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篇文章轉載自 靜嘉讀書。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19/6/8
▍東方歷史評論：我注意到，回顧晚清民國學術和學人的時候，您多次用到“時勢”或“形勢比人強”、這個說法。對這段歷史中的學術，您提出幾個大關節為其要害，其中也說到“時局刺激”。您認為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形勢或時勢，對學術或此前書齋中的學者而言，最關鍵的“勢”的變化何在？
葛兆光：我在回顧晚清民國學術的時候，之所以用“時勢”或者“形勢比人強”這個說法，這是因為在我看來，學術史的轉型也好，或者學術有大成就也好，基本上“時勢”——或者改個說法叫“時代背景”——大概是最重要的。“天才總是成群地來”，一定有個時勢問題。我記得，兩年前在巴黎看博物館，印象最深的就是，為什麼這些著名的藝術家和藝術品都集中出現在某個時代，比如說路易十四時代？為什麼文藝復興偏偏在這個時代出現？我覺得“時勢”很重要，在中國同樣也是這樣。現代中國的學術轉型，或者學術產生重大變化的契機，都跟時代劇變有很大關係。
我們不妨看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中國學術從傳統到現代轉型的第一波，其實應該是嘉慶、道光年間的西北史地之學，這實際上跟當時整個清帝國出現了新狀況有很大關係。乾隆年間，大概在1759年前後實現清王朝版圖最大化，這個時候，清王朝在西北方向，把喀什噶爾（新疆喀什）、葉爾羌（新疆莎車）伊犁甚至唐努烏梁海（今俄羅斯圖瓦）那一帶都納入大清帝國，那麼，這個擴大後的版圖如何維繫？這些族群和宗教如何管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明代連嘉峪關外都不是中國了，明代以後，大清帝國把這個龐大帝國建起來，但是，那個地方曾經是俄羅斯帝國、準噶爾王國，再加上大清帝國一個交叉的地方，要瞭解、維繫和控制這個地方，刺激了對西北歷史地理的再認識。在強盛的乾隆時代可能危機感不是太大，但是到了嘉慶、道光年間，其實大清帝國的勢力衰落了，俄羅斯不斷在這個地方製造問題，如何管理這個相對陌生的地方，就刺激了中國學者所謂對西北史地的特殊關心。特別是，清帝國的歷史淵源中，除了滿洲還有蒙古，所以，對蒙元史的認知也顯得格外重要，如果要回頭對蒙元史重新認識的話，必須對從中國、中亞到西亞的歷史有重新認知，剛好那個時候歐洲，包括俄羅斯，以及波斯有關蒙古史的新資料出來，對重新認識這個廣大區域的歷史和地理有很大刺激。你可以回頭看當時歐洲的東方學，在19世紀一個特徵是什麼？就是不光關注中國，也關注中國周邊，所以，後來有所謂“西域南海之學”。日本的東洋學也是如此，明治時代日本學者和歐洲東方學互相競爭互相刺激，對中國本部之外的西域、西藏、滿蒙、南海都格外有興趣。所以我說，從學術史上看，從清朝後期的西北史地之學，到當時的西洋人的東方學，到日本人的東洋學，實際上是一個大的潮流，才推動學術往這個方向走。當然，中國的問題是，這些所謂“西北史地之學”，在嘉慶、道光以後，一直到咸豐、同治這一段時間，雖然在少數學者中間很興盛，陳寅恪就說，那個時代，經學喜歡講公羊，史學喜歡談論西北，但問題是，西北史地之學後來並沒有跟當時中國重大的國家、民族、國際關懷聯在一起，因此它變成書齋裡的“絕學”了。這就有一個學術史的曲折，這跟時代大背景有很大的關係。
第二個例子是20世紀20年代，“五四”以後，出現了研究白話文學、研究小說和研究禪宗史，你把這幾個“焦點”連在一起，顯然它與“啟蒙”和“國語”運動有關。過去傳統的文學或語言研究者，轉去發掘歷史上的白話文，發掘下層民眾說話的資料，也就是小說、戲曲、歌謠，發掘白話的源頭——胡適就追究到禪宗語錄。這跟胡適、陳獨秀在五四時代的大想法有沒有關係呢？有關係。放大了說，這是基於對一個現代世界大潮流的理解，他們覺得，現代世界主流是民族國家的形成，西方人認為，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國語的形成。