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立委黃國書被揪出曾是情治單位的線人，宣佈將退出政壇。他頗具基層實力、文教政策用心，好立委，仍被派系處決。我聽他講過踏入台中政壇的緣起，洪奇昌空降台中參選立委，黃國書助選、協助推動政策與經營基層，然後參選市議員。黃國書說：「因為幫洪奇昌以後就一直留在台中。」他這番話，目的在指出年輕人在國民黨機會少，不如在民進黨能獲得重視。

黃國書對洪奇昌長期有功，但洪已離開新潮流，此次事件無能保他。

有輿論批評新潮流，此刻傾力推動反罷免，協助陳柏惟；對於多年情誼的黃國書卻如此冷酷。我認為，兩件事情公私有別。陳柏惟若被罷免，可能引發骨牌效應，年底公投民進黨全輸，傷及總統蔡英文威望，新潮流中部大老常受蔡英文請託操盤各式選戰，非出手幫陳柏惟不可。而黃國書案，涉及背叛友誼。

當過抓耙仔現在仍在政壇的民進黨人，50初頭到60歲的，還有好幾個。抓耙仔有很多型態，如果把出身國民黨社團的學運世代也算入，更多。黃國書情節嚴重，他加入民進黨、參與輔選後仍持續提供情報，這案子關乎被監控者的個人情感，如果我是被他監控的對象，很難揣測知道真相後，個人會有什反應，所以我無法價值論斷新潮流的作法。

2019年12月3日我到促轉會閱讀我學生時代被情治單位監控的檔案，兩百多頁，中部大學裏最豐厚的紀錄，裡面被註記的還有很多學長、朋友的名字。檔案裡情治單位紀錄了學運發展的脈絡，不太精確，有些紀錄太誇大，顯然是情治人員為了表功兒加油添醋，也有些片段頗翔實，連三、五朋友在我房間的談話內容都一清二楚。關於學運與政治黨派的關係，情治單位的分析牽強牽扯。

情治檔案裡說，當時我與學運朋友們接受新潮流的指令行事，也提到我與好友到夏潮系統的陳映真辦公室開會。若真如此，當時我們應該是新潮流與夏潮間的雙面諜。當時有些新潮流與夏潮的前輩，常到東海來，各方都想深化在校園的影響力，但情治人員總喜歡把學運連結上政治黨派高層，特別是民進黨成立後，情治檔案上呈現學運受民進黨某些人指揮，這樣寫才顯得蒐集到了高價值情報。檔案裡面沒寫的是，那幾年大多學運社團對民進黨保持距離、猛烈批判。事後有些人才加入他們年輕時不滿的民進黨，青年離開校園圍牆的保護投入政治第一線，黨派有新血是好事，也證明黨派影響力的重點不在理想或論述，在於提供年輕人離開校園後的政治利基。

情治檔案，別人為我寫的生活誌，邊看邊回想，大學時我生活重心都在學運，放棄學業。情治檔案裡製作了我個人小傳，成長背景、父母和弟弟們的資料都有，情治人員寫說，看不出單純的家庭背景與我的偏激有何關聯，他們企圖找尋我偏激、投入學運的原因，沒找到答案。

看著情治檔案，心裡沒有太多義憤填膺或國仇家恨，但很多惆悵，很多當年一起熬夜編地下刊物的朋友，多年未聯繫，懷念那時大家一起擠在我房間睡覺，很天真。媒體報導某些政治前輩讀完自己的情治檔案後，慷慨激昂，我鄙夷多於尊敬。都快走入棺材的人了，能不能罵些新鮮的？幾十年了還是只會罵國民黨。把萬惡歸於國民黨，天地就水清河晏、正義平反了？被監視，很不爽，但是我無法把那些涉及監控的人，每位都當作惡魔黨，以為自己就是科學小飛俠，是絕對正義的一方。

