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平淡而疲憊，她只打算寫幾百字“每日打卡”的練筆。

她小心翼翼地安置自己的肢體動作，像招呼老人睡覺那樣，盡可能地輕柔、緩慢，能供她騰挪的空間最多六七平米，刨開一張單人床後，角落裡緊巴巴地堆著雇主不用的家具、她自己的行李，還有兩隻軟塌塌的食品保溫手提袋，蓋不嚴，尹曉煒這些年隨身攜帶的手稿溢出來。

寫字的時候，尹曉煒目光炯炯，指力矯健，渾身精力都從白天十幾個小時的忙碌裡復活。將桌面上那本何偉的《尋路中國》豎在手邊，可以稍稍聚攏一點光線，削弱可能發出的動靜。

曾經有一位雇主不允許尹曉煒晚上開燈，因為“住家保姆只需要白天干活兒，晚上睡覺，不需要燈光”。目前知春里這戶五口之家，是尹曉煒北漂17年來待過的第40個家庭。

在經歷了世紀末的東北下崗潮、喪夫、“南漂”後，尹曉煒在2000年來到北京，這些年來，被雇主安排在哪裡，她就在哪裡見縫插針抽時間寫作，像法國作家妙莉葉·芭貝里在《優雅的刺猬》裡描寫的那個門房，一個月薪六千元的家政女工沉睡後，一個五十歲的“中年文青”甦醒了。

“小時候夢想當個作家，現在真的成'坐家'了——坐人家家裡！”自嘲歸自嘲，但其實十多年來，尹曉煒在蠻多工人文學刊物、非虛構類新媒體平台都發表過文章，也參加過一些公益組織創辦的工人大學、家政女工寫作計劃。過去這三年，她在夾縫中寫完了第一部自傳體紀實類小說《北漂》，共計18萬字。

她將自己定義為“流浪者”，比起“漂泊者”多了某種蒼老的詩性。生活無波無瀾，但寫作是生命裡的一條帆船，載她引往自由的淵藪。

她不會用電腦，手動輸入手機裡，也常常“不知怎麼就搞不見了”，於是，大多數作品都以手稿形式保存下來，跟隨她漂泊流動。

女人五十，她終於看見了實現人生理想的可能性：擁有一間自己的書房。

初春的北京，尹曉煒約我去地鐵十號線見面。我問她哪一個站，她重複道：“十號線，D出口”，經解釋才反應過來我問的是站點，她不好意思地說，“你等等，我去百度搜索一下。”

住家家政工很少有自己的時間單獨出行。為了出來與我見面，她特地請了兩小時假，但得在雇主家吃完午飯再出來，因為飯後她得洗碗。

最後，我在尹曉煒雇主家附近的一家星巴克，見到了這個說話、走路都利落勁道的東北女人：穿著亮色外套，窄臉，細長眼，皮膚微黑，中等個頭，一頭薄而稀的紅色中短髮捋在耳後，勞動者的結實雙手與洪亮嗓門讓她看上去中氣十足。

尹曉煒

剎那間，一個靦腆而鬆弛的女“作家”浮出了水面。

01

尹曉煒的一天從早上六點半開始，先做早飯、打掃衛生，然後要給兩個分別79歲和80歲的老人換尿布。

照顧老人是她的強項，上一個家庭裡，她負責照顧一位98歲的老兵。老人患有糖尿病和阿茲海默症，特點是“白天安靜，晚上鬧騰”，一到晚上爬起來，要給尹曉煒開會，一會兒讓她當排長，一會兒要開砲，嚷著要回家，“不待軍營裡”。

去年底，老人忽然住院了。雇主本想讓尹曉煒跟著去醫院照顧，但那家軍屬醫院不太歡迎外地護工，而且大多數都靠護士長內部推薦。

一次，護士長撞見尹曉煒給患者吸痰，便指責她違規，說要罰款。“她不直接讓我走，直接找家屬，說阿姨不專業，給你介紹一個更專業的。”沒過兩天，老人的女兒就把尹曉煒給辭掉了。

