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攻佔行政院的群衆在被警察驅離之後，對我提出「殺人未遂」的司法訴訟。雖然地方法院兩度裁定「罪證不足，自訴駁回」，但他們不斷上訴，非入我於罪不可。今天法庭在調查完所有證據，並聽完控訴方的理由之後，讓我發表最後的辯護陳述。我在朗讀這篇文字時，很難不回想起自己在教「西洋政治思想史」時，讀到蘇格拉底《自辯篇》的心情。

以下就是我在法庭的最後陳述：

2014年3月18日，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群衆，以立法院聯席委員會通過《服貿協議》送院會存查爲由，突然攻佔立法院議場，癱瘓立法院的正常運作。他們要求立法院退回《服貿協議》，也有人要求立法院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並對《服貿協議》進行逐條審查。這項佔領立法院的行動，一直持續到4月10日，總共24天，各界稱爲「太陽花運動」。

當時我擔任行政院長，對太陽花群衆佔領立法院的非法行爲十分痛心，因爲社會大衆對任何公共政策可以有不同意見，但絕不應該以佔領國會的方式來要脅民意代表接受自己的主張。我除了呼籲抗議群衆儘快離開立法院議場，讓國會恢復正常運作，也公開表示政府願意與抗爭群衆以理性方式溝通，說明行政院推動《服貿協議》的理由。但抗爭群衆拒絕與政府溝通，即使我在3月22日下午親自前往立法院外面的青島東路，嘗試與佔領立法院的群衆運動領袖對話，也被悍然拒絕。

2014年3月23日傍晚，也就是太陽花運動佔領並癱瘓立法院五天之後，群衆突然轉而進攻行政院，揚言要癱瘓政府。他們以油壓剪及鐵撬破壞行政院圍牆外的拒馬，憑藉人數優勢撞倒防守行政院的警察，以暴力拆毀行政院大樓門窗，非法侵入行政院辦公大樓，任意搜刮辦公室內物品，並大肆破壞院內公務設施。入侵者也企圖攻佔行政院長辦公室，所幸駐警及前往支援的警察拼命守住辦公室門口，沒有讓入侵群衆得逞。這是我國憲政史上，第一次發生行政院被群衆強行入侵的事件，而行政院內存有全國行政中樞最重要的公務資料，若是被群衆佔領，其嚴重性可想而知。

當天晚上，臺北市警察局在多次試圖勸離佔領群衆無效後，決定依法執行驅離群衆的任務。我在接獲警政署王卓鈞署長口頭報告後，對警方依法驅離群衆、阻卻違法的決定表示支持，並提醒執法過程中要遵守警察處理非法聚衆活動的相關規定。對於現場的警力調度及驅離工作，則由警政署及臺北市警察局判斷處理。政府的原則是：先盡力以反覆廣播與溝通勸離的方式，呼籲入侵群衆離開行政院，如果還是有人不接受規勸離開，警方可視現場情況執行驅離。至於是否驅離、何時驅離、及如何驅離，則由警方依法判斷決定，行政院都予以尊重並全力支持。

「驅離非法佔領群衆、淨空行政院院區」的任務，在警方徹夜辛苦的努力後，於3月24日清晨順利完成。當天爲星期一，行政院得以恢復秩序正常上班，全國行政中樞沒有被太陽花群衆佔領，避免重蹈六天前立法院被佔領後，議事從此癱瘓之覆轍。關心政府是否能夠正常運作的全國民衆，爲此鬆了一口氣；而台灣社會經濟秩序，也因此沒有陷入動亂不安。警方的依法驅離行動，以及行政院捍衛憲政機關的決定，是在太陽花運動造成的社會動亂期間，一個穩定社會秩序、安定全國人心的關鍵決定。事實上，我身爲行政院長，在3月23日晚上，心中所想的只有如何捍衛全國最高行政機關，如何守住憲政法治的底線，以及如何避免中央政府陷於癱瘓，以保障全國善良百姓的福祉，並安定社會人心。

在3月24日之後，若干攻佔行政院遭到驅離的群衆，因爲癱瘓政府的企圖未能得逞，竟以被驅離過程中受到傷害爲理由，紛紛提出自訴官司，控告馬英九總統、本人、警政署王卓鈞署長，及負責現場指揮任務的中正一分局方仰寧局長等「殺人未遂」，而有本案之審理。

