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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2
中國共產黨二十大早前閉幕。二十大的工作報告，筆者較為關注的是第二部分，即「開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如果有關注內地政情，可能都會留意到大會報告的第一部分是簡述過去5年工作成果，而第二部分往往就談道路思想的事情。
圖：香港電台
▌強調理論創新的重要
跟十八大（2012年）及十九大（2017年）不一樣，二十大的這一部分沒有長篇大論回顧歷史，而是更直接點明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勇於進行理論探索及創新，及強調理論創新的重要：「不斷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莊嚴歷史責任。」
李大釗
在馬克思主義被引入中國時，陳獨秀及李大釗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希望找到思想理論去救國。在實踐期間一定有理論的創新，以符合當時當地形勢。北大名譽教授鄒讜在研究中國近代的革命時，就舉出不少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思想的創新，一些大家比較熟悉的例子包括依靠農民的革命、農村包圍城市、群眾路線、統一戰線、擴大聯合陣線等。
為什麼說中國共產黨是學習型政黨，就是其願意嘗試創新，面對失敗的經驗後，能夠總結並再進一步找新方法去克服問題。試想當時如果中國共產黨只會跟從共產國際的指導，恐怕一早已經在中國歷史上煙消雲散了。而除了願意創新外，筆者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之處與中國大一統思想也有關係。
大一統思想出自《公羊傳·隱公元年》
在大一統思想下，除了國土的統一，官僚系統的治理思想統一也很重要。在民間，思想是可以多元的；但到了管治團隊層面，思想必定要統一，才能夠領導整個國家向同一方向進發。學習型政黨的另一個特色，是思想道路在中央確立後，由上而下傳遞，並且多次反覆學習，確保每個層級在制訂及執行政策時，與既定的道路相符。
除了在理論的創新外，二十大的另一重點是現代化。但究竟所謂的現代化是什麼？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談「四個現代化」（現代化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及國防），為什麼到今天仍要談現代化？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踏入全球多中心化的現代性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或許我們需要先簡單談一下現代性（modernity）。今天我們談論「現代」，一般是指歐洲中世紀之後的年代。「現代性」進入歐洲的話語體系，最晚應不會遲於17世紀，強調現代優於古代，是當時人所追求的目標生活狀態。現代的概念由歐洲向全球散佈，是因為當時的資本主義需要在全球尋找市場，故透過殖民主義所傳播。歐洲通過殖民地向全世界展示了歐洲的現代性，而其他被打壓的國家，在當時除了現代化、追趕歐洲及後來的美國，沒有其他路可走。
周恩來提出「四個現代化」
當周恩來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時候，是將歐洲和美國作為理想圖景為目標的現代化，這就是為什麼會有「超英趕美」的口號。但這種情况到今天已有所改變。歷史學家Arif Dirlik認為現代性有3個階段，在經歷了第一階段的歐洲現代性、第二階段發展至全球的歐洲中心的現代性後，現在踏入了第三階段，即全球多中心化的現代性。
後來者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重新建立了自信，明白自己所追求的不一定要是歐洲或美國的現代性，反而是求諸自己的歷史文化，希望找到屬於自己的理想圖畫。這種多元化的現代性，某程度令到歐美的影響力減弱。當然，這種情况會令他們感到焦慮，但現代性的多元化似乎已是不可逆轉。
▌歐美不再是現代化目標依據
今天當我們談中國式現代化的時候，與當年的現代化大為不同——當年是以歐美為目標，今天是從自身找尋合適的養分，再有意識地利用外來先進的元素。這種現代化不是盲目跟隨其他人，也不是自我封閉，而是有自我意識、勇於學習及創新的現代化。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大理論成果
中國曾經因為歷史原因，無論是在運用馬克思理論的方法上，又或者對現代化的目標上，都被以歐美為中心的桎梏束縛著，例如現代化就是以歐美為目標，又或者一談馬克思主義，就集中討論中國歷史的分期、停滯或資本主義萌芽。早期研究馬克思的學者，例如陶希聖或范文瀾，都注意到中國的封建與歐洲的封建本質上有不同，也確實如是，歐洲的封建基於契約關係，而中國的是植根於宗法制度。因此硬要為中國歷史套入馬克思的歷史分期，都難以找出令人信服的結論。而這僅僅是在運用馬克思理論時被歐美中心所桎梏的一個例子。
圖：紫荊
這次二十大提倡要對馬克思主義有所創新，是要「不斷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即理論要因地因時進步；而現代化方面，是要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兩者都是希望將一直以來以歐美為中心的桎梏去除——歐美不再是各國發展的目標及依據，而是發展的其中一個參考。
另一方面，歐美如要保持自己的影響力，不應再依靠現有優勢去威迫他國，而應該在不否認世界複雜多元的同時，證明他們還有能力為人類未來發展提供適切可行的建議，否則他們的影響力只會不斷減退。
（圖片来源於網絡）
本文作者：甘文鋒
（作者是香港大學公共行政碩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哲學碩士。現任香港新民黨執行委員，屯門區防火委員會主席，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副秘書長，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董，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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