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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1
楊國樞老師 (1932-2018)
楊先生四面八方訪客多，是一位浪漫型心理學者，在心理學上採取全人觀點，強調人的整體存在，曾發願要結合有志之士譯注佛洛伊德全集，惜未啓動。劉英茂、柯永河、楊國樞三人，是對台大心理學系現代化及本土化卓具貢獻的三公，他們分別推動了實驗認知心理學紮根及中文認知研究、臨床心理學在地化、心理學本土化(或華人心理學)。
楊先生最為人懷念的，還是他在台灣民主化上所作的貢獻。那一代讀書人包容性較高，具浪漫性格，信念與理想一以貫之，捨民主法治再無其他。透過他們的闡釋及實踐，讓我們對威權及強人概念、與民主法治主張，得以近身理解，是當年戒嚴時期獲得啟蒙的來源。
他身為台大自由派四大寇之一(以及胡佛、張忠棟、李鴻禧)，奮起作為當年黨外及台大守護者，主持大學雜誌，在中國論壇、中時、及聯合頻頻發聲，穿梭於街頭及各個黨派之間，心繫政黨政治的建立。在那種時代，祇有來自勇氣與無私，才會義無反顧去做這些事情的。
解嚴後他馬上創辦澄社，集結有志之士頻頻發聲，他的穩健及練達，鋪就了一個得以寬廣論政的平台，瞿海源與我分別接下他的擔子出任社長，確實共同度過一段美好時光。
楊先生是1990年5月「知識界反對軍人組閣」行動召集人，在新公園(二二八公園)台博館前靜坐三天，之後他當為代表被告，但從無怨言。楊先生一向樂於認同自己心理學家身分及成就，但熱情卻在台灣民主化事務上，表現得最清楚。他主張學術與政治應分離，但他最自在最具表現強度的，卻是在學術政治兩者交界之處，尤其是摩擦力最大的時候。
他中壯年充滿熱情及主張，抵擋強人與威權統治，並當為黨外運動後盾。後來慢慢不再參與政治議題，時間約在1990年代中期，這是解嚴之後，有勇氣出面的人愈來愈多，意識形態檢驗卻越演越烈，楊先生是個自由人，從來不歸意識形態中人，也許覺得階段性任務已了，他選擇優雅淡退，回歸同行及學生群中，推動心理學本土化的基礎研究，培育下一代人才，在兩岸學界聲名日盛，可謂是一代學術人與一代教育家。
楊先生在過去艱困時代中，表現出一以貫之的勇氣及大度，而其基礎則為無私，我們奉楊先生為精神上導師，指的就是這一段，他是我一生參與公共事務的思想導師。
青年王曉波 (1943-2020)
王曉波與李登輝同一天辭世，兩人在政治及社會影響力規模上相差甚遠，但從本質上而言，兩人都具左派背景，惟統獨主張大有不同，而且色彩鮮明，不畏爭議。李參加過共產黨，王的母親據信是共產黨員在台灣遭槍決，那時曉波才九歲多。
台大大三時，與同學在溫州街一間日本宿舍賃屋而居，包括黃樹民、王中一、陳秋坤、何步正、楊濬哲、王曉波等人。有一天曉波説附近警察局要擺一桌，希望去湊個熱鬧吃頓飯，原來是一位念政治系的香港僑生甄燊港因頭髮太長，路上被警察逮到局內，強制剪成平頭。王聞訊後一個人衝到警局找主管理論，沒想到警局竟然認輸還擺一桌消災。
又曾看到他手綁繃帶，是因為他在台大醫院看護殷海光老師時，走廊上有人大聲吵鬧，他出去説老師睡覺休養請小聲，沒想那人粗魯不理，王一怒下揮出一拳，那人摔倒後，受到驚嚇就溜掉了。事後曉波發現手流血，原來是縱使氣魄原在，但太久沒打架了，一打就受傷，趕快去急診室包紮。
之後幾年民族主義座談會爆發衝突，衍生了台大哲學系事件，他是大苦主之一，好在後來世新成舍我收留，1974年後到世新任教多年，平反之後1997年才返回台大。我在1993年4月擔任澄社社長，同年5月以澄社名義舉辦全天台大哲學系事件20周年研討會(見前述)，當時籌辦這件事，心中是有曉波影子的。他對這件事的反應與別人不太一樣，認為自己是為所當為，知道會有難以預測的後果，與當道不合，在那個時代本就會受到迫害，現在若能回復正義當然很好。這種反應聽起來是有一點向他母親學習的決心在。這就是青年王曉波，我心目中充滿熱血的學長王曉波。
他後來花比較多時間參與保釣以及海峽兩岸事務、治法家研究及台灣史。我於教育部服務時，他從旁關心高中歷史課綱調整，認為參與者負歷史責任，必須謹慎修訂。前幾年他成為馬英九國師，實質參與高中歷史課綱微調，引起社會上及史學界學生界重大爭議。他年輕時，台大自由派精神比較強烈，但感覺得到他特殊成長過程下的沉重基調；中年之後轉移往更多民族主義，好像情感有所釋放也變得更為自在。這中間的轉折，須更熟悉他的人來做定位工作，就不強作解人。
謹以此文懷念曉波，還有那一段年輕歲月的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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