學運時，在對立面或監控我的有幾種人。

我大學時的校長梅可望，政治派系屬夫人（蔣宋美齡）派，他比一般的大學校長有特殊的政治歷練，對他而言學運不是對錯問題，而是勝者為王的權力邏輯。他很高明地把校內學運控制在他認為還可掌控的範圍，避免誘發更大衝突。因此我從不擔心被記過開除，我蹺課太多，校方總會提醒我得去上課，以免被退學。我父母曾拜訪梅校長，在我父母面前他對我一句抱怨與數落都沒講，只有話家常。他會利用學運，大學法改革時，他希望學生上街頭時為私校發聲。我住院開刀，他到病房探訪，哈哈大笑：「強人終於病倒了。」不掩飾他的幸災樂禍。臨床的榮民伯伯對我說，你一定是模範生。因為校長、訓導長以及許多主任、教授絡繹不絕，這就是梅可望的手法。

閱讀情治檔案，我看出有些資訊是大學校方提供給調查局的，但校方掌握的資訊絕對不只這些，只是選擇性地提供監控資訊給調查局，可以看出兩者間互不隸屬，也各有盤算。

當時的總教官，風格頗類似，他從沒約詢我；一般教官討厭我，理所當然，因為我增添了他們工作負擔。總教官的退休歡送會後，他與教官們在文理大道合影，有點醉意的他看到我，遠遠招手，歡欣地要攝影機與照相機拍我與他的合影做紀念。其他教官們表情尷尬，他們的老長官竟然與敵為友、敵我不分，給予偏激學生如此殊榮。總教官在我耳邊說，要我有時也理解一下別人的處境，像系教官因為管不了我，在校方會議大庭廣眾下被校長斥責，罵說中華民國的軍人就是遵守命令，哪來那多藉口。系教官屆退休，被公開罵，總教官認為情何以堪。

梅可望與總教官當然反對我的言行，對他們而言，我未必錯，但確實是麻煩份子，不過以他們經歷過的時代經驗，我們的學運只是騷動不是運動。

多數教官們是另一類，認為我就是壞學生，所為所言都錯。課外活動組梁組長也認為我就是國家敗類，他想不通為何會有我這種人活在社會。他樸實的農家小孩，來自我家鄉隔壁，彰化秀水人，苦讀出身，成為少見的本土工程博士，專業很優秀。但每次與他碰面，都是大吵架。我實在受不了他腦筋硬梆梆，我再怎麼有理由，講理論法，他都不接受，明明講不過我，仍執迷不悟。後來，我心情不好時，會刻意找他，因為碰面一定吵架，我可以把氣發在他身上。這素樸的工程人，我的對立面，但我從不覺得他是壞人，我不會定性他是什麼黨國體制的鷹犬。

在學運對立面的，許多是既有體制裡的正常人，很難將他們當成什麼體制的幫凶。有次到教務處補辦手續，我還沒遞上學生證時，辦事的職員提到校長日前才召集會議，說什麼校園不安定，有個叫施威全的一天到晚示威遊行。我說我就是施威全，對方嚇得臉慘白。她不是壞人，在她的單純生活裡，相信校方的說法，如此而已。

那些工作與職位與國民黨務相關的人，接觸後，發現沒有預期中的恐怖。有陣子各方壓力同時湧來，我無法透氣。來自校方、從校外傳來的訊息、媒體朋友的提醒等等，好像政治氣氛正緊縮。我主動打電話給負責校園黨務的人，他的形象被描繪成深不可測的幕後隱形人，我從沒見過面。接起電話的是他太太，聽到我的名字，語聲緊張顫抖，然後我與他通話。通完話後，我想我們應該有共同的感覺，對方並不是什麼生毛帶角的恐怖人物。

反杜邦運動期間，有陣子我與台大學生等人借居一位鄉民代表家裡，某日我一個人在一樓，有訪客來自調查局，調查員藉口說來找鄉代。他與我坐在沙發上，比我還緊張，邊聊天邊從桌上把我正在整理的文件拿起來抓在手上，我就很客氣地在聊天中，又把文件從他手上拿回來。這是我首次與調查局直接接觸。事後得知，他是彰化子弟，家裡務農，家中只有他一個人在公家機關服務。