目前這家尹曉煒從去年五月份就開始做了，中途因為疫情，雇主怕她一去不返，就留尹曉煒在家裡過了個年，還給她包了紅包。

不過，二十多年的家政經驗教會尹曉煒理性對待雇主的冷熱。北京第一波感染高峰時，她和雇主一家一起“陽”了，燒到38度幾，渾身骨頭疼，吃了女主人給的布洛芬，但“不管事兒”。尹曉煒強撐著照常工作，“雇主可以休息，但我不能不干活兒”。

寄人籬下的日子像開盲盒。曾經有一位88歲的老太太，每天早上六點就要闖進尹曉煒房間仔細檢查，有時還要搜她的身。還有的雇主，在尹曉煒住進家里之前向她強調：上一個阿姨是因為偷東西被辭掉的。

也並非每一家都有單獨臥室可以提供給住家阿姨。比如2017年那家，尹曉煒就被安排睡在陽台，晚上降溫厲害，早晨她常常是冷醒的。還有2019年那家，由於沒有多餘的房間，尹曉煒就睡在客廳。但這家是自供暖，客廳沒有暖氣，她還是得穿羽絨服睡覺。

在“老兵”家裡的半年，尹曉煒則被要求與九旬老人睡在同一個房間，兩張床。老人的藥很多，尹曉煒就把用完的藥盒拆開來攤平，在上面寫作，有空再謄抄到本子上。

沒活兒的時候，她也去廚房裡寫。雇主有次看見了，讓她去書房寫。尹曉煒想了想，最後還是沒去，廚房挺好的，還有插頭，能給手機充電。

講到這裡，我忽然提到在四平方米廚房裡寫完《秋園》的八十歲女作家楊本芬，尹曉煒眼神迷離了一下，裡面迅速閃過一絲微光。

2020年，尹曉煒在一個六口之家待了半年，雇主是個九零後全職太太，雖然給尹曉煒提供了一間房，卻不允許她開燈。

那一家足有兩百多平米，四隻貓，兩個不到三歲的孩子，都得尹曉煒照料。工資與在其他家的差不多，依然五六千，可家務活兒是世界上最難用定數衡量的工作，做多做少都是五六千。

不過這些都不是大難，最讓人心力憔悴的，是女主人陰晴不定的脾氣。尹曉煒總感覺她愛對自己無緣無故發火，“她帶小孩下樓玩，每隔五分鐘讓我下去送一趟衣服，玩具，水，回來後怪我活兒乾得太慢了”。

在母親的影響下，三歲的女兒也對尹曉煒頤指氣使。女主人不讓孩子飯前吃零食，“但她又不願意把零食放在小孩夠不著的地方”，一天，尹曉煒發現孩子在儲物間偷吃，惶急著去勸阻，卻被女孩指著鼻子威脅道：“你要是敢告訴我媽，我就說是你偷吃的。”

小區裡其他住家阿姨在樓下撞見尹曉煒，調侃她道：你這家以前都是請兩個保姆的，這回划算，花一份錢，僱兩個人的活兒。

“我是偷時間的賊

住家保姆通常每個月休息四天，但這是不成文的，實踐起來，常常都有名無實。道理很簡單——就算休息，只要還住在雇主家裡，那麼多活兒擺在那兒，是做還是不做？

很多雇主直接告訴尹曉煒：就算放假，該做的你還是得做，否則就按曠工處理。

一些雇主明著不讓尹曉煒寫作。一次，家政公司的介紹人私下告訴尹曉煒，其實雇主一直知道她在偷偷寫作，“她（雇主）其實對你哪兒都滿意，但就是不滿意你寫作。”

