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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3/3

二月，情人節。染covid19。遵醫囑，獨居，閉門吃藥。

藥方共五天，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三粒。藥二粒，源自中國，一粒來自印度。配套口罩，一次性手套，全部中國貨。頗難明白拜登對進口日常生活用品，和基本藥用品和中國脫鉤的成效如何。

吃藥後，精神食慾俱佳。翻讀徐復觀老師的學術與政治之間一書。其中一篇，雖然是數十年前舊作，依然有現實意義。謹重刊。

一九七O期間，徐老師移居香港美孚新村。徐老師的大仔住香港區，就近方便照顧徐老。

我剛自臺大畢業回香港，任明報經濟編輯。馮耀明和朱國能，二位曰後的教授，剛回到香港進修。每月初，我和馮朱二人，例必往訪徐老師，四人一車，去尖沙咀一家廣東茶樓早茶，選定一靠窗大臺，十到十二人一席。徐老師的學生們陸續齊到，都是徐老師請客。飯畢，徐老的香港學生，護送他回家。

徐老在香港，左和右的報界政界，名高望重。多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酒會，或陪徐老出席文教界的敘會，我是明報編輯，會場上多彼此認得。但徐老介紹我認識前輩時，不說，這是明報編輯，而是説，這位是臺灣的大學雜誌編輯。我和他，一老一少，竟然都來自國民黨治下的台灣。

當時，兩岸沒有正式的官方交往，這一老一少，在那種塲合，是稀有品種。

——何步正

此文係應東京明治大學教授大野信三先生之約，為「新生亞細亞」月刋所撰，發表于該刊之五月號，正如其編後記所說：「有的是使日本人士聽了刺耳的；但確實提到使人考慮的要點」。我對該刊能發表這樣一篇「苦口之言」的文章，非常感佩，惟譯文間有訛誤，現將原文刊出，藉供國人參考。

亞細亞的新生，在理論上，是每一亞細亞人的新生，每一亞細亞人應負同等的責任。但在事實上，因各種主觀客觀條件的不同，此種新生，還是會先從某一二個國家開始；先要某一二個國家頂天立地的站起來，作爲新生亞細亞的骨幹。尼赫魯現正意識的爭取此種地位；菲律賓自去歲大選，政權得到平和的移轉後，也可能有此資格。但從最現實的觀點看，由日本新生來促成亞細亞的新生，比較上更是事半功倍。可是，就我所能了解的日本民族性來說，日本能不能擔負此種責任，或者依然如過去數十年的教訓，日本的强盛，反成爲亞洲新生的絆脚石，結果，日本自己也被絆倒，這到了值得日本人士作真正的反省。外交詞乃至普通的 應酬話，在這種眞實問題上是沒有意義的。我願以日本的友人的資格，在這一點上稍盡諍言之誼。

日本民族最大的長處是「好善」。孟子說：「好善優於天下」。 這是日本能實現明治維新大業的總根源。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與中國接觸，便吸收了中國文化，並由中國而吸收了印度文化。其吸收的規模、速度與深度，不是世界其他民族所能比擬。明治維新後的吸收西洋文化，正是此一好善精神的自然成就。在所謂「善」的面前，投擲出自己的全部生命力去追求獵取，而將自己的生命融解於善之中，這在個人已經是難能可貴，何况是一個民族。我覺得日本人應引此自豪，不應被不十分正確的民族自尊心所蒙蔽，阻遏住此種精神的繼續發展。 

日本民族最大的缺點，不是一般人所說的只能模仿，不能創造，乃至因模仿而失去主體性的這一類的指摘，這都是似是而非之諭。我認爲他眞正的缺點，是在不能「與人爲善」。這個「與」字，有推許，協同，助成等意義。中國與人為善的最早例子，是尚書最後一篇秦誓上所說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實）能容之」的一段話。後人因爲這一段話，竟以爲孔子預知秦將繼周，所以尙書終於秦誓，這當然是出於附會，但亦可見「與人爲善」的精神，在中國文化中，是看作和「好善」的精神，同等重要；並且認爲自己好善的人便會與人爲善，二者是一個精神的連貫。可是日本民族，在這一 點上並沒有連貫下來。自己好善，却並不與人為善，甚至走向相反的方向。 

關於這一點，我可以舉兩個小的例子，其實也並不算小。我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求學的時候，日本教官對於中國學生，在教課上總是採取保留的態度。和日本學生同樣的戰術作業，但教官並不發給同樣的原案，日本學生用的原案成「講授錄」出賣的時候，決不許中國學生買。後來有的中國同學花多錢買到一兩部，我也偷着看過，內容固然比發給中國學生者精彩，但由現在看起來也實在尋常，更說不上有什麽國防祕密。這不僅是士官學校如此，更不是我那一期如此，所有中國人在日本受軍事教育的都是如此。因此，凡是稍爲有點良心血性的中國留日學生，沒有一個不是堅決反日的。日本人士，不想造就不願與日本作戰的中國人，而只想造就勢非與日本作戰不可，只是在作戰能力上比日本人差一點的中國人。這種想法，實近於可笑；但這是絕大多數的日本人士的想法。 