對調查局的人、校園黨務職員，現在我沒太強烈的國仇家恨。原因之一，從學運到今，見過不少政治人物，形形色色，從地方到中央，某些人正符合李登輝前總統說的，國民黨50年的腐敗，民進黨5年就追上了，他指涉的當然不是全部，是部分個案。但我看到那些曾經高喊理想的政治人物的真實面目，相較之下，以前所謂的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的鷹犬，還單純些。

對於一些曾經參與黨外運動而後來居廟堂者，我不用很高的道德標準來檢驗，甚至可以不論斷他們的一些藉口，他們說給樁腳工程、回扣、買票都是歷史共業，國民黨幹的事，民進黨不可能不做。我可以連這些都不檢驗，他們讓我失望的是，匪類到連基本做人道理都罔顧，我曾任職中央機關與地方政府，接觸了各級民意代表，看了不少。

學運老友後來在學界的，批判我說為體制服務，我會開罵，憑什麼在校園這個相對安定與安全的位置上，一副清高的姿態來議論政治。

我的情治檔案裡，線民多用代號呈現，看不出是誰，只能推論。但有兩個人，F同學與G學長，被調查局稱為「運用人員」或「運用學生」，真實姓名沒有遮掩地被寫進檔案，他們是我的好朋友或尊敬的學長。看完檔案後接受促轉會研究計畫（林國明、汪宏倫主持）的訪談，我一直為這兩位「抓耙仔」辯護，因為他們提供資料給調查局，是一次性的，而且真名直接暴露在檔案裡，不像線民與調查局人員都用代號。看到這兩位熟悉朋友的名字赤裸裸地出現在檔案，很刺眼，看到他們密報我的活動，震撼，但也有同情性的理解。

校方或調查局幹員約談他們，在約談過程裡質問他們做了些什麼，或學運社團現況，既然學運做的是正大光明反對政府、爭權益，不是傷天害理的不可告人之事，我的朋友F與G據實以告，可能也只有這一次。沒想到朋友們在情治檔案裡就被寫成是線民。

從檔案裡，我看出一定還有一位，生活上與我互動頻繁的朋友，是主要密報者，鉅細靡遺經常性提供密報。但我沒好好循線去思考他到底是誰，因為他一定是極好的朋友，我很怕知道他是誰。

情治檔案按照法律規定與現在政府政策，在2020年5月後逐步公開，立委范雲也主張應全部內容公開，依此主張，我好友F與G也會被公開，名字不會被遮掩，但這樣的揭露對他們不公平，他們再申請澄清，已經太晚。我不認為所有情治人員的真實身份都應隱匿，但不遮掩、一律公開的行為，會形成冤案。檔案一公開，許多被監控者的隱私，連同家人的情況，也將被暴露。這些資料，有的是調查員的誇大書寫，有的是實情，但與轉型正義何關？

幾位學運時代老友看自己檔案時，心驚膽跳，怕閱讀到當年的情史，還好我大學生活比他們單調，無此困擾。但清查一個人的社會關係，以了解其資源網絡，找出可以牽制的弱點，是情資蒐集的基本功課。情治檔案裡的這些情愛紀錄，公開了，對轉型正義何益？

轉型正義牽涉到如何詮釋當年的事蹟，涉及的不只是體制，還有當時的人。涉及個別的人的部分，公開可以更審慎，有些名字應該延緩公開，可以再多聽點意見。

透過轉型正義建立社會共識是社會轉型的關鍵途徑，讓臺灣社會警惕政府濫權的後果。民進黨政府的張天欽案，正也是握有權力者濫權的事例，只是被阻止了。張天欽案如同以前的威權時代的案件，必須常常提起，像傷疤一樣，被曝光被看見，而不是像行政院針對張天欽案的調查報告般，粉飾且避重就輕。

看著張天欽案、也看著民進黨反滲透法的立法過程，對比威權時期的情治檔案，政治就是一群有權力的平凡人集體做出了不該做的事，但這些平凡人都認為自己做的是對的事，國民黨、民進黨都一樣。

＊作者為倫敦大學伯貝克法律學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