曾經還有一個雇主，開除尹曉煒的原因，就是斷定後者在小屋裡錄製的家政工演說視頻是違法的，“認為跟傳銷組織一樣”。

當然，也遇到過理解甚至鼓勵她寫作的雇主。2017年，尹曉煒報名參加了工人大學，每周有大學老師佈置作業，當時的雇主女兒得知後，專門給尹曉煒裝了一個路由器，方便她上網課。

不過，女主人依然不讓她在晚上開燈，尹曉煒只好就躲在衛生間裡繼續寫，也在衛生間裡完成了工人大學的畢業論文。

同年，尹曉煒第一次在某自媒體公眾號上發表了散文《童年的綠蔭》，拿到了人生中第一筆稿費，一百塊錢。

談起寫作，她的話其實不多，反而有一絲笨拙。她講不出文本上的大道理，無非是一些更具體的，“一天不寫都不行”，“不管寫什麼，都是一種慰藉”。

反而是在擺四十個住家的故事時，她的嘴化為筆頭，傾訴欲滔滔不絕，講著講著眉頭就揪在了一起。

北漂二十年來，尹曉煒發現自己從沒好好看過北京。

她不知道離自己最近的地鐵站，不知道房山和昌平各在哪個方位。一直想去香山看紅葉，但一直騰不出空。想說約其他同樣京做家政工的姐妹，但她們同樣工休不定，這個有時間，那個就沒有。尹曉煒不想獨行，一個人的時候，她寧願寫作。

尹曉煒給自己取的第一個筆名、也是用得最久的筆名叫“塵埃”，“北京這麼大，和我一樣渺小的塵埃太多了，誰會記得我呢？”

“六歲那年，獲得人生中第一次掌聲”。

在應我請求寫出來的一份“簡歷”裡，尹曉煒專門列了一行註明那次四十多年前的掌聲。

當時，她站在舅舅家背後的土坯山頭上，面對一群小孩兒，繪聲繪色地講了一段袁闊成評書《封神榜》裡的《火燒琵琶精》，語畢，孩兒堆裡倏然掌聲雷動。

被認可的滋味，在記憶裡佔據重要位置。

1970年，尹曉煒出生於黑龍江依安縣，出生時家裡已經有了六個孩子，她是最小、也是存在感最低的那個。

尹曉煒形容自己的童年有點像“張樂平筆下的三毛”，胡亂而莽撞地長大。第一次在村里鄰居奶奶家讀到“畫本”時，她忽然發現，自己的記憶力好像不錯，《封神榜》《劉三姐》《西遊記》這些故事，大多看一遍就能記住並複述出來。

由於家裡孩子多，經濟水平有限，唯一一個上大學的名額留給了成績最好的四姐。尹曉煒趁四姐上學時偷翻她的書櫃，在裡面扒出了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魯迅的《祝福》，還有莫迫桑的《項鍊》，如今她還回想得起《項鍊》，“講的是一個關於虛榮心的故事”。

她也偷看姐姐從學校裡借來的《中國民間故事選》《格林童話》，冰心的《小讀者》。那時還可以訂《中國少年報》，家裡有了收音機可以聽故事，《楊家將》《岳飛傳》等民間傳說百聽不厭。幾十年後回頭遙看，這些都是為她鋪下讀寫之路的火苗。

只不過，生活不是由片刻與詩句組成的。在那樣的年代，那樣的家庭，一簇火苗短暫點燃稻穗，獲得些噬盡“生存必需”之外的、撻進靈魂深處的美感，而後，卻只留下無人在意的灰燼，引入歲月煙塵。

