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醒目的是拜登政府高調宣稱，將派出非官方代表團出席賴清德就職典禮，成員有現任美國台灣辦事處AIT主席羅森伯格，以及曾擔任過這一職位的布魯金斯研究院卜睿哲等。與美國最近在南海、台海頻繁舉行軍演的舉動相比，拜登政府對台政策似乎展現「文武」兼具的色彩。
但換個角度，將2024台灣大選與陳水扁（2000-2008）、蔡英文（2016-2024）時期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民進黨以40%支持率的「弱勢」，首次突破台灣政黨輪替的規律，「順利」實現連續三次執政。這難道真的是蔡英文執政下的「四個堅持」路線，大選期間賴清德提出的民主與和平「四大支柱」，以及勝選後賴清德宣稱將延續2016年蔡英文執政以來「承諾不變、善意不變」的兩岸關係政策，所取得的「勝利」嗎？
台灣政黨政治中這一現象，與民進黨當局將美國印太戰略的推進，「同步」地等同於，民進黨「反共、反中」的大陸政策，密切相關。為迎合美國有意引發亞太地區安全格局動盪，為體現在中美激烈博弈中「選邊站隊」，蔡英文從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在島內和周邊煽動「中國威脅論」。選舉過程中，又根據需要，運作「戰爭發生或者不會立即發生」，影響選民。這些現象說明，這次台灣大選的結果，是美日因素的介入（如賴清德保留蔡英文的國安班子，宣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美國對台政策的高度配合，民進黨掌控資源，對台灣社會進行輿論渲染，所產生的綜合效果的「體現」。
本文認為，目前美國對台政策似乎「文武」交錯，兩手並用，是假象。拜登政府的台灣牌，越來越帶有戰爭味道。拜登政府台灣牌的運作所具有的非理性特徵，將給兩岸帶來風險。
一、拜登政府台灣牌的運作特徵與非理性現象
拜登政府台灣牌的運作特徵，可從制度化角度和非制度化角度，或者理性和非理性兩個層面，進行觀察。特點是非理性現象突出。
制度化角度，是指美國總統可以直接決定的事情。比如美國與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的關係、推出各種不成文的「新冷戰」，外交政策走向等。在中美關係方面，拜登政府通過新組建國際組織，如AUKUS、QUAD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等圍堵中國，同時又推行中美元首會談，中美不脫鉤，對中國打貿易戰等。台灣問題上，集中在關於一個中國政策的表述。
非制度化角度，是指美國政治的非制度性運作方式，尤其是其非理性的運用特徵。這種非理性反映到中美關係框架下，美國可以在台灣問題上，口無遮攔，不承擔後果。如拜登政府剛上台時，國務卿布林肯在國會聽證會上就稱呼台灣為國家，展示企圖將台灣「準國家化」的「威脅」，在政治和外交上打擦邊球，模糊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在地圖上搞「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拜登本人在美國是否「出兵護台」的「口誤」、「食言」等。對非制度化的運用，發展到可以「不遵守大國信用」的程度，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傾向。
二、拜登政府台灣牌，越來越帶有戰爭味道
這主要體現在美台軍事關係方面。如美國對台軍售，中美建交的三個公報，雖然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但趨勢是朝解決問題的方向發展。從川普開始，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開始突出軍事牌，加大對台軍售，拜登上台後，擴大對台軍售，花樣翻新。特別是戰爭味道十足。如拜登本人至少四次在公開場合（國內以及國際峰會接受採訪）表示，如果大陸武統台灣，美國會履行保衛台灣的承諾（其後白宮出來解釋說美國一中政策不變）。
其次，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拜登政府的對台軍售，從原來常規性，轉向出售更有針對性，即更具有不對稱性和實戰性的武器（無人機、機動火箭系統、機動佈雷系統。其它配套措施包括對台軍事的培訓，美軍事人員出現在台灣，主張台灣大量儲存武器等）。特別是不久前，拜登政府打破時隔近半個世紀的「沉寂」，重啟對台軍事援助。而軍事援助一般是美國提供給主權國家的。拜登政府通過的國防法案，將美國對烏克蘭、以色列，台灣的軍援，聯繫在一起。美國軍方宣稱，美台軍事關係的加強，美國對台灣的「豪豬」戰略，可讓大陸「在攻台的時候付出慘重代價」。
根據上述分析，總結出兩點：
其一，拜登政府的目的，在於鼓勵賴清德掌權下的民進黨當局，繼續將美國的「印太戰略」，與「對付中國」掛鉤，將台灣的安全，完全套牢在美國設計的「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之中。
其二、美國相互制衡制度的設計，使總統個人的作用，相對受到限制。但這種制度設計有時也「有機可乘」。而在戰略上，這是危險的。如川普未入主白宮之前，打電話給蔡英文。如美國前參謀長密利，擅自就美國是否在台灣海峽參戰，打電話給中國。
可見，拜登政府對台的「文武兩手」，只是假象。拜登政府在對台政策上進行的戰爭挑釁，是一種危險的舉動。警惕美國對台政策非理性的一面，對兩岸關係造成傷害，實屬必要。
（國戰會專稿，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中時新聞網言論頻道同步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