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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6

自由廣場，謝英俊工作團隊搭建的「大眾帳」(提供：大眾葬文化行動祭籌委會)

2021年8月28日到9月6日，台北市中山南路的「自由廣場」上，一群藝術家、文化工作者、社運工作者共同舉辦了一場長達十天，名為「大眾葬文化行動祭」的活動。1931年8月，抗日英豪蔣渭水醫師染疫逝世，他的同志們從台灣全島匯聚到台北的大稻埕，為他舉辦了一場盛大的葬禮，送行者超過五千人。在日據高壓統治之下，這其實是一場以葬禮為名的群眾示威遊行，當時留下了「死渭水嚇破活總督」的民間諺語。於今的台灣，自從五月疫情升溫以來，因染疫而死或因疫苗注射而喪命的人，總數已超過1500人，而當局的防疫指揮體系中又存在著許許多多令人不安的黑箱與黑數。

「大眾葬文化行動祭」的十天，也正是農曆七月的下旬(9月6日是傳統上所謂「關鬼門」的日子)，廣場上長達十天的活動，有文化藝術裝置和展演，有大眾夜談，有庶民與作品的日常對話。2021年的8月，也是蔣渭水大眾葬九十週年。九十年後，大眾葬以另一種形式再現於台北，這是對亡靈的追思，也是對疫情的反思。

林深靖：

投入廣場空間佈署以及行動詮釋的建築師、藝術家或文化工作者，除了你之外，還有謝英俊、陳界仁、尤俊明、曾啓明、田玉文、段惠民……等人的現場創作；王墨林、井迎瑞、朱天心、阮慶岳、呂欽文、趙若彤……等人也都在晚間的「大眾夜談」出現。除此之外，還有社運界熟悉的臉孔，譬如工人英雄顏坤泉、秋鬥總指揮林子文、自主工聯頭人陳德亮以及蘇偉碩醫師、珍愛藻礁公投領銜人潘忠政老師、撤銷高端疫苗EUA公投領銜人王文心博士……等人都在廣場穿梭。也就是說，這十天當中，在廣場出沒的，有建築師、影像游擊手、書法家、行為藝術家、戲劇導演、音像蒐尋家、小說家、紀錄片導演，其中多位還是威尼斯雙年展受邀的常客，是國家文藝獎的得主。農曆鬼月的廣場，文化魅影幢幢，社運老靈魂飄蕩，這到底意味著什麼？

建築師謝英俊與工人顏坤泉 (照片: 陳界仁工作室)

不是生者召喚亡者，而是亡者啓發生者

鍾喬：

首先，先講一下我在「大眾葬文化行動祭」的參與，接下來介紹我在1990年代開始透過戲劇文化行動參與的歷史過程。 昨天，8月17日，我也在廣場，就在這個行動第一場記者會上，我朗誦了一首詩。詩，本來是一個關乎文字的事，但是當它在一個公眾場合被朗誦的時候，就轉化成文化行動了，因為公共性透過詩，被表現出來。

記者會上，我們看到書法家尤俊明，他用凝重的漢碑體為八百多位新冠受難者抄寫編號，用書寫的行動悼念新冠死者，他們孤獨死去，最後只能淪為一個編號。也就是說，文化行動本身是一個動詞狀態，行動前面有一個文化內涵，文化可以乘載的界面很多，詩歌是，書法也是。

但是，如果文化是導向社會變革，或是和社會改造相關的時候，它就賦予了行動的意涵。我們在賦予行動意涵的時候，我的劇場經驗告訴我：必需溶入時空的思考，譬如，書法變成行動，就有時空的關聯性；它本來是靜態的，但是如果進入公共空間，就有行動的意涵。

建築師謝英俊為「大眾葬文化行動祭」搭起的「大眾帳」，它本身是一個空間，若是沒有被賦予一些文化抵抗內涵的話，它就是一個空間而已，可以是做為其他功能使用的空間；但是，當它和文化，和文化抵抗的內涵連結的時候，這個空間就變成一種「場域」。「場域」和空間的不同，場域賦予空間「時間」的意涵，亦即我們是在時間的流動裡去觀照一個事件的發生，這個就是「大眾葬」的深層內涵。