只不過凌空短暫，最終要落到地面上來。到了年齡，尹曉煒就像家鄉其他大部分姑娘一樣，“隨便抓了個男人把自己給嫁出去了”。

直到2000年，丈夫被查出肝癌。與此同時，世紀末的東北下崗大潮裹挾了尹曉煒。

失業的厄運與丈夫的癌細胞都在半年內迅速蔓延，丈夫去世後沒有給尹曉煒留下孩子，只留下了5000元外債。

為了活下去，尹曉煒開始南下打工。那時候去南方就像“逃荒”，是尋求生的機會。

尹曉煒先去了大慶一家幼兒園做幼教，一年後幼兒園倒閉，她又在親戚介紹下南下去了江蘇，相繼做過飯店服務員、洗碗工、紙箱廠工人、租書店店員，跑過客運汽車，還經歷過幾次死裡逃生。

有三次是差點遭遇車禍。一次是被一輛汽車軲轆貼著頭擦過去，一次是在大雨夜被一輛貨車側壁撞倒在地上，還有一次，是被人力三輪車碾過腳背。但尹曉煒居然拿都沒怎麼著，三次虛驚一場，“我爬起來就走”。

後來她在一所職校旁邊賣大餅，晚上燒煤鍋爐，沒燃滅，尹曉煒沒在意，在東北，留一點火苗沒啥大礙，誰知第二天早上醒來就頭暈噁心得嚴重，她後來知道了這叫“煤煙中毒”，不過她沒去醫院也沒吃藥，躺一整天就好了。

一個“命大、命硬”的女人回憶過去，語調往往是輕快的，含著微微的驕傲。與硬挺的命相伴想隨的，是一份同樣硬挺的、對尊嚴的堅定。

她去過飯店應聘，最窘迫的時候，飯店打工的小姐妹帶著她去找領班，小心翼翼地問：能不能讓我姐姐（尹曉煒）在這裡吃頓飯？

領班沒有直接答應，但尹曉煒敏銳地捕捉到了人家的眼神，“輕蔑的”“冷冷的”一眼。她覺得，自己的命很糙，但心還沒有，一口委屈湧上來：“我曾經也是個塔吊司機，怎麼混到這地步，連飯都吃不上了？”她扭頭就走了。

她也嘗試過去“體面”的酒店應聘勤雜工，領班“神情高傲”地對她說：“做的都是粗雜工，殺雞，殺鴨，殺魚的髒活累活。”對方強調了好幾遍“粗雜”和“臟活”，在尹曉煒聽來，這就是對她這個外鄉人的“藐視”，最後她還是沒接受那份工作。

“東北人不受待見”，時至如今，尹曉煒依然對這個結論耿耿於懷。她曾經與一個陝西女人在同一家做工，陝西女人負責做飯，尹曉煒負責照顧癡呆老頭。她老覺得，因為自己不如陝西女人“嘴巴會說”，雇主不大喜歡自己，給陝西保姆買衣服，卻沒有尹曉煒的份兒。但尹曉煒自認為是個“倔脾氣”，絕不肯學舌，繼續埋頭乾活兒，只埋頭乾活兒。

57歲的河南人陳夏在北京做家政工14年，與尹曉煒認識6年。兩人曾經在同一戶人家做住家保姆，一個照顧女主人，一個照顧女主人的老母親。陳夏也愛看書，她最近在看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佐爾格的《間諜》，“我倆（我與尹曉煒）一個愛寫，一個愛看，我們的精神生活是很相投的”。

一天，兩人逛著超市，陳夏看出尹曉煒心情不太好，就給她買了一串糖葫蘆，“哄哄她，人嘛，都是需要安慰的。”

在北京漂泊的這些年，其實蠻多人都給尹曉煒送過書。工人大學的老師送給她一本何偉的《江城》，後來，鴻雁社工的工作人員梅小若又送了她同一個作者的《尋路中國》，做小時工的一位女主人送給她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東野圭吾的《白夜行》，一位記者送了《在時間的核》，還有一名北師大女孩送給他《東北遊記》和一本紅樓夢詩詞選。

