生形容得很生動：“現代化啟蒙有若信仰基督上帝般的宗教感召，乙未新生代基本上是經由日本統治帶來的現代化而啟蒙的，是第一批受到現代化教育的臺灣人，這對他們而言是有特殊的生命意義;傳遞給他們‘現代文明’的日本帝國，就有如傳遞基督教給第一批臺灣信徒的長老教會那樣，戴上了神聖光環。”(113頁)因此，日本就如同臺灣的‘再生父母’。既然日本脫亞入歐，臺灣作為日本的模範生當然也要脫亞入歐，日本瞧不起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臺灣當然也要有樣學樣(臺灣對於來自亞洲的外籍勞工和外籍新娘的歧視就是最好的例子，而相反的對於在臺灣賺錢的美國人則極盡巴結之能事)。
但臺灣到底不是日本，日本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它在精神上脫離中國而走向西方，但不曾否認自己的歷史與傳承，而台獨派的「脫亞入歐」的想像是以割捨其文化母體的中國文明為代價，而將其主體掏空了。鴻生說：
“台獨運動並不真正想要以先人與歷史來做為其主體的基礎，甚至自慚形穢。如此所謂的主體性就變得空洞虛無了，可說竟是在自我「去主體化」。
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的空洞主體，最近還表現在從2017年起中央不再紀念鄭成功這位‘臺灣人主體’的開創者這件事上。台獨運動看似對過去在臺灣曾經存在的所有政權一視同仁，都認定為外來政權，包括統治臺灣長達二百多年的清朝及其之前的明鄭。如此就將這兩百多年間移民臺灣的閩南語族，也就是如今台獨運動的主要成分，歸為外來政權的後代了。這種自我否定就難以避免的要去鄙視自己的先祖，否定自身的來歷，割斷自己的歷史，包括遺忘日據時期的台民抗日史與前清先民的勞動成果，進而棄絕閩南文化的母體。
在這種自我否定的空洞主體狀態下，心理上為求補償，台獨運動抬高日本殖民統治對臺灣的貢獻、懷念日本所賜予的種種現代化建設、重建日本神社等等行為，就很可理解了。然而這些都只是以日本的現代性來填補自我的空虛，卻完全沒學到日本對歷史傳承的自我肯定精神，反而成為其未曾反省清理的法西斯遺毒的重災區。”(47-8頁)
這是我所看過的、對台獨派這種“思想怪胎”所作的最深刻的心理分析。
但是，這麼精采的論述，也只是鴻生全部創見的一部分而已。鴻生還進一步從中國現代化的艱難而複雜的歷程，來分析中國為了要建設成現代化國家時，不得不面對的巨大的困難。這個整體的歷史見解，才是鴻生為我們提出的一個非常具有理論意義的、有關近代世界史的大詮釋。我們先看鴻生怎麼說：
“總的來說，傳統中國在受到西方現代帝國侵略，被迫進行西方現代化改造，以其規模之龐大，際遇之多樣，就有了多重不同的現代化路徑。臺灣被日本帝國從上而下強勢施以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改造，香港被大英帝國有選擇的、較不強勢的施以英國殖民式現代化改造，兩地在回歸之後確實有著不一樣的後殖民情境。而中國大陸若是先不管其局部分歧，整體而言則是自我摸索著一條較自主的道路，最後由中共的路線取得主導。
不管是哪條路徑，這個現代化的過程都造就出一批新的知識與政治精英，接受不同的西方(或西化的日本)理念的灌輸與栽培，各自在其社會取得論述主導者的地位。例如接受日本皇民化教育的臺灣的李登輝及其同輩，又如接受港英教育栽培的香港知識與管理精英。這批新型知識與政治精英構成現代化後的新得利者，然而也構成回歸後解決後殖民問題的巨大障礙。由於有著不同的現代化路徑而產生不同的‘現代身份’，當這幾個不同身分互相碰撞時就產生了一時難以消解的現代問題。以臺灣為例，這些人一方面構成反國民政府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構成臺灣分離運動的基礎。二二八事變除了有國共內戰及光復後複出的左翼分子的因素外，也有大陸與臺灣不同現代化過程所產生的不同現代化身份衝突的因素。這個面向在九七回歸後的香港應該也構成了重要的背景。
不同的現代化造就了不同的現代身分，不同的現代‘中國身分’、‘臺灣身分’與‘香港身分’……可以說不同的現代化路徑所產生的歧異是二二八事變的底層因素，當時雙方都沒有機會與條件進行心靈與意識的祛殖民工作。九七之後的香港所面臨的也有同樣的情境，構成今日占中衝突的底層因素。
所以說，作為現代化得利者的知識精英這一階層是特別麻煩的，他們在被各種現代化方案養成之後，往往以各自的‘帝國之眼’──西方帝國的文明世界觀，來看待自己社會的傳承、下層勞動者 、各種‘落後’的現象，以及母國整體。例如在臺灣‘水龍頭的故事’自光復之後就一直被分離運動者用來貶抑大陸來台人士;或者以西方社會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自由民主’來看待自身社會的政治安排;或者對自身社會或第三世界國家都抱著深怕被西方‘恥笑’的焦慮不安。這些帝國之眼引起的焦慮不安，在臺灣甚為尋常，在香港今天的衝突中也一一具現。”(92-3頁)
鴻生這一段分析，點出了西方文明對全世界的征服最特殊的一點，即它不只是武力的征服，更是文明的征服，這是已往的帝國征服所沒有的，從這個角度來看西方與中國的關係就再清楚不過了。自從中華文明形成以來，其核心區曾經好多次面對塞外遊牧民族的入侵。當核心區全部或部分由遊牧民族佔領並進行統治時，中華文明不但沒有就此消失，而且還因為終於同化了入侵者 ，而讓自己煥發出更強大的生命力。可以說，每一次大規模同化入侵者以後，中華文明就會產生一次大飛躍。
但是，十九世紀中葉西方(以及西化成功以後的日本)的入侵，卻和以往的歷史經驗全然不同。在長達一百年的、事關國家民族興亡的奮鬥過程中，中國人自己逐漸喪失了自信心。在承認西方的武力(船堅炮利)比自己強大以後，接著又不得不承認西方文明確實了不起。在維護傳統文化與學習西方文化之間很難找到平衡的方法與途徑。如果拿日本和中國相比，就可看出，日本幾乎是輕而易舉的“全盤西化”，從而“脫亞入歐”去了，而中國卻深陷泥淖之中，舉步維艱。當西方的「模範生」日本打敗了曾經長期是它的導師的中國、而且不斷的向著中國內陸入侵，先是蠶食，接著就要鯨吞，中國人的憤懣與悲痛達到了頂點。
中國人喪失文化自信心的徵兆，在五四運動時就已出現了。當時想要廢棄漢字，將中文拼音化的潮流頗為盛行，而當安特生提出中國文化西來說時，竟然有一些人就輕易相信了，這些都是最好的代表。所以當日本全面入侵時，認為中國不可能打贏，寧可選擇妥協或投降的人還真不算少。
(明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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