大眾葬文化行動如何觀照疫情之下的犧牲者？染疫死難的這些八百多人，整個社會究竟怎麼樣去「面對」？基本上，我們的社會就是處在漠然、漠視的狀態，或許在官方刻意的宣傳下，任何一種疾病都會有死亡的風險，因此，風險來自於既有的疾病，而不是源於政府疏失而突發的疫情，官方藉此塑造了官方版的「安全」概念。不同意官方版說詞的人試圖去尋找真相，透過民間自主的路徑去尋找真相。也正是在這個追尋的過程中，讓這些不幸的往生者能夠生產出新的意涵。這個新的意涵可以讓存活下來的人得到啟發、啟示的作用，我認為這是大眾葬文化行動的重大意義。

大帳篷這個空間會轉化，因為我們賦予了包括朗誦一首詩、包括用書法書寫八百多位亡者的號碼，包括大太陽底下曾啓明推著點滴架撲倒於廣場滾燙地板的行為藝術，都變成了在這空間底下，因為場域關係所發生的「事件」。

大眾葬文化行動，也和「記憶」有關係。為什麼是記憶呢？一般地說，人的生命，亡者和生者是處在線性記憶的狀態；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線性記憶賦予流動的或是循環的概念，那麼亡者在我們的記憶裡面也會產生新的意涵；因為它就不只是一個線性的，很突兀地被剪斷的生命概念。

事實上，我們所規劃的文化行動比較不是生者在召喚亡者，反而因為我們建構了「場域」之後，亡者在啟發生者。活生生的人在疫情下無辜死去，真相到底是什麼？真相的追尋，就是我們行動的重要意義。因為，官方版的說詞常常就是模稜兩可，有太多黑箱、黑數！

此外，染疫往生者只剩下一個編號，軀體匆匆被火化，沒有辦法和親人告別，對生者而言，這難道不是一個啟發嗎？尤俊明的書法，他花費整整四天的時間，用漢碑體一筆一筆書寫八百多名染疫亡者的編號，亡者沒有辦法留下姓名，更何況具體的記憶！他的魂魄變成了一個編碼，可是編碼透過書寫的行動，轉變成追求真相的墓誌銘，這個書法就是文化行動！它在網路世界成為富含未來性的記憶。

讓更多的年輕世代，從一幅網路流傳的書法圖像，引發他們對疫情的思考：犧牲是應該的嗎？犧牲和我們整個治理的失能是不是有關，而全球疫苗壟斷下所形成的疫苗之亂，是不是有關聯，這都是我們要去追究的。官方不追究、主流不追究，就由我們在帳篷底下追究。我們的帳篷，只是一個很薄的空間，它並不是一個被保護得很好的室內，我們處在一個，一方面可以遮雨避風的地方，一方面我們與風雨在一起；其實這和人隨時可能遭逢的災難是很接近的，所以，我們劇團到日本表演，日本朋友搭帳篷劇的時候，就說：帳篷是「緊急避難所」。所謂「緊急避難所」存在很多狀況，比如說底層的人，他們的生活無著落；比如說街友，他的身體和記憶都處在需要帳篷遮蔽的狀態；比如我們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災民也是處在這這個緊急需要遮蔽的狀態。然而，話說回頭，一旦發生地震，人們如果處在一個固定的建築底下反而是危險的，處在帳篷底下，則既能遮風避雨，又和風雨有著緊密關聯，人自身創造一個新的場域出來，這個場域其實也就是「大眾帳」的重要意涵。

這個空間，有事件的介入，也就形塑了一個有思考的劇場。然後，我們怎麼樣面對事件？其實，戲劇面對時間概念，一般的說法就是在一個時間的概念下，把一個故事放進來。但是這件事情在布萊希特(Brecht)那邊就做了一個轉化，不只是要放一個「故事」，更應該注視放進的是一個「事件」。事件跟故事有什麼不一樣呢？舉例而言，我們講一個車禍，如果是一個很窮的小孩，他清晨出門打工，不幸遇上車禍，撞擊他的人恰好是一個喝醉酒的、很富有的人。這個和一般的車禍，很可能就有不一樣的地方：我們會去追究這個窮人家小孩這麼早外出工作的原因，車禍之後他的家人會遇上什麼困難？事情就可能發展成布萊希特所講的，具有「疏離效果」的戲劇。這次在廣場，我們以戲劇方式出發的文化行動，就是併合很多事件，把時間概念融合進來。這次的行動，時間概念恰好就是往生者對我們的召喚。