給一位沒上過高中的家政工送書籍當禮物，好像與“將六歲那年獲得的第一次掌聲寫進簡歷”一樣荒唐。但在尹曉煒這裡，正是那些書與善意，讓孤獨無處遁形。

家政工是存在摩擦期的工作，不能保證時時刻刻無縫對接。暫時找不到下一戶的時候，尹曉煒就待在家政公司。地舖一晚上10塊錢，衛生間不對家政工開放，洗20分鐘澡10塊錢，洗一次頭3塊。她在這兒最多待過小半年，泡麵時被開水燙傷了腳，走路都成問題，更別說勞動。

好在，還可以寫作。

在服務於家政女工的北京“鴻雁”公益組織工作人員疏野印象裡，尹曉煒永遠是家政公司裡最“不合群”的那個：休息的時候，女工們聚在一起打牌聊天，一片嘈雜環境中，尹曉煒則將自己獨自擱一邊，一面戴著耳機聽網課，一面埋頭專注地用尺子在紙上打格線，寫下一個個文字後，再輸進手機文檔裡。

03

塵埃有了光

電子雜誌《新工人文學》的編輯萬華山記得第一次見到尹曉煒的時候，是在2018年，北京皮村組織的一次文學講座上。

每每談及“工人寫作”“工人文學”，北京東五環外的金盞鄉皮村是個繞不開的地標。這裡發展出了“工友之家”“打工子弟學校”等社群，也走出了範雨素、郭福來等近年在公共視野裡露面的工人寫作者。

那次，來聽課的大多都是在北京各地打工的外鄉文學愛好者，尹曉煒坐在人群中，神容嚴肅專注，萬華山沿座派發一本期刊，到尹曉煒那兒時沒有她的，他便被尹曉煒攔下詢問。萬華山解釋道：提前訂閱的學員才有，而且他們大多都是在刊物上發表過文章的。

尹曉煒若有所思地沉默了。當然，不久後，她也開始加入文學小組，和其他工友一起寫作、發給萬華山看，主動尋求修改建議。

在萬華山看來，尹曉煒的“散文比詩歌好”，詩歌對語句凝練與遣詞的精準能力要求不低，但散文可以給予她們更寬鬆、生活化的表達空間。

而在萬華山接觸過的工人文學愛好者多為中年，不少來自甘肅、東北等省份。參加寫作小組的年輕女孩很少，“也有二十來歲的，但寫作量非常低”。

在萬華山看來，年輕女孩的生活多樣性無論如何都相對更豐富，她們可以去戀愛、社交、上網，也有多種其他方式來獲得尊嚴感與個人價值，“而這些對於農村來的中年女性勞工來說，是絕緣的。”

一個五十多歲的外地家政女工，往往大半生都在從事體力勞動，“她們獲得社會認同與尊嚴的方式很少，寫作是其中一種，是對存在、對尊嚴的確認。”

這一年，她開始領取老家工廠發的退休工資，每個月1500元。以這樣的方式，她意識到自己人生已過半百多年，同時與前半生的故土進行了一次短暫聯結。

這一年的“三八”婦女節，她在女工資訊平台“尖椒部落”發表了一首《致母親》，與其他幾首詩歌《不一樣的煙火》《流動的出租屋》《流浪人生》一起，在後來的2019年尖椒部落徵文大賽中獲獎。

這一年，她第一次走進鴻雁服務中心，開始參加這裡不定期舉辦的寫作與閱讀培訓課程，參與者大多是與她一樣年齡相仿、多事家政行業的北漂女人。

90後女孩橙子在鴻雁負責社群組織，自2019年加入鴻雁以來，她接觸過的寫作者大多都擁有“四五十歲”“女性”“家政工”等身份特徵。

因此，她們寫作，不是為了發表，甚至不是為了“寫得好”，比起這些更重要的，是“凝聚姐妹，抒發情緒”，是“讓這群城市裡看不見的底層女性，能有一個微弱但確定的渠道去表達自己”。

