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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8
▍東方歷史評論：學術與思想難以分離，是否一直會是中國知識份子所要背負的傳統？
葛兆光：也許是吧。在中國歷史傳統中，中國文人往往認為，你如果只是成為專業學者或者技術人才，總是沒有做到理想狀態。這確實是一個傳統，中國傳統知識份子覺得，最好是能夠“坐而論道”，甚至能夠“得君行道”。這個傳統有好的一面有壞的一面，它一方面促成中國知識份子“心懷天下”，關注現實的精神，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刺激出某些知識份子進入廟堂，當“帝王師”的企圖。中國現在的情勢，逼得我們只好在學術研究裡面，摻入我們的一些關懷，表達我們的一些思考。當然，學者裡面也有另一個表達方式，有的學者有兩支筆，你知道，八十年代出來的學者裡，有很多人是兩支筆在寫文章的，一支筆寫學術論著，很冷峻很專業的論著，一支筆在寫隨筆，飽含關懷和感情的隨筆。
▍東方歷史評論：對，比如楊奎松老師，您自己是否也算如此？
葛兆光：我寫得很少，因為我寫的基本上都是學術文章。只是在學術史這方面的隨筆比較多，你看到《餘音》這本書裡面就是，但是基本上在我看來，這不算學術論文，基本上不算，雖然也有一些注釋，這只是幫助讀者繼續尋找線索用的。
▍東方歷史評論：那您現在拿出多少精力來寫兩隻筆中的另外一隻筆？
葛兆光：現在越來越少，做學術的多一些。
▍東方歷史評論：您筆下描述了一批前輩學人，不少已被學術史所遺忘，您認為這種遺忘“半是無意，半是有意”。有意之說，能否請您進一步展開，給予更多的解釋？
葛兆光：學術遺忘的背後當然是政治因素，這就是政治判斷時時在影響學術判斷，因為中國傳統裡面，總是不完全以學術論學術的，往往要知人論事，以德論才。其實，帶來一個後果，就有一些以成敗論英雄，以順逆論學問。明清之際的錢謙益就是一個例子，你可以想想，陳寅恪為什麼寫《柳如是別傳》？現代史上的汪精衛也是一個例子，你可能看到前段時間，余英時先生給汪精衛《雙照樓詩詞集》寫的序，汪精衛是漢奸，但是並不妨礙說他的詩詞不錯，這可以分開討論的。作為學術史研究，你能不能把政治、人品和學問分開來判斷，如果能分開，也許就好的多；可是，在中國很難完全做到這一點。傅斯年1945年光復後回到北京，他就把凡是在偽北大任職的統統開除，當然一方面民族大義是在那兒，沒得說，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點決絕，似乎不分青紅皂白，他到台大當校長，也有這種做法。我的一個學生最近在研究淪陷時期北平的史學界，那裡面情況複雜多了，在那個北平淪陷的形勢下，就連最有骨氣的洪業也說，日本人佔領了北平，你不做事你沒飯吃，但是，做事並不一定是為侵略者做事，你做研究你還得吃飯，那怎麼辦呢？所以，我們過去對一些有成就的學者的“無意遺忘”，很多是受到政治立場的判斷，或者說道德立場的判斷，從這一點上看就是“有意遺忘”。如果從學術史角度看，本來有些學者是很有成就，很有影響或者說很重要的，但是又有時候被忽略了。
有人覺得，現在有一個“去政治化”的趨向，我倒不覺得，我反而覺得1949年以後，中國一直是一個“過度政治化”的時代。對於學術史的“遺忘”，如果是1949年以後，我們可以大體歸納出三種原因來，一種是政治原因，比如說胡適，在解放後，胡適不僅要把他遺忘，而且要批臭；第二種是王朝原因，有些是遺老，好像就學術就落後了，其實有的遺老在學術上很先進的，像王國維就是這樣的；還有一個就是思想原因，導致有些人被邊緣化，你比如說柳詒徵、繆鳳林他們，其實他們東南大學一系在民國學術裡都很有影響，跟北大、清華、燕大和史語所等主流學術可以相提並論。到了1980年代重新回過頭來討論學術史的時候，為什麼有人一直在講要重回民國學術，接續香火，其實就是說有很多有價值的學術被有意無意地遺忘了。
當然，這裡要有一個小小的說明，就是有時候發掘過去學術史上的邊緣人物，有時候會越發掘越邊緣，走偏了也有可能。其實，我個人看法是，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講，從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晚清民國學術史裡最有影響力的，或者說，改變中國學術生態格局和問題意識最大的，還是梁啟超、胡適這一脈絡，這是有人所謂的“主流學者”。對於這樣的學者，當然也有異議，但說老實話，整個晚清民國學術這種巨大變化，從波瀾壯闊的大改變來看，還是梁啟超、胡適這一脈下來還是主流。
▍東方歷史評論：提到胡適，許多人認為在學術史上高估了他，但是您的看法似乎與此相反，認為胡適他們還是被低估了？
葛兆光：我覺得學術的高低，並不一定以具體的個案研究對錯為標準，從個別的學術成果和作為典範的學術研究結果而言，當然王國維、陳寅恪這些學者很了不起。但是，你從掀翻一個時代，改變一代學術來講，那胡適的影響力還是相當大的。其實，對於胡適的很多研究成果，我們都應當重新認識其意義。我做過禪宗史，我對胡適禪宗史研究的評價是，可能每一個具體問題上他都可能有錯，但是他給你一個“典範”，什麼是“典範”？就是他開了一條路，你就得沿著那個路子走，中國哲學史研究也是，白話文學史也是，小說考證也是，你看現在研究《紅樓夢》，好多後來者，不是都在胡適的延長線上嗎？
▍東方歷史評論：他是開了很多新的研究風氣。
葛兆光：過去說，“但開風氣不為師”，可是開了風氣，就自然成為引路的導師。所以我覺得，我們判斷學術史意義應該有另外一套標準。第一，是誰或者是誰的研究，給學術史轉型做了最大的推動，使得傳統學術轉型到現代學術；第二，是誰影響了最大批的學者，投入到這一個轉型的學術潮流裡面，第三，才是說誰提供了具體的研究典範讓人家去追蹤和模仿。所以，我覺得一九九〇年代開始出現“學術史熱”，但是，說老實話還是借著學術史談思想、談政治，還不完全是談學術，因為學術史的評價，應當另有一套標準。比如說，王國維你就不能總討論他跳昆明湖這事兒，你得去討論他的甲骨文和早期中國史研究有什麼意義，他的蒙元遼金史研究有什麼意義，這才是真正的值得討論的，而不是說討論他作為遺老怎麼樣，如果用那些內容來討論，那只是在討論他個人生命史的意義，而不是在學術史上討論他的意義。
(本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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