大眾帳搭建建的過程 (提供：大眾葬文化行動祭籌委會)

生的時候隔離，死掉之後還要隔離

林深靖：

布萊希特在戲劇上處理疏離，或距離的問題，運用舞台上和舞台下觀眾的疏離感激發思考。這次大眾葬文化行動，哀悼疫病亡靈，這當然也有「距離」的思考因素。人類歷史上爆發過多次重大傳染病事件，比較不同的是：過去中古世紀當然遇到黑死病、痲瘋病，通常就是採取把病人直接「隔離」的方式，台灣的樂生療養院就是用來隔離痲瘋病人的(現在叫漢生病)，過去對待傳染病，就是把病人隔離起來，有時其實是很不人道的「拋置」。

比較讓人困惑的是，我們進入到一個相對比較現代、比較文明，對於疫病的了解也比過去清楚許多的時代，我們使用的卻還是中古世紀的隔離方式，整體社會透過對疫病的污名來隔離。台灣的隔離模式，生的時候隔離，死掉之後還要隔離，隔離到只剩下一個編號。這當然和整個社會對這個傳染病的污名化有關；很多亡者家屬也不敢讓人家知道他們的親友、他們的父母親、他們的兄弟姐妹死於染疫，因為他可能會被歧視，會被他的鄰居、同事懷疑你是不是一個帶原者、一個「不乾淨」的人。這也導致，即使已經有八百多位染疫死亡的人，他們的死因可能是疫苗不足，可能是醫療資源配置不當、救命藥品短缺……台灣染疫死亡的比率遠高於全球平均數，是不是防疫政策不當？是不是指揮中心瞎指揮？家屬即使心中存疑，也不敢有太大的聲音，因為整個社會對疫病的污名化，讓他們心生畏懼。

中國文化的傳統向來是死者為大，我們對於死亡其實是非常看重的，有很多很重的儀式去處理死亡的問題。也是透過隆重的儀式，把生者跟亡者做出連結，編織出生與死的緊密關係。一方面是記憶的歸位，透過儀式，家人親友聚在一起來共同緬懷、追思亡者，另一方面是賦予亡者應有的尊嚴，做為人的尊嚴。然則，當人死亡之後只剩下一個編號，亡者做為人的尊嚴被徹底剝離，親友生前不能相會，死後不能致祭，記憶被抹除，生死之間完全被隔絕，這其實在當代科學、文明的社會之下，這是多麼殘酷的隔絕模式！

我們都知道，一個人的尊嚴其實跟記憶緊密有關。一個人有尊嚴，往往是因為他在社會上、在家庭中有位置，他被記住，被看重，被懷念……但是這一切在台灣處理疫病的過程當中是完全被漠視的，做為人尊嚴，是被剝奪的。我相信大眾葬文化行動當中，一個很大的意涵，就是如何去詮釋這個距離，如何重新找回人的尊嚴。做為戲劇工作者，你如何看待台灣社會使用這種隔離方式來處理疫病？

「大眾樹」的演出 (提供：大眾葬文化行動祭籌委會)

文明的虛妄性

鍾喬：

基本上，講到文明這件事，一直存在一種虛妄性。譬如疫病，在國家管理中一定是用文明概念出發，串接上醫療科學。長久以來人們相信，透過所謂的科學或是文明或是醫學，這些人就應該被隔離，整體社會在刻意塑造這樣的疾病恐懼感，只要有恐懼，文明的虛妄性就一直存在。我們從漢生病(痲瘋)的例子瞭解到，原來醫學上早就知道，漢生病不會傳染，卻是採取了嚴格隔離的方式對待病人。這當然和我們現在的新冠疫情不一樣，新冠是會傳染的。不過，我們也看到，在文明虛妄性中，當權者採用的還是隔離這種最簡便的方式，讓記憶很快地被抹去，也因此無辜犧牲的人們就不必追究事情真相，政府也就免除了應該要承擔的責任。

我的看法是，將來在後疫情時代，人民會回過頭來去思考危機是如何發生的。其實人類社會面對危機的時候，通常也會想到轉機，轉機如何出現呢？透過檢討，疫病的階級問題，當權者失職失能的問題，如何被表現，如何找到危機的源頭？然而，台灣社會很冷漠，所以我們透過文化行動的方式，既是追思、悼念，同時也是召喚更深層次的思考，思考未來的世界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如何轉變，被掩蔽的真相，要透過什麼樣的路徑來揭露。