鴻雁組織的寫作課也並不強調手法、結構，不講深奧的理論，唯一的要求，就是自由地寫、大膽地寫。

2019年，尹曉煒參加了“落地生根”家政女工寫作計劃。老師定期發文章給學員，要求寫讀後感。尹曉煒交上去一遍不過關，打回來再改，前前後後改個五六遍很常見。全班十幾個人，能從頭到尾堅持完成作業的就她一個。

老師鼓勵尹曉煒可以寫一本紀實性的作品，名字就叫“北漂”，並幫尹曉煒擬了十八個章節。2022年聖誕節前夕，尹曉煒正式完稿了，紮紮實實的一本，整整18萬字。

用鴻雁社工負責社群組織的橙子的話來說：“寫作就像是另一個空間，有抒發情緒、記錄生活的作用，但回到工作中的時候，一切'所謂處境'還在發生著。”

她們的寫作熱情從根源上源於何？是什麼讓她們在忍受生活的疲憊與瑣碎之餘，仍能數年如一日地堅持，即便寫得乏善可陳，即便錯字連篇，即便不能換來發表和稿費，她們依然願意寄人籬下偷光寫作，遠赴千里相聚。

社會學者、評論家黃德海就曾對鼓勵工人寫作這一行為提出的質疑與反思：“鼓勵他們寫作，把他們的情感鍛煉敏銳了，把他們的文字鍛煉得更好了，他們接下來怎麼辦？他們感受的痛苦更劇烈了，誰給他提供平台解決問題？”

北京很大，大家從四面八方趕來，多乘坐公交車，隨隨便便單程就兩個多小時，時間緊就坐地鐵，“因為公交比地鐵便宜”。還要自備餅乾和水，這一天不讓自己再額外支出。

寫作的姐妹們互相以筆名相稱，橙子也與大家一樣管尹曉煒叫“塵埃姐”。“塵埃姐”是橙子見過的所有家政工姐妹們裡，對寫作最“癡狂”的一個：常開夜車，壓榨睡眠時間，而且她隨時隨地都可以寫作，“在日曆背面、在家政公司的泡沫板上寫”。姐妹們都半打趣地喊她“大作家”。

也許這與尹曉煒生活中大部分時候是一個人有關，煩悶與哀樂，她只能訴諸筆頭。書寫，讓她這粒“塵埃”在世界上有了一點痕跡。

與其他大部分女工更多談論的家庭與子女相比，尹曉煒會主動思考和探討一些公共領域的話題。在二月初舉行的一次鴻雁“骨干會議”上，大家偶然提到前不久的胡鑫宇案件，尹曉煒就發言提出，青少年問題需要“長期、集體的推動和努力”。

對這些放不下筆的女工們來說，目的即過程。寫作讓她們變得勇敢，讓她們將近夕陽的人生攢起一些光亮。寫作之於她們，就像一個不老的情人，永遠願以少女般的激情去私會。

“我的心裡珍藏著一個情人

我愛你如生命般珍貴

獨自漂泊的夜晚

你我互相陪伴

甚至在睡夢中

你仍然還在我的筆端流淌

在我的眼睛裡

一行行，一頁頁地跳動。”

2021年9月，五十多名家政參加了鴻雁舉辦的藝術節，尹曉煒在日記裡回憶當時盛狀：“好多姐妹說，自己結婚的時候都沒有像現在這麼莊重地化妝”。

04

二月過了一半還不見轉暖，情人節的中午，尹曉煒忽然向我發來一段沒頭沒尾的話：“這個世界，人心不足蛇吞象。客戶的要求不斷升級，活兒在不斷加碼，但工資不漲。”

其實這天沒有發生具體的矛盾，但做完午飯洗完碗後，她忽然委屈起來，有苦要訴。

半年前，與這家雇主籤的合同上，寫明了住家保姆主要負責的家務活兒範圍與工作時間，起初，幾乎每天從早上六點到晚上九點之前，尹曉煒都能把分內之事幹完，但漸漸地，她發現自己需要相應全家人隨時隨地的需求，比如女兒深夜回家要吃宵夜、要洗飯盒，比如隨時被扔來幾件衣服要求洗掉。