和我鄰居的一位朋友，他是曾在日本某帝大學醫的。有一次，他慨嘆的和我說，「英美在中國所教育的醫學人才，它總想方法培養到底，所以中國好的醫生，多半出于這一系統。日本人在中國，在朝鮮，在臺灣，培植了大批的醫學人才；尤其是朝鮮臺灣，可以說是日本的醫學勢力。但日本人對於這些地區的醫學人才，決不像英美一樣，培植到底，而一般的只能使其當助手，當副教授；所以在醫學上站不到地位，這是日本文化政策的大失敗。」不過，這位朋友認這是日本的失敗，而日本人士或者認這正是它的成功。有一位日本朋友問我：「爲什麽中國留英美的學生都很活躍，而留日的學生這樣多，却不活躍呢？」我當時只笑着以政治的理由作答覆。其實，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爲日本的「支那通」乃至一般與中國有關的人士，從文化上也不肯和中國的留學生作誠懇的合作。許多做中國工作的日本人，只是以一時利用的心理來講中日親善，與中國人來往；所以中國的留日學生，除了品格太差的以外，大多數認爲和日本人在一起，不僅沒有好處，反要受各種不名譽的嫌疑。這是日本在文化這一部面上，幾十年來的積累所給我們的印象。 

若在政治這一部面上，中日過去的關係，中國人可以忘去，但日本人自己不應當忘去。我總結的說一句，日本過去是把自己的前途，放在鄰國的衰亂以至滅亡的這一基本假定之上。只要中國多現出一分希望，日本便多增加一分對中國侵略的決心。正如我上面所引的秦誓的另一段話：「人之有技，冒疾（妒嫉）以之......是（實）不能容」。由一九二八年的濟南事變以至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都從這裏得到最真實的解釋。結果，中國的建國失敗了，而日本也一樣的經過一度亡國之痛。所以秦誓對於那種妒嫉他人爲善的人所下的結論是「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殆（危）哉」。這是日本人士今日所應眞正接受的古訓。 

戰後日本不樂與人爲善的心理，即妒嫉人爲善的心理，更向兩個方向發展，益增加日本的混亂與困難。一是表現在日本自由主義者及右翼份子的反美的情緒之上。日本左翼份子反美，是可以理解的；日本對美國的政策有所批評，也可以說是當然的。但日本的自由主義者及右翼份子，反美反得如此的普遍和激烈，則只有上述的心理才能加以解釋。從最基本的政治利害看，從日本的地理形勢，從日本的經濟條件看，我不認爲反美是日本自由主義者及右翼分子的出路。但日本的輿論，常超出常識之外去衡論日美關係乃至世界關係，使日本的國策，暗地裏常是動盪不定。我覺得這不是日本人士的認識力不足，而是上述的心理作用壓蔽了它的認識力。

另一方向，是正向日本自身伸展。日本人的好學的精神，守秩序的精神，尊師重道的精神，是我們素所感佩的。但現在日本各大學的學生，破壞社會的心理，超過了充實自己的心理。於是好學的精神低落，師生的情誼日薄，大家心裏總藏着一股怨氣，好像淘氣的小孩子，非把自己手上的玩具弄壞不可。弄壞以後又當如何，也和孩子一樣的不認真的想下去；這眞是最可悲嘆的現象。前不久，我的一位朋友赴美考察返臺，道經日本，特地到仙台去看看他的母校。回來後，他向我說：「日本已經變樣了；學校已經不是戰前的學校。而從東京到仙台的火車，其亂糟糟的情形，連臺北到臺中的火車情形都趕不上」。這一切，是說明不樂與人 爲善的心理，轉向到國內來以後，便形成對於社會的嫉視敵視心理，凡覺得不是我的東西，都不是可愛惜的東西；我不能支配現在，便只好打倒現在。這樣一來，日本對國外不樂與人爲善的心理，發展到危害了自己原有的好善的基本精神，而益增加了共產黨的破壞活動，延宕了日本進一步的發展。至於亞細亞現在許多國家，害怕日本的復興，不敢和日本合作，可以說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日本人士戰後與外人來往，無形中喜歡流露出「叫窮」的口氣，這是當然的，戰爭毁滅了一個東方强大的帝國。但日本爲了自己策勵自己而叫窮，是可以的。爲了對美國外交的討價還價而叫窮，也是當然的。可是不可以在亞細亞之前叫窮。因爲在亞細亞中，日本還是居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地位。所以日本在亞細亞，應當是先有所與，然後有所取。先多幫助人家，再想得到人家的幫助。最低限度，在精神上，在文化上，應當如此。這便叫作東方文化精神的「與人爲善」，便是以日本的新生來促成亞細亞的新生，只有新生的亞細亞，才能有真正新生的日本。

日本人自己期待着自己，亞細亞也在期待着日本人。日本明治維新的偉業，是亞細亞人的光榮，是有色人種的光榮。但因不樂與人爲善的心理而使其鄰人未受其福，首受其害。在這種地方，日本人士應有勇氣作眞正精神的反省。不過，在我認識的少數日本友人間，不僅充份表現日本民族固有的好善精神，而且也充分流露出與人爲善的精神；則我上面的觀察，或者並不得當，或者日本的明智之士，在精神上已經有了大的反省了。

四三、五、二三 中央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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