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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說周天瑞》

周天瑞是戰後嬰兒潮世代最早進入台灣報界的人，也是最早闖出名號的人。上個世紀七O年代已是政治報導與評論之翹楚。

在建中時代他即矢志新聞工作，台大歷史系畢業後，自薦進入中國時報，深受余紀忠賞識。在余氏「換血」之人才與經營哲學下，他被選為時報世代交替的關鍵角色。

美洲中時停刋後，他於1987年自美返國與司馬文武、南方朔、胡鴻仁、王健壯創辦「新新聞」，雖歷經潮起潮落，周天瑞始終是影響「新新聞」的關鍵人物。

周天瑞曾有六年時間行走於其他媒體 ，先後負責環球電視、勁報等媒體之經營，其中尤以主持中央廣播電台為著，在央廣董事長三年任内完成國家廣播電台之歷史轉型及新時代任務方向之奠定。

他的每個階段都充滿「有所為有所不為」、「合則留，不合則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故事，是一位普受敬重的媒體前輩。

〈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是他新聞生涯的第一部回憶。 

以下是我的一段人生故事，講述我和「美洲中國時報」之間痛徹心扉的點點滴滴。

1984年11月12日(美國時間11月11日)，正當美洲中時辦得風生水起、叱吒風雲的時候，突然宣告停刊。這個被稱為「雙十一事件」的消息，唯「震動天下」足以形容。

這是一份在美國辦的華文報紙，雖然與台灣相距遙遠，在台灣也少有人讀過它，但在這一天，台灣與全世界的中國人，特別是美加地區華人，以及美國主流媒體，都同受震撼，同聲嘆惜。

一代報人余紀忠先生在高度保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並極富政治意味地宣告 : 壯士斷腕，關報 ！

究竟怎麼回事？為時僅兩年兩個月零十一天，它就走入了歷史，為什麼？從事發第一天起，這一直是大家心頭的疑問。

我自始參與了它的創辦，也是「被關報」的總編輯，與它有着血肉相連，汗淚交織的關係。這個問題好像祇有我能回答。其實，我仍未必是最有資格的解謎人，也不願用過於簡單的方式輕率答覆；不過，事隔34年，透過回憶錄的記實，追述那個時期的真相，好像起碼是我應該做的一件事。

話雖如此，若不是朱奔野牧師的經年叮囑，健壯、鴻仁的一再催促，恐怕也不會就此結束拖延，停止躊躇。現在，隨着序幕的掀開，就請你耐着性子看下去吧，關於這個問題的大哉問，答案大概就在其中了。

「美洲中國時報」是至今最好的中文報紙，行文這篇系列，既是追述，更是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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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4月25日，我携家帶眷，從匹茲堡抵達紐約，懷著一個重要使命 : 參與籌辦《美洲中國時報》。

那時候，我已和中國時報有了11年淵源，從1971年8月毛遂自薦走進台北大理街，到1980年6月倉皇奉命去到美利堅，到此時結束匹茲堡大學碩士班學習生涯。從國會記者、黨政記者、專欄記者，到採訪主任、海外版總編輯，到再回鍋採訪主任，到此時受命面對新挑戰。從小記者到大記者，到被提拔為記者頭，到兩次上下台，到流放海外，到中時首例全額資助赴美深造，到此時接下重任開疆拓土創辦新報。

有關這段前史，我將另文詳述。這裡要說的是，美洲中時是怎樣的一份報紙？以及，她怎麼成了海市蜃樓、無影無踪？

從未見過酷愛辦報有如中國人者。大凡在中國人所在之地必有報紙，在中國人比較多的地方，報紙也跟著多，哪管一家比一家簡陋窮酸，總有人不改其志。這個現象的華文報紙，美國是大本營。

這些報紙大抵充斥著兩種話，一是大話，一是小話。大話大到議論家國大事，個個滿腹韜略，彷彿懷抱救國救民、捨我其誰的鴻鵠之志。小話小到華人之間的是非八卦，即或不是東家長西家短，也往往不脱無病呻吟、雞零狗碎的殘敗寒碜格局。

似此祇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一種叫報紙的東西，標榜著表達理念、傳播訊息的作用，既有人辦，也有人看。從另一方面說，那時候，中國人似乎天生喜歡文字，沒事買份報紙看看，成為不少人的生活習慣。既然有人看，自然就有人辦。

但是它零散、不集中、規模小，各自為報，互相抵銷，誰都沒影響，統統祇能叫小報。如果有誰以較大的財力做專業化經營，說不定能一紙風行，成就華文大報氣候。

1970年代，兩蔣交替，海外除了有不少早年去到美國俗稱「老僑」的移民，也因留學、經商之故，從台灣移出了不少人口，他們在美居留漸成聚落，而有「新僑」之稱。這些華人的人數逐年增長，直逼百萬。後者因教育、經濟條件較為優越，質與量凌駕前者是明顯的趨勢。

台灣是新僑的僑鄉，而從過去歷史看，中華民國當然也希望永遠是老僑的僑鄉。這些新僑老僑的人心向背，被認為關乎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氣勢和命脈，需要牢牢抓住，這個「戰場」不能哪一天又敗於中共之手。

蔣經國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然而當時祇有中央日報每天選編當日内容為航空版航寄海外，不具及時性也無在地性。國民黨尚有「少年中國晨報」這類老掉牙的黨報，或還有些私下資助的親國府小報做為外圍，但都如船過水無痕，起不到多少作用。