就像那些永遠做不完家務的家庭主婦，忙碌一整天，依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最近，女主人心情很糟，總喊腰疼腿疼。她女兒讓尹曉煒去安慰，尹曉煒還特地去諮詢了在工人大學認識的一個學心理的老師，對方讓尹曉煒給患者“催眠”。尹曉煒欲哭無淚：“我要是會催眠，我能做保姆嗎？”

她轉發了一條北京住家家政工招聘給我看，七千塊錢，家裡只有兩個老人，家政工得與老人住一間房，房間裡有監控。看上去比她現在所在的這家性價比更高。我勸她不妨去試試看，她不願去，因為有監控，“沒法寫作”。

霧霾的天空

灰濛蒙地遮擋著視線

眼及所視的是

幾個修路的農民工

耳朵聽到的

是機器的轟鳴聲

而此時的自己

忽然覺得就像是一隻井底的青蛙

熱情變成了麻木

希望也是漸行漸遠。

（尹曉煒《霧霾的寒冬》）

據統計，中國目前已有逾3700萬家政工人，其中絕大部分是女性。城市對她們而言是一隻太大的熔爐，生活方面的掣肘，不是單一的苦與累的問題。

橙子跟她們相處多年，知道一些雇主的確不願意家政工們外出，“會擔心她們在外面社交、交流”。鴻雁裡就有一位家政工告訴橙子，每次休息日雇主都會頻繁打電話給她，讓她趕緊回去。

“有的雇主會懷疑我們（鴻雁社區）是假的，是不是騙子？怎麼會有專門為家政女工服務的組織？”一次，鴻雁為女工們開藝術節，有雇主感到不可思議：“怎麼會有給家政工人開的藝術節？”

在大多數時候時候，理解與信任一樣難以達成。橙子曾經認識一位雇主，“兩天換了三個阿姨”。原來，雇主每天都以破壁機打的營養飲料為代餐，她也要求來自己家的家政工們都吃這個，但找來的三個阿姨都不願意，要吃飯。

雇主不理解，為什麼“好的東西，她們會拒絕”。

北京實在是太大了。住著太多意想不到的人，想像不到的生活，太多聞而未見的地點。“尹曉煒”們在看不見的折疊空間裡生存，努力將自己的目光和聲音遞出去。

有一年回老家，親戚也給她安排了相親。尹曉煒一上來就告訴對方，自己不打算生孩子，當時人家就不干了。

“我的經歷告訴我，不能依靠家庭，也不能完全相信一個男人”，尹曉煒想起自己年輕時那段短暫而倉促的婚姻，除了一身疲憊和債務，好像什麼也沒有留下。

對於餘生，她有自己的打算。

2020年，尹曉煒在山東濟南市郊買了一套小兩居。五十歲這年，她終於實現了自己最大的人生目標之一：擁有了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一間自己的書房。

選擇濟南，一是因為房價相對便宜，二來，作為一個東北人，尹曉煒對“關外”有著天然的親切感，“出了關才有家的感覺”。

在寫於去年秋天的一篇日記《圓夢》裡，她遐想自己的後半生：“一個人靜靜的看書、喝茶、碼字。喝茶要燃一爐檀香，聽一曲《高山流水》。拂去所有的凡塵瑣事，與文字為伴，品讀自己的百年孤獨。”

不過，此時此刻，她只能安靜等待北京的春天來臨。

深夜的雜物間，檯燈偷偷亮起，光線沿著發黃的牆頭爬上來，映出滿屋子奇形怪狀的雜物影子。尹曉煒把未回信息統統拋一邊，坐下來，開始今天的“寫作打卡”。

文中配圖來源於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