胡適從美國回來的路上，非常仔細地讀薛謝爾（Edith Helen Sichel）的《文藝復興》，胡適的日記裡記載得很清楚，還有詳細的摘錄。他從閱讀中感到，一個國家能夠成為現代民族國家，一個最要緊的因素就是有國語，他認為，歐洲文藝復興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形成各國的國語，慢慢形成民族國家，所以，他才從白話文開始推動新文化運動。這個大背景就刺激了學術方向的變化。你知道，我們傳統學術裡，原本對小說、戲曲、語錄並不關心，對禪宗也只不過把它當做精神和信仰，並不認為禪宗語錄的語言形式會有多大的意義，可是，胡適花那麼大的力氣推動小說、語錄的研究潮流，包括撰寫過去忽視的白話文學史，一個很強烈的動因是，白話就是國語，國語就是現代中國成為民族國家的條件，當時跟他的文學研究配合的，還有語言學界的國語運動。
第三個例子，就是到了抗日戰爭的時候，你會看到，邊疆研究成了一個很大的潮流，為什麼那個時候那麼多人講邊疆和邊政，然後“邊疆”還變成一個敏感詞，比如傅斯年就寫信給顧頡剛說，不要用“邊疆”這個詞，因為一用“邊疆”這個詞，那個地方就變成只是邊緣地區了，這對中國領土的大小與合法有影響。同樣，顧頡剛的學術轉向在那個時候也很明顯，早期推動古史辯運動的他，是瓦解中國歷史傳統的激進學者，把“三皇五帝到如今”的脈絡給瓦解掉了，可那個時候就轉過來提倡“中華民族是一個”，這就是“時勢”。另外，你說1949年以後，難道對學術沒有巨大影響嗎？以我自己的研究來說，我為什麼八十年代去研究禪宗和道教，這跟當時的“文化熱”也有很大的關係。
▍東方歷史評論：聽說您關於禪宗的那本書，那個時候非常暢銷。當然，那個時候出版體制沒有對接市場，所以那種暢銷，作者的收益不大。
葛兆光：《禪宗與中國文化》是很暢銷。其實，最開始我並不做禪宗，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主要是在做史學史、文獻學，後來八四、八五年才去做道教研究、禪宗研究，這個時代背景是什麼呢？顯然也跟當時也就是1980年代對傳統文化的研究和批判有關。在追求現代化的大背景裡，出現“文化熱”，那時很多人都沿著魯迅“國民性批判”的路數，我們會覺得中國的禪宗也好，道教也好，都是傳統裡面會造成人的壓抑、內向和保守的文化因素。當然，現在看來這有點把罪過太多地歸咎于傳統文化了，但問題是在那個時代，這是追求富強、追求現代化的時代大潮流。恰恰可能是因為心中有理想和感情，筆下常帶感情的寫法，與當時的大潮流相呼應，所以這本書在當時很暢銷。我想，《禪宗與中國文化》估計印了近十萬冊。《道教與中國文化》的數量肯定不如《禪宗與中國文化》，原因一個是相對還寫得比較專業，另外一個也許是因為中國讀書人對禪宗的興趣，始終要比對道教的興趣大的多。
我一直反省說，那時候寫這兩本書，其實內心是矛盾的。一方面，八十年代大的時代潮流，是批判傳統文化，追求現代文化，那個時代大家的立場和理想相當單純，受時勢的影響和推動，當然學術研究就往這個方向走；但另一方面，我是中國人，在北京大學學古典文獻，習慣在古典資源裡面尋找自己的精神食糧，有時候也覺得禪宗的超越世俗的精神、清幽的美感體驗也蠻不錯，因此，內心充滿矛盾，所以你可以看到，“時勢”時時在影響你的研究。八十年代之後，到了1995年出版《中國禪思想史——從六世紀到九世紀》，稍後又出版《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對於禪宗和道教的理解，對於歷史和文獻的分析，顯然就和以前不一樣了，這就是“時勢”的影響。包括我九十年代做思想史研究，寫《中國思想史》，其實很明顯也有時代的因素，我原來曾經寫過一篇《思想史為什麼在中國還很重要》的演講稿，那是去普林斯頓大學擔任Global Scholar的時候，給的第一個公開演講，就是討論思想史為什麼在現在的中國還很重要，而西方的思想史研究衰落得很快，為什麼呢？其實，中國的思想史研究要解決的，要探索的，雖然是古代的東西，但實際上也是一個屬於現在時的立場、方向和取徑問題。所以，你看現在的中國學界，無論是左、中、右，都對思想史格外有興趣。
(待續)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