自訴人所提「殺人未遂」之指控，實爲扭曲事實、毫無根據的惡意污衊與濫告。我身爲行政院長，支持警方依法驅離佔領群衆，完全是基於「捍衛憲政機關、維護社會秩序」應有之立場，既沒有「殺人」的意圖，更沒有「殺人」的行爲，何來自訴人指控「殺人未遂」的罪行？在本案審理期間，自訴人及其代理人提不出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我有意圖殺害任何人，只能反覆圍繞在「是否下令驅離？」「是否要求警方限時驅離？」等問題詰問，彷彿只要證明行政院長曾對警方直接下達驅離命令，就等於下令殺人；只要表達希望星期一行政院能夠正常上班，就有所謂「殺人的不確定故意」。這種荒謬的邏輯，只有在徹底顛倒黑白、任意羅織的情況下，才能說得出口。

我在先前的庭訊中已經清楚說明，所謂「行政院長下令驅離」，指的就是當天晚上接獲警政署長電話報告後，對於臺北市警察局在勸離無效之後，將會依法執行驅離的決定，表示全力支持。如果爲了行文方便，認爲行政院長的支持，就代表行政院長的下令，我可以理解，也沒有異議。但是如果認爲臺北市警察局跟警政署都沒有任何作爲，要等到行政院長親自打電話下令，才開始執行驅離工作，那就絕非當晚的事實。然而，無論是臺北市警察局的驅離決定，或是行政院長的全力支持，其用意都是一樣，也就是：維護憲政機關的運作、阻卻入侵群衆的非法行爲。我曾多次公開表示，身爲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對於這種「捍衛憲政法治、安定社會人心」的決定，從來不會後悔。

至於「行政院長是否限時驅離群衆」，同樣也是偏離實務經驗的指控。歷來警方對於非法聚衆活動，都是先採取柔性勸導，再經過三次舉牌廣播，最後不得已才會進行強制驅離。由於群衆是否會在柔性勸導後離開，以及驅離時是否會激烈抗拒，都無法精準預測，因此驅離需要多少時間，根本就不是警方事前所能掌握。同樣道理，行政院即使希望院區秩序儘快恢復，也無法要求警方限時完成驅離群衆的任務。以當天晚上爲例，在警方柔性勸離及舉牌之後，曾參與院區內靜坐示威的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以及蘇貞昌、游錫堃、謝長廷等政治人物，都自動離開現場，避免與警方發生推擠的行爲。因爲警方柔性勸導或廣播警告而離開的群衆還有很多，否則警方不可能一一抬離或驅離。然而也有少部分群衆始終拒絕自行離去，最後才會由警方強制驅離。因此，「限時完成驅離」之說，完全是不瞭解警方處理群衆運動經驗的說法。

在本案審理過程中，或許因爲我是一個政治學者，所以自訴代理人提出許多政治學理論來指教，本人不揣簡陋，希望也能講幾句話回應。

首先，自訴代理人提到「公民不服從」概念，主張太陽花運動是爲了阻止當時政府簽署《服貿協議》，發生「出賣台灣」的後果，因而採取佔領行動，其行爲完全正當且和平。然而，我必須指出：示威群衆攻佔行政院不是「和平示威」，更不是「公民不服從」。

太陽花群衆總是選擇性強調自己只是坐在行政院「和平」呼口號，就被警方強制驅離，但他們從不解釋如何持鐵器破壞行政院的阻絕設施，如何以暴力推倒負責保衛行政院的警察，如何拆毀幾百公斤重的行政院大門，甚至在驅離過程中如何與執行公務的警察扭打，而導致部分警察及群衆受傷。這些暴力行爲都說明了當天晚上進攻行政院的群衆，絕不是單純的「和平示威」。

太陽花運動也經常喊出「公民不服從」的口號，聲稱政府專制、戒嚴、不義，所以他們的違法行爲都是「抗暴義行」。但是，當代著名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及漢娜．鄂蘭等人，在相關的著作中都指出：「公民不服從」是指人民以「非暴力」的方式，對已經「別無其他方式表達反對」的法律或政策，公開做出某些「違反法律」的行為以表達抗議，並且「願意接受違法行為的法律後果」。然而太陽花攻佔行政院的所作所爲無一符合前述標準。