林深靖：

其實也不必說得太遠，1918年一次大戰之後，曾經爆發很嚴重的傳染病，我們現在稱之為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的傳染病，全世界死了大概有五千萬人，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光是作戰死亡的士兵也多達一千萬人，戰爭加上疫病的大規模死亡，整個歐洲幾乎變成一個廢墟。然則，也正是在廢墟當中，人們用心思考，有一些全新的東西冒現出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精神廢墟中，在歐洲爆發了一些對既有規範和既定體制提出挑釁的文化藝術形式，譬如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從幻滅與憤世中追求清醒，對於昔日野蠻傲慢的舊體制嘲諷戲謔，或提出犀利批判。 於是，整個文藝圈的醒覺、對抗，顛覆、翻新了陳舊凝滯的既定權力秩序。

這次Covid 19疫情，從2019年年底爆發，到現在將近兩年的時間了，全世界染疫的人數已接近兩億兩千萬，死亡人數已有455萬人，光是美國染疫死亡者就將近65萬，許多國家陷溺在疫病災難中，物資缺乏，精神空虛，顯然在這樣的巨大災難之後，舊秩序舊體制已無以為繼，人們經過質疑、反思、辯證，相信在文學、哲學、藝術上將會有新生、清新的力量蹦發出來。近日阿富汗的變局，很可能就是舊秩序崩潰的一個開端。鍾喬，你做為一個文化工作者，有什麼新的思考？

搭帳篷的人 (照片：陳界仁工作室)

如何呈展出死亡這件事情的真相？

鍾喬：

你提到一次大戰和西班牙流感這件事情，我在民眾戲劇的文化行動上，有比較多的思考，來源大概和1968年的法國的學生運動有關，當時提出來的民眾性和美學性，就是以民眾戲劇做為文化行動的一部份。於今，在廣場上的「大眾葬文化行動祭」，所要推動的已不僅僅是社會對抗，固然社會對抗是既往社會運動的的重點，但是，當我們將它轉化成文化行動的狀態時，就會產生一個怎麼樣去創造民眾的變革的美學催促能量。

美學展現有很多方式，譬如說戲劇的、影像的、美術的、版畫的、書法的這些都是一種可能性，我覺得背後所涵蓋的重點就是運用文化做為載體，所以必須有創意、有創見，譬如透過一個作品，去說服當代社會更多的人注意到這件事情，因此不僅只是社會對抗，還涉及到人的生活空間、人的存在、人面對記憶的重要性，以及人們面對疫情，如何擁有更寬闊的同理心。

從劇場出發，民眾戲劇比較關注的情境就是儀式，儀式的出現，是在對於文明的反思，因為我們的當代文明只相信「隔離」，儀式卻是要讓我們回到一個「共同」之中。譬如，原住民的豐年祭，就沒有觀眾和演員的區隔，大家都可以共同參與，我覺得這是大眾葬文化行動祭的一個重點。

譬如，積極投入到文化行動的陳界仁就在廣場設計有「大眾站」的項目，你只要人到現場，在大眾帳之下，站立，冥想，沉思，表達你的悼念。軀體現身，表達內在的思維，或者，藉由追思從亡者得到啟示，或者更進一步，藉由集體的、共同的追思，促成政府反思其失能，呈展出死亡這件事情的真相。

所以就在大眾帳底下，產生了儀式性、文化性的意涵，這是我對這個文化行動比較大的期待，就是一種當代的、生活的儀式。我們想要透過文化行動來抵抗，但是其實我們很容易被吞噬，吞噬得無聲無息，特別是虛擬世界的世代出現以後，更是無聲無息的，已經沒有辦法看到、感受到、體驗到別人的抵抗。當我在1990年代開始展開文化行動的時候，是在一個後冷戰、後革命的年代裡面，我到了菲律賓，到了南韓，我知道還是有一些人，從1960到1970年代，乃至到了1980年代，一直延續著社會抵抗的精神，他們在思考整個文化冷戰的情境之下，我們怎樣被編入這個所謂「自由世界」的歷史及反共陣營底下，然後我們漸漸的變成了一個馴服於社會規範的人……然則，到了此時此刻，大眾葬文化行動祭的開展，說明我們仍然具備某一種文化抵抗的力量，一種具有抵抗性質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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