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王失弓
台灣給學者、教授的待遇低，比不上中國大陸，只及香港的三分之一。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博士憂心地指出，待遇問題不僅使得台灣延攬不到國際知名學者，他甚且担心，國內學者恐怕也會一一貳心他去。國外人才不來，自己的又流失掉，台灣的國際學術地位不就日益滑落嗎？
對於李博士的憂慮，我想從下面三個方向加以討論：第一，才這邊丟掉的， 一定由另一個地方撿到，值得緊張嗎？第二，台灣學術地位應該定位在那裏？第三，高級知識分子是不是該多一點社會主義意識，少一點資本主義觀念？
為了使文章讀來有親切感，題名道姓地舉了幾位學者，千萬不要以為他們有這個或那個想法。
曾志朗博士是國際知名的腦神經科學家。現在除了在行政院做政務委員之外，他還在大學教書，做研究。有一天，香港大學以高於台灣五倍的待遇邀請他，而他接受了。你認為隨著會發生什麼事？
在台灣，行政院當然要補一位政務委員代替他；而學校呢？同事們要和他面對面討論就不方便多啦；學生們失去創意豐沛、熱情洋溢的老師，無疑地，將倍感遺憾。
但是在香港，香港大學多了一位學養俱優的學者，教授、學生們不都會受到激勵嗎？曾博士將大大提昇香港大學腦神經科學的研究水準；他也將促使香港人更重視人道關懷和文化發展。
如果洪蘭教授和丈夫一道兒走，將如虎添翼，香港人有福氣啦，不僅多了一位科學家，也多了一位通俗家庭教育家。而台灣，當然將可憐兮兮的，將比較難見到她的豐采，難聽到她充滿智慧的演講。
楚王有一次外出打獵，歸程，發現丟失了他珍愛的弓具；隨從都說，去尋找回來罷。楚王阻止他們，說道，〝楚王丢掉的弓具，由楚國人撿到，很好嘛！〞
這是《論語》上的故事。孔子聽到了，說道，〝難得呀，楚王能這樣想；如果他不說楚人，而單說人，胸襟就更寬闊了。〞
一位學者好好的在普林斯敦大學實驗室做研究，另一位在貝爾實驗室做實驗，幹嘛重金把他們找來！人才只要能夠發揮專長，我們需要那麼在意他在台北、在香港、在北京或在紐約、華盛頓嗎？這一點，我沒有那麼民族主義。人才不是在這裡，就是在那裡，都在地球上嘛。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不是嗎？
小國要小氣
台灣的學術地位應該定位在那裏？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體認一個事實：根據二○○八年世界銀行的統計數字，台灣的全國總生產值，僅及美國的三十六分之一。只有清楚、明白國力的限制，我們才能聰明、合理地分配有限的國家資源。
——要花大錢的基礎科學研究不要做。除非我們擁有超過二○○英吋的天文望遠鏡，不要奢想知名的天文學家到台灣來。一具二○○英时的天文望遠鏡造價超過十億美金。我們付得起嗎？當然付得起！值得嗎？大強子對撞機一套就要百億美金，幹什麼用的？重建宇宙初始那一剎那的景像！據說台灣捐助了一百萬美金，這就對了，滿足人類的好奇心，我們多少參予了鼓勵。基礎科學研究不是不重要，重要得很哪，留給有錢的大國去做罷。小國家何妨自私一點，賴皮一點！基礎科學研究的結論，可說全沒有實用價值，所以也就沒有保密的必要；有興趣，看得懂，在網路上，篇篇論文都攤在眼前啊。
——知名的文、史、哲學者也罷，知名的科學家也罷，要延請他們到台灣來，費用高得很！他們已經習慣了他們的研究環境——實驗室、圖書鏡、研究助理和同事群——幹嘛找他們來。難道他們追求到的真理會鎖在保險箱裡，不讓大家分享？這些世界級寶貝，有大國願意供養，我們要慶幸，不是爭取！高薪挖角，就是愚蠢，就是虛榮心作祟！
——地球未來何去何從，不是我們有能力關心的。再強調一次，我們要自私一些，把有限的資源智慧的運用在和台灣人的安全、健康、舒適.......有關的研究上。只要不為虛名，和台灣利益有重大意義的，花多少錢都應該。行有餘力，當然我們要支持一些看似沒有實用價值的研究，文、史、哲，或者科學都一樣。我們要留住已經在台灣的知名學者，以願景不是以金錢；我們要支持有潛力的學者，已經在台灣的，或者想來台灣的，提供他們相對舒服的生活和研究環境。
認真去做，不必掛心國際學術地位排行榜。我們先要確實瞭解，台灣真正需要的是什麼，並且以此擬定台灣獨特的、與眾不同的學術研究方向；目標、方向確定，接下來，找人、編預算就不難了。名次是好學生的回憶——他們在小、中、大學一直名列前茅，以為那就是美好的東西；長大成名後，成了刻板印象。其實，那是虛榮心；他們不明白。現在，他們要以名次挑動大家的不安，千萬不要被迷惑！
台灣：熱情不再？
一九五○年，中國，經過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之後，可說遍地瘡痍——一國家既貧窮又落後，人民既無知又愚昧。外在環境如此不堪，內在環境不難想像——如果倖存有圖書、實驗設備的話，肯定那也是既殘缺又簡陋。在這樣不利的條件下，居然能吸引全世界成千上萬的華人學者、專家競相奔赴，憑什麼？中國提供了願景——建設強大、有尊嚴的新國家。中國的導彈、中國的核武，都是那時代的歸國學人主導發展起來的。
台灣沒有危機嗎？二○○九年，台灣的處境異常嚴酷，情况不亞於一九五○年的新中國——在強大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壓力之下，台灣越來越難和中國平等對話。面對困境，台灣極需人才，各方面的傑出人才，籌謀應付。台灣能提供的待遇（金錢和環境）不足以招來外籍人才，那麼從台灣出去，後來學有所長的學者專家呢？難道二○○九年的台灣人缺乏類似一九五○年中國人的感情嗎？除了困境，台灣也有願景——把台灣建設成既富有又有文化的美麗國家。當大家都深刻認識到台灣當前的危機，並對台灣的願景有共識之後，很自然，就能號召並鼓舞人才的熱情。
能者多得——在資本主義社會，那是天經地義的，甚少人懷疑。對一般民眾，對一般專家、學者，對一般專業經理人，有這樣的觀念，我不奇怪，我也不挑戰。但是對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也視為理所當然，我就不能理解了。所謂知識分子，就是那些把國家興亡當己任的，也許他是某個學科的專家，錢學森、李遠哲是也；也許他毫無專長，他只是喜歡放言高論的傢伙，鄧維楨之流者是也。
「叫人埋頭苦幹，以為除了金錢，不會有其他誘因，這種人不會有號召力。只有不愛錢的人，才知道在那裡可找到不愛錢的人才。知識分子應該多一點社會主義意識，少一點資本主義觀念。
愛因斯坦和李遠哲
不懂謙虛的人，以為自己在某一個領域卓有國際聲望，其他方面的見解自然高人一等，教育也罷，政治也罷——這種人跨行做事，一定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愛因斯坦有一次應邀演講，談的是教育，而底下坐的全是教育家。你知道開場白他怎麼說？”今天，在這裡講的，根據的只是我做學生和做教師的經驗，當然無法和各位的專業相提並論， ....”如果不認為自己是政治白癡，你知道嗎？以色列第一任總統就是愛因斯坦呢！他說，”除了物理世界，我稍稍懂一點之外，其他的，我一無所知。”你以為這是謙虛嗎？完全不是！這是自知之明。
（本文約是2008年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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