1975年蔣介石死後，蔣經國找了余紀忠、王惕吾兩位報老闆，從内外大環境說起，說到爭取海外人心的重要，希望借助他們兩位的財力、人力、物力到美國開辦報紙。余、王此時雖還未加封中常委，但早已都是國民黨中央委員，與蔣家淵源殊深。蔣經國初掌大位，面授機宜，看似商量，實與上級領導交付任務的命令無異。他們知道馬虎不得。

但當天回到報館余先生與我們說這件事的時候，面露難色，顯得很傷腦筋 。他說了一句令我至今記憶深刻的話 :

海外的信息和思想比國内開放，用國内的新聞尺度在國外辦報，讀者不能接受 ; 若顧到海外的尺度，又很難見容於國内。同一尺度，不好 ; 不同尺度，也不好。

到海外辦報，既為爭取人心，余紀忠首先想到的便是尺度，說明他辦報重視方法和效果，不願一味為了宣傳而不顧報紙的信度和形象。他很清楚，若以國内不論主動被動的設限為之，怕是拿不出去。但又馬上想到，一份報紙兩種尺度，必會招來質疑。

這是個關鍵性思考，他一時無解，不敢貿然投入鉅資開赴美國戰場，於是沒有即刻照辦。這個關鍵性思考其實預示了，後來的開了又關，還是繞不過這個難題。

他沒有聽蔣經國的話，但也沒有置之不理，乃踵步中央日報，認認真真辦了一份海外版 。雖有聊資因應的意味，仍比中央日報豐富好看得多。這是一份有如「國語日報」大小的小型報紙，以道林紙精編，並特製一些較易為海外接受的文章和内容，按日空運美國，司馬文武和我一開始就是主力作者。後來改版為雜誌型，我還一度擔任過總編輯，大幅提高自製率，不再以中時的既有内容充數，金恆煒、李利國、林清玄都是寫手，黄年、金惟純也曾先後加入，一同見證過這段歷程。時報海外版可謂《美洲中國時報》的前身，也是我以海外為概念的辦報初體驗。

余紀忠等於以「半套」方式回應了蔣，但與蔣家淵源更深的王惕吾(曾為蔣介石的警衛團長)則老老實實以全套相待－直接進軍異域，1976年2月12日北美世界日報風光發行，是第一個以現代化報業規格呈現的海外華文報紙。

《美洲中國時報》於1982年9月1日才創刋，比北美世界日報足足晚了六年半。 

這是最安全的作法，但在海外人士眼裡，顯然是得不到尊敬和信賴的，它所能爭取的人心是有限的，自然也是受到批評的。這不是余紀忠要辦的報紙，世界日報的先行，不但沒有阻斷他的路，反而給他留了機會。 

但他總要想透，怎麼解那道難題？ 

這六年多發生了一連串的大事。繼台灣的外交關係持續雪崩後，美國也轉而與中共建交，台灣憂患重重。内部則黨外運動蠭起，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接踵發生，朝野關係日趨緊張，何去何從充滿變數。而大陸刻已走出文革，正由鄧小平帶領邁向改革開放之路，一個不一樣的中國大有可能形成。 

余紀忠先生雖因抗戰軍興，從英倫回國投身軍旅，但以他中央大學歷史系和倫敦政經學院的出身背景，他的文化素養高，政治敏感強，尤具傳統知識份子之使命感。他既希望，也預知，變局即將到來，順應民主的發展勢所必行，報紙一定要有角色。然而他也深知，走上民主自由之路不能帶來動亂，要以國家利益的觀念為導向，要以愛國家為依歸。 

他漸漸把這些心念化約成了兩句話 : 「開明、理性、求進步；自由、民主、愛國家」。後來被我們稱之為「十四字箴言」。

這十四個字像是通關密碼一樣，讓他在兩個都以「中國時報」為名的報紙，卻因主要發行對象之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現方法和角度上，找到了平衡點－不管怎樣表現開明、理性，不管怎樣追求自由、民主，必以進步為念，更以愛國為目標。藉此要求於内，也藉此正告於外。一方面不要過於催促他進步前行，另一方面更不必給他扣帽子，質疑他對國家的忠誠。

既然有了振振有辭的說法，余紀忠便決定大舉進軍新大陸了，儘管晚了六年多，卻說不定正逢其時。以我之體會，他想辦一份好報紙，在未來的世變中以海外為基地，對台灣、對大陸發生影響，這可能是純粹立足在台灣的報紙做不到的。所謂出口轉内銷，乘桴浮於海，庶幾近之。

經過這六年多，中國時報的體質益趨健全，發行量已穩居台灣第一，財力進一步紮實。在早幾年即已首開其端的世代交替、人力換血計劃此時更見成效，新時代人才蔚為鼎盛。這些都是向外擴充的重要條件，一切都似為這一天的到來做著準備。至於有人說兩年前把我放洋，就是余紀忠為海外辦報預走的一步棋，我不知道，也從没問過他。

1980年6月，余老闆一聲令下將我發配美國，9月入學匹茲堡大學GSPlA（公共暨國際事務學院），不及一年，聽聞他已決定在美開報，隨即命我準備次年4月底前往紐約參與籌辦。於是我咬著牙關加緊修課，及時通過論文考試，再帶走三個學分的 independ study，日後補上報告，則學分數達標，仍依計劃順利取得碩士學位。

1982年4月25日便在這個情况下，打理好匹茲堡的一切，駕著一輛Oldsmobile皮頂開了花的N手老車，掛著租賃的U-Haul 載物拖車，全家大小包括兩個月前甫在匹城新生的小女兒，一行四人，踏上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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