太陽花群眾攻入行政院不配稱爲「公民不服從」，因爲：

（一）他們以暴力方式攻擊警察，先佔領了立法院，接著又攻佔行政院，而不只是在街頭遊行或靜坐示威。

（二）他們說《服貿協議》已經沒有辦法挽回，但服貿只是在立法院聯席委員會宣佈通過，仍需送院會處理，反對黨並不是已經沒有機會表達反對或進行協商。

（三）他們在運動中誣賴政府實施專制戒嚴，因此除了反對《服貿協議》，還要求重新制憲或修憲，不承認現行憲法及政府依法治理的正當性。

（四）他們聚衆示威，鼓動群衆侵入公署、破壞公物之後，卻不承認犯法行為，也不願意承擔法律後果。

如果攻入行政院算「公民不服從」，那所有非法暴行都可以自稱「公民不服從」。然而我們知道，民主必須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不是挑戰法治的紅線。以群衆運動方式攻佔憲政機構、又不願意承擔法律後果，根本稱不上「公民不服從」。我們可以想像，如果今天自訴人不服法院的判決，卻又不依照法律規定提起上訴，而是糾集大批群衆前來攻佔法院，要求法官判其勝訴，否則癱瘓法院，這也不叫做「公民不服從」，而是徹底的違法行爲。

其次，自訴代理人特別提到漢娜‧鄂蘭，把她說成一個值得大家效法的自由主義者。我個人博士論文的主題就是鄂蘭的政治思想，對於鄂蘭的許多哲學創見非常欣賞，但是容我指出：鄂蘭自己說過她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她對自由主義有許多批判，尤其是「進步」的觀念，以及六〇年代末期激進失控的學生運動。

自訴代理人特別使用鄂蘭「平凡的邪惡」一詞來形容我，就像許多太陽花學生經常故意用這個詞來說我是個代表「平凡的邪惡」的人。然而，請自訴代理人不要把鄂蘭的Banality of Evil翻譯成「平凡的邪惡」，因爲這樣就完全翻譯顛倒了，Banality of Evil正確的翻譯應該是「邪惡的平凡無奇」，而不是「平凡的邪惡」，如果連Banality of Evil 跟Evil of Banality都分不清楚，就像連power of knowledge跟knowledge of power都分不清楚，我就蠻懷疑自訴代理人是不是真的看過鄂蘭的著作。

鄂蘭使用「邪惡的平凡無奇」來形容她所看到的納粹軍官艾克曼，說他殺害猶太人的罪行雖然邪惡，但他本身是個「生活平凡、沒有自己思想、只知道一切順從上級命令」的人。在控訴本人對太陽花群衆犯下「殺人未遂」罪的時候，所有自訴代理人都拼命要證明我是親自決定並下達驅離命令的人。但如果我是決定者，怎麼我又會是「一切順從上級命令」的人？自訴代理人隨便找一個鄂蘭的理論概念套在我頭上，結果跟您的控訴理由互相矛盾，難道不會覺得很「違和」嗎？

第三，自訴代理人引用海耶克的名言「通往地獄的路，經常是由善意所鋪成」，指責我跟馬總統都是出於善意要簽服貿協議，但只會害死台灣。然而請記住：海耶克之所以講這句話，是因爲他從來只相信「自由市場」，不相信「社會正義」。他認爲那些心中充滿「社會正義」善念的人，想要透過限制自由市場的運作，而提出種種「社會重分配」的主張，結果反而產生了一個與自由社會本質完全相反的災難性結果。如果自訴代理人真的要援引海耶克的理論來支持太陽花運動，恐怕效果會適得其反。因爲海耶克是一位保守色彩濃厚的市場自由主義者，也是一個重視法治秩序遠甚於民主參與的人。如果海耶克還在世，很有可能他會支持馬政府簽署服貿協議，因爲他主張自由經濟；他也可能會指責太陽花攻佔行政院的暴力行爲，因爲這種行爲違反法治原則。

由於法庭時間寶貴，政治理論方面的問題我就講到這裡，將來如果有機會，再跟自訴代理人切磋。

六年來，我面對太陽花群衆的控訴，無論覺得其理由多麼荒謬，其控訴方式多麼煽情，也從來沒有退縮，因爲我內心非常清楚，太陽花群衆攻佔憲政機關行政院的作法是不正當、不合法的，而警方爲了阻卻非法、維護社會秩序所採取的驅離作爲，則是正當、合法的。雖然在驅離過程中，有若干民衆及員警受傷，令人感到遺憾。但是3月23日行政院「維護社會秩序、阻卻違法行爲」的決定，是經得起考驗的。有些人可能認爲選舉結果的勝利，就可以合法化爲了勝選而採取過的政治手段；但是我更相信，政治角力無法扭曲司法的是非標準。在人類歷史經驗中，正義經常遲到，但正義不會永遠不來。我們只要依照正義的原則做事，就不會被充滿政治算計的訴訟，干擾內心的安靜與平衡。

以上是我的最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